胡杨自传体遗作

门球狂人

　（１４）组长不好当

在我之前，八一中学已经从全国各地招聘了多名教师，涉及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生物、体育各个学科，总计17人。其中，我们化学组有3人，一名姓董的河南老师，一位姓王的河北老师，和这两位相比，我有年龄和文凭的优势，自然受到重用，给了一顶“官帽”——化学教研组组长。
不过，这样的组长不好当，因为遇到麻烦事组长首先得顶上去。
比如85年4月，学校召开春季运动会，急需田径比赛时发令用的纸炮，这种纸炮在发令枪扳机的击打下能发出炮仗般的声响，并产生一股青烟，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当时喀什地区买不到，校长让化学组想办法配制，这一难题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虽然知道“一硫二硝三木炭”火药配方，但那是配制黑火药的原料，黑火药遇到火苗才会燃烧，显然不能用。偏偏因为初来乍到，我手头没有任何相关资料，只能在实验室选用强氧化剂和燃点低的药品配合试验，其中有一次，当我把红磷和硝酸钾按照比例取样后，小心翼翼地用玻璃棒搅拌混合，忽然轰的一声的发生了爆炸，一股浓烟直冲天花板，所幸人没有受伤，只是脸被熏黑了一块，衣服袖口烧出了几个小洞。
我没有退路，只能冒险继续试验，最终，找到了合理的配方和操作程序，制做出的纸炮不仅为八一中学运动会所用，还为县一中、三中也解决了这一难题。
　　再如1986年5月，喀什地区教研室决定举办高中化学实验培训班，旨在解决化学教学中演示试验的操作和效果，培训地点选在了八一中学，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担任培训班授课教师。
接到这一任务后，倍感“压力山大”，因为这次培训班面对的是高中课本内容，实验项目多、难度大，作为授课老师，不仅要确保实验的成功，而且要总结出操作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更重要的是要让后学员学会操作。
于是，从3月份开始，我的课余时间都泡在了实验室，反复验证一个一个的课本实验内容，其中有一个氢气和氧气的爆炸实验，按照课本的介绍的方法，成功率比较低，我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对这一实验做了大胆改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这种混合气体不仅一点就爆，而且所有学员都能轻松地完成。授课结束，我受到好评，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干部局评为一九八六年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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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玩命疏勒县

８６年9月份，我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人事厅评为自治区级（省级）优秀教师，获得奖章和证书。
同年教师节，被评为喀什地区优秀班主任，喀什日报8月19日刊发了记者的采访报道，标题是“似春风雨露，如严父慈母——记应聘教师、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解璀林”。
1987年，获得县优秀教师称号，当选疏勒县第八届人大代表。
1989年，被评为喀什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0年暑假期间，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当时的校长郭孟雄找我谈话，要我担任教导处副主任，我一口回绝了，理由是自己只想当个好教师。谈话后第二天，我回到陕西老家探亲。郭校长没能留住我，便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邮寄到老家，读了这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长信，我知道无法再拒绝了。
副主任干了不到两年，1992年，升任教导处主任，1994年又调整为副校长。在副校长任上，校党支部书记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考虑组织问题，我表达了会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不必拘泥形式的观点，婉言谢绝了。自己出身不好，入党时不能隐瞒，这种伤痛我不愿意再次被撕裂。
还是在副校长任上，疏勒县在乌鲁木齐沙区西虹路买了一块地，准备为科级干部修建住宅楼，个人只掏盖房的成本费，每平方米800元，总房价6万4千元，我的级别是副科级，抱着有枣没枣打两杆的心态报了名，没有想到获得批准。
这套房９５年交工后，我一直未住，2009年以28万元售出，虽然按照当时的行情属于贱卖，但也小赚了一笔，有了这笔钱，加上东凑西借，这才在北京买了房。这是后话。
1991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高中教师专业合格证书。为了这一证书，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在工作之余，还要啃书本，什么高等数学、分析化学，那些晦涩难懂、和高中教学不搭界的内容，都得去学、去记、去应对考试。这一过程，陆陆续续达三年之久，证书到手之日，也是头发变白之时。
1993年、1996年，先后获得中教一级、中教高级职称。
在八一中学任职十多年，无论是在什么位置，我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并多次担任高三毕业班的化学教学。无论在教学岗位，还是在管理部门，自己都在玩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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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充当敢死队

1998年，我调入县教育局督导室，担任县人民政府督学。
这一时段，恰逢自治区开展“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验收，督导室成为落实两基验收的职责部门。
疏勒县地处祖国边陲，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农村人口中，中壮年人群中文盲多，青少年人群中辍学者多，两基验收任务重、难度大。
在牙生督学的带领下，我们组建督查验收组，深入到每一个村镇，逐一对所有学校进行检查。因为两基验收项目非常繁杂，常常一所学校要跑多次也难以达到标准，更要命的是，基层学校一些主管这一项目的老师，业务能力差、工作态度差，前面布置的任务，他“马可、马可”（好的、好的）地应允了，后面去检查，往往还是老样子。
就这样，周内我们逐一在各个乡镇学校进行检查，双休日回到教育局进行数据汇总，有时还要晚上加班。那一时段，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两基验收，我们就像冲锋陷阵的敢死队员，已经没有了退路，只有拼死一搏。
2000年，疏勒县两基验收终于过关。
200１年冬天，体检中查出冠心病，先后在县医院和陆军第十二医院住院治疗。
200２年，适逢机构改革，加之因为身体欠佳，我决定申请病退，到县委组织部递交退休申请时，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偷偷地告诉我，县政府即将换届，需要物色一名无党派科级干部担任副县长，你刚好符合这一条件。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所以没有动心，递交退休申请后未等获得批准，便匆匆忙忙离开了疏勒县，搬迁到到乌鲁木齐市。那时，女婿在新疆军区，女儿在乌鲁木齐91中学，我们的户口也随迁到乌鲁木齐。
2003年3月，我的退休申请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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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专职打门球
　
定居乌鲁木齐不久，天山区一家培训机构向我伸出了橄榄枝，要求我去他们那里授课，开出的条件很优厚。我拒绝了，因为我给自己退休生活的定位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能让自己高兴的事。　
干什么事情呢？首选自然是打门球。
说起打门球，我也算是门球界的一位元老。1987年，门球从日本引进中国不久，我就“捷足先登”了。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纯属误打误撞。因为那时的我属于“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养狗”的书生类别，一点生活情趣也没有，刚好，疏勒县体委的一位朋友动员打门球，于是就答应试一试，不料想这一试，竟然试出了“割舍不下”的后果。
在职时，打门球是“副业”，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现在退休了，打门球自动“升级”成“主业”，为了使自己的打球获得支持，我把老伴也发展成同盟军。自此以后，我们经常早出晚归，结伴出没在乌鲁木齐的多个门球场。后来，认识了新疆农科院的梁永平处长，一起组建了“康乐”门球队，梁处长有车，经常带我们一起“南征北战”，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球队一打就是一整天，中午有家不回，轮流做东在外面吃饭。
2006年11月，我们球队一行五人，去海南三亚打球。
在三亚河畔，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统一食宿，轮流做饭，中午饭和晚饭，还有“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每天上午在三亚老干局球场打门球，下午去三亚湾、大东海游泳，隔二见三地还会外出旅游几天。那段日子，不是神仙赛过神仙，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结束了这一段候鸟生涯。
2008年去了北京后，干活之余，打门球依然是第一选择。在房山区、丰台区、东城区、朝阳区、通州区的多个门球场打过球、参过赛。特别是在房山区，我带领的碧桂园球队，只要参加比赛，基本上都能拿上名次，另外，我和老伴还参加过在河南焦作举办的夫妻赛，参加过在泰国举办的国际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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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死灰复燃”写作梦

我不经意间地第二选择是写作投稿。
我喜欢写东西，植根于中学时代，因为那时就有过写作的冲动并发表过作品，退休后成了闲人，这种冲动“死灰复燃”，在乌鲁木齐六年，本着信马由缰、有感而发的原则，陆陆续续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
其中，刊发在《门球之苑》、《门球研究》的论文13篇，刊发在《乌鲁木齐晨报》的散文、小小说8篇，刊发在《老年体育》的报道、论文6篇。
另外，在兵团门协原秘书长房邦杰的忽悠下，2007年编写了《实用门球培训教程》一书。这是一本为新疆门球培训编写的教材，内容涉及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全书8万多字。
这本书从选材、制版、插图到封面制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下，由我独立完成，写完这本书，经不住“考验”的头发日渐“离岗”（脱落），导致花白稀疏。
2008年，决定搁笔休整，但在三亚度假期间，看到许多有趣的人和事，经不住诱惑，又提笔写出了27篇“候鸟行动”系列游记散文，共计3万多字，全部内容发表在中国门协官方网站的网友论坛上，部分内容选发在《门球咨询》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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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志愿者生涯
　
充当志愿者不是我的选择，但因所干的事均和门球有关，爱屋及鸟，所以也就乐此不疲了。
我在三个部门当过志愿者，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门球协会、新疆老年人体育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门球协会。这种差事说好听一点叫老有所为，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废物再利用”。
给这几家干活，一分钱不挣有时还要倒贴。比如我给新疆门协干活，协会领导给我送了一顶“高帽子”——中国门协的通信员，负责报道新疆的门球活动。这种差事，吃苦受累尚且不说，还要有电脑、会上网，门协是个“讨饭吃”的部门，没有钱购置设备和支付培训（电脑培训）费用，只能自掏腰包了。
我在这些部门有多种多样的身份：领导开会要讲话、年终要总结，我是秘书；组织赛事活动，我是勤杂工；报道赛事活动，我是随行记者；协会办班（教练员、裁判员培训），我是授课的“教授”。活虽然干得不少，但因资历太浅，犹如“小三”一般没有 “名分”，对外一律介绍为“解老师”。以后，新疆老年体协换届，这才将“解老师”“转正”为老年体协委员，新疆门球协会协会也在5年之后（2009年），聘任我为协会副秘书长，此时我已经离开新疆，但还推脱不掉，只好充当了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角色。
在乌鲁木齐期间，因为参与门球活动的缘故，我去过新疆的很多地州市和兵团的多个团场，包括阿克苏的兵团农一师，也多次光顾，在那里办班授课之余，和那里的门球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二十年前，我从一团三中不辞而别，老有一个心结，觉得愧对他们，现在为他们做一点奉献，一分钱的报酬不要，也算良心上的一点慰藉。
参与这些活动，虽然只是混个“肚子圆”，但有“舍”就会有“得”，这一过程中，我在门球方面的成就得到肯定，能力有所提高，为后续在全国门球的舞台上施展拳脚作出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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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北京再就业

退休后从未想到再去打拼挣钱，这里所说的再就业完完全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其过程犹如下棋，你来我往地走到了那一步。
说来话长。２００５年，为了给门协干活，我开始“触网”，结识了一位山东籍网友，这位网友是个文人，当过记者，此后他自立门户，承包了《老年体育》杂志，需要我去帮忙。
于是2008年9月，我离开乌鲁木齐，只身前往北京。
为网友帮忙，我提出的条件是，给我在北京租一套住房，不要工资。按照当时的行情，租房费用在1000元左右。在北京，这点钱雇个保姆都不够，所以，有朋友开玩笑说，老解，你把自己贱卖了，你傻呀。我心想，自己原本就不值钱，贱卖就贱卖，又不是第一次。正是这种阿Q精神，才让我有了乐此不疲的工作动力。
《老年体育》隶属于《体育博览》杂志社（国家体育总局刊物），牌子很大，首页上什么社长、顾问、编委林林总总一大帮领导，其实干活的只有两个人，这位网友和我。网友还要跑业务，所以每一期杂志的组稿、编辑主要由我承担，如果稿件不够用，还要赤膊上阵，自己写稿，那一阵的工作，用四脚朝天、焦头烂额来形容不为过。
拼死拼活干了一年，2009年年底，因为承包费用未达成协议，网友宣布退出承包，我面临“失业”，为杂志栏目撰写的《门球大讲堂》一书（6万字），也随之搁浅。
在杂志社干了一年活，一分钱工资没有，还花5千元自己买了一台电脑使用，年终结算，不知道按照什么标准，网友给我算出了400元的稿费，说是以后再给，最终这笔小钱也不了了之。用一句不太雅的老话来形容，这一年我就是秃子嫁汉——倒贴。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也就释然了，没有这位网友的引荐，我进不了北京，进不了北京，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免谈了。
这一年，还有一个插曲。乌鲁木齐发生“七.五暴乱事件”，一伙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了打、砸、抢、杀的暴行，汉族人为之惊恐，于是，赶忙让女儿在几天内卖掉了乌鲁木齐干休所的住房，勒紧裤腰带在北京房山区购买了一套蜗居。因为在北京有了家，所以《老年体育》停办后，并没有回到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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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风光的苦差事

2010年3月底，得知我“失业”的消息，《门球之苑》杂志社立即给我发了聘书，4月初，我走马上任，正式成为《门球之苑》的一位编辑。
在《门球之苑》干活，最初是每周上一天班，以后是每月上一天班，再以后是不去上班，通过网络就把活干了。按照杂志社的分工，我负责一个版块，每期有10个版面的编辑任务，其中还包含我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从满足读者需求出发，最初命名为“菜鸟门诊”，以后换成“教你打门球”，再以后又换成“跟我学”。名称虽然不同，但“换汤不换药”，内容都是传授门球的技能和技巧，专栏每期两个版面，字数在2500左右，七年间，粗略统计这一内容，也洋洋洒洒地写了将近10万字。
这次去《门球之苑》应聘，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提任何条件，但杂志社并没有亏待我，我负责的那些版面，几天时间就能干完，而且待遇不菲，每月固定工资加上稿费、采访补助等，有几千元的进账。之所以如此，不是我学会了砍价，因为我是个买菜都要经常“缴学费”的人（老伴的评价），这些待遇，有些属于甲方制式合同所规定，更多的是老板齐欣知人善任的奖励政策。
《门球之苑》杂志也挂靠在《体育博览》杂志社，最初属于北京市门球协会的会刊，被第三方承包后升格为中国门球协会的会刊。由于这层关系。中国门协每年举办的大型比赛（约有7—8次），杂志社都要派人采访，这种差事会经常落到我的头上。这一时刻，我摇身一变，成了胸前挂牌子的记者，而且来自北京，“狐假虎威”地挺能唬人。在外人眼中，这一的差事混吃混喝的还有辛苦费，风光无限啊！其实这是一份苦差事，白天要跑赛场，写稿全靠熬夜，更要命的是，除了给杂志写报道，有时还要给网上发信息。写稿我是快枪手，有些比赛单是网上的报道，几天的比赛时间，就能写出几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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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十年再回首

杂志社因为和中国门协有从属关系，中国门协如果有需求，杂志社都要去派人去当义工。比如，中国门协每年要召开一次秘书长会议，只要抽调了我，会议的主要材料，包括秘书长的讲话都由我捉刀。这活我陆陆续续干过多年。
2011年，中国门协组织专家修改《门球竞赛规则》，我被抽调参与其中，门球规则中“得分不封顶”的条款能被写进修改内容，正是在我和周正老师的坚持下得以落实，这一修改被门球人称誉为门球的一场革命。修改会议结束后，繁杂的文字整理工作也由我一人承担，此后，还参加了这一规则的培训工作。
2013年，中国门协组织编写《门球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一书，这是中国门球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教材最初由浙江大学体育系一位教授执笔，耗时近一年，样稿提交杂志社专家成员审查后，结论是不能用，原因很简单，教授不会打门球，也从来接触过门球，写出了许多外行话。让一个没有接触过门球的人写门球，打着鸭子上架，结果只能是呵呵了。
无奈之下，我和杂志社张玉生老师被推到台前，重新编写了将近15万字的书稿，成为全国门球教练员培训的唯一蓝本。
中国门协举办教练员培训，我还有过当“教授”经历。说来有趣，这种培训班的宗旨是培训国家级教练员，成绩合格者要颁发国家级教练证书，我作为授课、出题、阅卷的老师，却是国家一级教练员，比国家级低了一个档次，这犹如让一个高中生去给大学生讲课并颁发证书，说句实在话，我要给自己办个国家级教练员证书，不是办不到，不想办、也懒得去办罢了。我这一辈子都把名分看得很谈，虽然能高调做事，却更愿意低调做人。
　　2017年，因为查出癌变，我辞掉了《门球之苑》的工作。
回顾将近10年的“北漂”生涯，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岁月。
这10年，杂志社老板敬重、同行尊重，为专栏陆陆续续写出的文章，因文风幽默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和喜爱，其中陆续连载的门球技战术知识讲座内容应读者要求还出了单行本。
这10年，因为经常外出采访，搂草打兔子般地游览了诸多的名山大川，结识了全国各地众多的门球朋友，在门球界混得还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
这10年，在中国门协当过差，出国打过球，在海南澄迈为中国老年大学讲过课，还在清华大学为球友们表演过门球技巧。清华大学之行，让我感触颇多，因为圆了我50多年前的“清华梦”。
10年筑辉煌，岁月不算短，回首却是弹指一挥间。10年后的今天，我人生的列车，正缓慢地驶向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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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心脏要搭桥

2015年2月底，我在一次急匆匆地行走过程中，忽然有心绞痛症状发作，之后又接连发生多次，心生疑虑，于是就近在房山区良乡医院做CT检查，发现冠状动脉血管有三处严重堵塞，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
良乡医院虽然也是三甲医院，但毕竟属于区级医院，给出这样的诊断结论让人心中感到不踏实，为了确诊，我到北京市阜外医院又进行复检，结果相同。
3月5日早晨１０点，我被推进阜外医院手术室，麻醉药物让我昏睡了24小时，3月6日清醒，才知道签了生死文书的手术过程：从我的右腿上取下一段血管、锯开胸口的肋骨、在冠状动脉梗阻处搭桥三根、然后用钢钉将肋骨固定复位，最后包扎伤口。手术过程很顺利，前后到两个小时，此后被送进重病监护室。
３月５日回到病房，只觉伤口疼痛、浑身无力，神志不太清醒，最难受的是口干舌燥，却不让喝水，还要护工和孩子拼命拍打后背，要我咳出肺部的积液。每每到了这一时刻，看到别人喝一口矿泉水，我就感到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在医院度过了难熬的6天， 3月11号，医院安排出院。当时伤口尚未愈合，下不了床，走不了路，医院之所以这么快要病人出院，原因只有一个，候诊的病人太多。
为了方便起居，孩子从网上购买了医用病床，回家后，继续用护理带缠紧肋骨，躺在床上静养。
在老伴精心的护理下，三个月后，身体基本恢复，胸口护理带得以解除，可以自由行动了。
重获“自由”之后，我决定去山东疗养，因为2014年我们在山东龙口东海区买了一套住房。
说起龙口买房的经历，有点心血来潮。当年8月，我和周正老师在河南焦作参加夫妻赛，赛后应周老师夫妇的邀请，去龙口看他们购买的海景房，被那里的环境所感染，憧憬“面朝大海，看潮起潮落”的美景，急匆匆也买了一套75平米的住房。也怪当时手头有30多万元，这可是多年积蓄下来的辛苦钱啊。
6月中旬，我和老伴来到山东龙口。每天，我们要么打门球，要么去游泳或看海，要么去集市或港口购物。这段日子，除了前胸刀口处有微痛之外，身体恢复得与常人无异。
10月份回到北京，在减掉采访任务后，因为无法推脱，又成了《门球之苑》的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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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为什么是我？

2016年年底，去海南为中国老年体协举办的门球培训班授课，期间不慎感冒，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发展成肺炎，回京后在北亚医院住院治疗，CT检查出右肺下叶有2厘米大小的“结节”（肿瘤），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怀疑肺Ca。医生出于隐瞒病情的需要，把“癌”字打成“Ca”，但却告诉了老伴实情，震惊之余，老伴偷偷地告诉了女儿和女婿，于是女婿以出差为借口来到北京，陪同我到到北京301医院复查。
在301医院，强化CT再次扫描出结节 ，接着做支气管镜检查，未查出病变，按照医生的说法，下一步要做活检，即通过肺部穿刺，取出肿瘤样本，检测基因突变的类别，确诊后再手术治疗。
检查到了这一步，我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一开始想不通，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
因为临近年关，决定暂缓活检的检查。过年期间，急不可待地学习肿瘤知识，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上海何裕民中医大夫“肿瘤也是慢性病”一书，如获至宝，何教授的观点是，通过中医治疗，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进而达到与癌“和平共处”的效果。
于是决定放弃活检和手术治疗，这时，了解到一位同龄人吃中药治愈癌症的信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新疆阜康县一位姓李的中医大夫，从2月中旬开始服用中药。
李医生所开中药，不需要煎煮，每次一小包，用开水冲服即可，只是每天要吃四次，所以每晚12点以后，还有一碗汤药“夜宵”。
服用中药一个月，病情有所缓解，连续服用四个疗程（四个月），整体感觉不错，口干舌燥的感觉消失，吃饭有了食欲，精神状态基本恢复到常态，只是肺部还有堵的感觉，偶尔还有干咳的症状，另外，从4月份开始，头部莫名其妙地发痒，其实这是肺癌脑转移的症状，自己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任其发展，痒得难受时便使劲用手挠。
第五个疗程尚未结束，出现头疼、头晕和咳血症状，告诉李大夫症状后，他让我加服云南白药，止住了咳血症状，他还告诉我，可能出现了脑转移，最好去医院做头部CT检查。
这时，我在龙口度夏，急急忙忙去当地一家医院，CT检查确诊，肺癌发生了脑转移。这位医生的表情告诉我，已经到了晚期。
　　我并不惊恐，因为经历了半年多的煎熬，该想的都想过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已经七十多岁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多岁，到了该走的年龄段了，没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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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盲吃靶向药

虽然已经确诊脑转移，我还是决定继续参加参加中复康（一家做老年产品的公司）在青岛、庐山、黄山举办的旅游、度假、打门球活动。当时这样想，这也许是我人生的一次告别“演出”，虽然不会轰轰烈烈，但也要有始有终。
然而青岛、庐山的活动结束后，还未等到上黄山，头痛难忍，走路脚下不稳，时不时有踩空的感觉，还发生了被酒店茶几碰伤膝盖的情形，只好放弃最后一站，直接返回北京。
回京后，7月26号，再次到301医院复查，确诊为脑转移，脑部有了积水，而且肺部结节增到到4厘米左右。我知道脑转移意味着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这位医生给我一个建议，可以“盲吃”靶向药。
原来有一种专门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药，因为指向性极强，犹如打靶一般精准，所以称之为靶向药。但服用靶向药物之前，先要做基因检测，确定基因变异的类别后，才能精准用药。我因为未做基因检测，就稀里糊涂地吃，属于“盲吃”类别。医生之所以让我“盲吃”，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理论依据。还有一线希望，那就吃吧。医生给我开了两盒“凯美纳”，让我吃完后再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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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瓜娃头上有青天

　　我决定回乌鲁木齐。一则我的医保在新疆，二则女儿一家在乌鲁木齐，便于照看我，三则我不想死在北京。
离开北京之前，考虑到可能发生“有去无回”的后果，将家中不多的一点存款全部转到老伴名下（过去老伴不管钱），该交代的事情也都做了交代。比如，如果到了病情恶化的程度，不必抢救；如果去世，不要告诉老家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朋好友，不必开追悼会，让我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老伴以泪洗面。
8月6日回到乌鲁木齐。8日住进新疆肿瘤医院，先是一系列地检查：血检、B超、骨扫描、肺部、腹部CT，后续还准备安排活检和基因检测。10日，CT结果出来，主治大夫告诉我，因为结节太小，无法取样，活检做不了，基因检测也不用做了，继续服用凯美纳就可以了。输液4天后，脑部积水消失，医生让出院。
从7月底到8月8号（CT检查之前），服用靶向药10天左右，右肺结节已经变小到1厘米左右，靶向药的神奇功效，让人不可思议。我暗自庆幸，这种“盲吃”靶向药，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看起来阎王爷一时半会儿还是不想召见我，不由得感慨：瓜娃头上有青天啊！
开始服用凯美纳，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副作用，头上、脸上出疹子，皮肤发痒，大便干燥。对此，我一是忍，毕竟救命要紧；二是运用土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试用芦荟胶涂抹止痒，采用喝蜂蜜水、多吃香蕉等方法通便。时至今日，皮肤发痒的副作用依然存在，但已经有很大程度减缓，变成星星之火，只是在局部区域复燃。
自此以后，我就成了肿瘤医院的常客，每过三个礼拜，就要住院一次，以检查之名，行开药之实，因为医院有规定，每一次住院最多能开药三盒，够吃21天。
这种住院实际上属于挂床，并不占医院床位，于公于私可算是双赢的效果，但这种住院模式因为发生了骗保的事情，2018年被国家明令取消，要住院就正儿八经地住，每天晚上病人要点名查房，给后续治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是后话，不说也罢。
转眼到了11月份，屈指算来，已经超出了脑转移病人四个月的生存期，窃喜之余。略有一丝担忧，因为长期服用靶向药，会产生耐药性，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耐就耐吧，反正已经度过了死亡期，活一天就是赚一天。
这时，乌鲁木齐进入严冬，空气质量很差，PM2.5值经常爆表，女儿和女婿决定让我们去海南过冬。
11月23号，我们来到了海南澄迈县老城镇，住在一个御景湾的小区。春节前，我和老伴还乘坐游轮，去越南玩了一趟。2月19号，春节还未过完，因为又到了复查的时刻，我返回了乌鲁木齐。
2月23号，入院复查，肺部结节略有减小。
满打满算，截止到2月24日，服用靶向药凯美纳已经6个月，我获得凯美纳后续免费用药项目办的赠药，自此以后，每个月我只要按照要求填写好随访单，都可以获得4盒免费药，价值将近6千元。省了钱事小，关键是靶向药有效地抑制住了癌细胞的生长，肺部的结节缩小到1厘米左右；身体消瘦的趋势得到遏制，体重由62公斤增加到65公斤左右；除了偶有肺部堵塞的感觉外，其它情形和常人无异，每天打门球还是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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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自认倒霉

肺部肿瘤得到控制后，我想到了治疗眼病。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还是在去年，我在北京301医院检查时，唯一视力正常的左眼查出老年性白内障，医院建议住院治疗，当时，癌症已到晚期，心灰意冷、极度沮丧，命都要没了，有个视力一点五的眼睛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情况好转，既然还有生存的希望，眼病该考虑治疗了。于是，4月中旬，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做了左眼白内障切除手术。
手术好像很成功，左眼不红不肿，但视力的恢复却没有达到我需要的效果。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手术当天，由徐琳大夫做白内障切除并植入人工晶体的病人有6位，我排第5名，确定手术植入能够看远景的人工晶体，第6位患者是一位5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她要求植入能看近景（手机和电脑）的人工晶体，但是手术后，我却成了近视眼，看远处的东西很模糊，看手机电脑上的字不用带老花镜了，我估计是手术中给我安装人工晶体时，和第６位病人发生了置换反应。去医院询问，大夫根本不认账，信誓旦旦地说手术绝对不会出错，我的视力之所以没有恢复是因为眼底还有黄斑前膜病变。我没有第6位病人的联系方式，不知道她的情况，确定不了误诊的结论，也不想再为此事费心劳神，眼睛总算还能看近，自认倒霉吧。
　

门球狂人

（２８）补办结婚证

2018年4月，我和老伴决定卖掉山东的住房，用以治病。其实，我心里明白，癌症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最终也保不了命，我不愿意上演人死财空的悲剧。我甚至想到，真到了那一时刻，该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听说瑞士允许安乐死，如果中国也能为安乐死颁发通行证，该有多好。遗憾的是，这样的死法在中国估计永远实现不了。
5月1日，我们去山东龙口卖房。然而，此行并不顺畅，因为房本上写的是我们老两口的名字，卖房要有结婚证。
真是让人想不通，房本上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两个当事大活人，拿着公安部门颁发的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我是户主解卫霞的父亲，老伴孙水莲是母亲，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婚姻关系？岂非咄咄怪事。
想不到５０年前的失误，却在今天来买单，郁闷呀。
和孩子商量后，决定先回北京搬家，再回新疆补办结婚证。
5月10号返回北京后，在北京及周边玩了一个多月，处理掉了一些带不走的家具和衣物，6月18日，回到乌鲁木齐。
回到乌鲁木齐后，在天山区民政局补办了结婚证，我们不想再折腾去山东卖房，于是办理了委托公证，出售山东住房的事宜交由女婿全权处理。
转眼到了9月，想想自己的病还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刻，趁着现在还能走动，决定再回一趟陕西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