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自传体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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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傻）娃 头 上 有 晴 天

              

                                                               解璀林自传篇

           

                                                       序  言

   我属狗相，今年是本命年。还是在去年年底前，老伴就给我买好了红裤衩，说是本命年必须要穿。

   过了今年，我就到了“阎王爷不请自己去”的档口了。近几年，我的身体一直不争气，能不能迈过七十三这道门槛，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趁着自己思维还算清晰，我陆陆续续写完了《家史略记》的内容，其中有爷爷奶奶的苦难篇、父亲的冤案篇、母亲的刚强篇、继父的奉献篇、姐姐的聪慧篇。

   该写我的自传篇了，首先想到给自传篇拟个标题，却迟迟动不了笔，我想不出一句恰当的词汇能对我的人生进行概括。

   因为立足职业角度，我当过最底层的农民、当过游走乡里的工匠、当过朝不保夕的代课教师、当过不拿钱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当过背井离乡的招聘教师，最终从政府部门教育督学的岗位退休；退休之后被人相中，在杂志社当过记者、编辑、在多个协会当过顾问、理事和教授。

   另外，我一生中居无定所，除了在陕西老家度过的接近四十年，中年迁移到新疆，先后在阿克苏、喀什、乌鲁木齐生活过三十年，退休后又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年，期间还在山东、海南有过度夏、过冬的经历，每次搬家，都有三言两语说不完的事。

   苦思冥想之余，忽然来了灵感，想起陕西老家人常说的一句话——瓜娃头上有青天。

   老家人把傻子叫瓜娃，但这句话中的“瓜娃”，并非混沌痴呆的患病者，而是泛指诚实之人，这句话字面含义可理解为：傻人在老天爷庇佑下，也会有时来运转的机遇；若要仔细分析，才能感悟出这句话中饱含哲理的因果关系：因为傻，才会少了算计、多了付出；因为傻，才会少了投机、多了拼搏，唯此，才有可能在人生的困境中绝处逢生，才有可能在人生舞台上最终走向柳暗花明。

   回顾我的一生，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正宗瓜娃，但在上天的眷顾下，有了跌宕起伏、苦尽甘来的人生经历。

   在撰写瓜娃自传内容时，我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穿插了一些幽默和调侃，旨在提高阅读的兴趣，但记述的所有内容，无论人和事，以及时间、地点，绝不失真，是货真价实的自传篇。

   如果你是我们家族或亲友中的小字辈，望你能仔细品读，从而感悟出世事的无常、做事的艰辛和做人的不易；如果您是同事、朋友或球友，可在闲暇之时当作茶点，也算老解为您精神生活所能做的最后一点奉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书写自己落难的内容时，回想起当年落井下石之人，虽然依旧心生怨气，但最终还是原谅了他们，因为随着文革的终结，适应这些人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复存在，有的家穷途潦倒、有的家妻离子散、有的家因家风传承已经祸及子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大千世界，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所以，在书写到这部分人和事件时，只叙事而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

　　　　　　　　　　　　                           2018年3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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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１）不幸的童年

（２）伴随饥饿成长

（３）高中也算是学霸

（４）梦碎求学路

（５）补定地主成分

（６）无端地报复

（７）反标事件

（８）先结婚后恋爱

（９）晋升一等农民

（１０）转折点

（１１）心酸地辞职

（１２）背井离乡应聘路

（１３）逃离兵团

（１４）组长不好当

（１５）玩命疏勒县

（１６）充当敢死队

（１７）专职打门球

（１８）“死灰复燃”写作梦

（１９）志愿者生涯

（２０）北京再就业

（２１）风光的苦差事

（２２）十年再回首

（２３）心脏要搭桥

（２４）为什么是我

（２５）盲吃靶向药

（２６）瓜娃头上有青天

（２７）自认倒霉

（２８）补办结婚证

（２９）最后的心愿

（３０）迟到的结论

（３１）失败的尝试

（３２）免疫治疗

（３３）感受死亡

（３４）图片集锦

（３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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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幸的童年

1946年正月13日（农历），我在陕西省周至县竹峪乡解家沟村呱呱坠地，是继姐姐之后第八个年头父母才有的男孩，也是奶奶在索娘娘庙（送子娘娘庙）烧香、磕头求来的宝贝疙瘩，所以奶奶给我起名“索台”，意在彰显索娘娘神仙的有求必应。
当时，正值父亲从国民党部队“衣锦还乡”之时，所以我有一个比较风光的满月宴。宴请之后，我凭空多出了三个“亲人”：两个干伯、一个干大（爸）。
这一段经历，应该是我是童年最辉煌的时刻，只是这种辉煌，襁褓中的我并不受用，等我长大后，它带给我的只是负担：逢年过节都要去给这些平时很少来往，见面要叫干大（爸）的陌生人叩拜问安。
幼小的我可能也是一个“吃货”，因为母亲先后给我找过两个奶妈。第一个奶妈家孩子多，我特不受待见，经常是她们家那些小哥哥、**姐“练武”且不敢还手的“陪练”。长大后母亲曾说过这段经历，她去奶妈家接我，多次看见我坐在地上委屈地小声抽泣（不敢大声哭）。拜托这位奶妈所赐，我的右眼最终在她家落下了残疾，终生视力都在0.4左右。在第二位奶妈家我得到了疼爱，所以断奶后的亲情依旧，逢年过节我都要给奶爹、奶妈磕头拜年，直到两位老人去世，奶哥、奶弟他们家至今也和我有割不断的亲情。
1951年，我5岁，父亲因为杨克勤事件蒙冤致死，父亲死后4个月，弟弟出生，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家境一下子跌落到十八层地狱，母亲依靠卖房卖地苦撑了两年后，继父进了家门。
有了继父后，一家六口的日子依然过得十分艰难。印象之中幼年的姐姐便不再上学，和母亲一道纺线织布，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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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伴随饥饿成长

1952年，我7岁，开始上学，就读在村里一所四年制的小学，启蒙老师叫吕武棋，我因为听话、脑子灵光，经常得到吕老师的口头表扬。
那时候的小学要上六年，四年后的1956年，我转入青化小学。这是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距离家将近两公里，路程不算太远，但来回要上下一个很陡峭的土坡，还要穿过一个悬空的土门洞，一旦遇到下雨天，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雨鞋，路滑坡陡，只好赤脚爬行。
套用后来“赤脚医生”的流行用语，我在青化完小可算作一名“赤脚学生”，直到上了初中，母亲才在旧货摊花5毛钱给我买了一双旧雨鞋。
1958年，我考入周至县哑柏中学，开始读初中。
那时候还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一说，上中学要交学杂费、书本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但那时候的钱值钱，8分钱就可以买一碗素面，对于一个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家庭来说，缴几块钱的学费那就是难事。记得每每到了开学时间，坚持要让我读书的母亲便会不顾继父的不悦，四处求人为我筹钱。
继父之所以反对我读书，一是因为生活所迫，二是认为读书无用。好在他也只是反对，但并不坚持，所以我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继续上学。
哑柏中学在镇上，距离家5公里左右，于是我变成了住校生。因为家穷，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菜，每天的伙食便是家里带去的杂粮馒头和萝卜菜，喝学校免费供应的开水。到了初一的第二学期，在班主任马冀文老师的鼎力帮助下，我申请的困难家庭助学金获准，每个月3元，够交伙食费。正是这每天一毛钱的补助，支撑我在哑柏中学一直读完了高中。
初中三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阶段（1959—1961年），在全国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在校生，受到国家照顾，每月有２０多斤的定量供应，已经是很奢侈的标准了。当然，这一标准完全填饱肚子还有困难。于是每天的早饭，学校食堂一成不变的都是“调和珍子”——包谷糊糊里面煮些萝卜丁，再加一把盐。这种现在可以称作纯绿色的“营养餐”，提供的营养有限，只是能够灌涨肚子，满足胃口的一时之需。
这一阶段，还经历了大炼钢铁运动，我们在校生也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之中，除了回家砸锅卖铁，还要经常去渭河滩捞铁砂，大冬天穿着雨鞋，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盛半脸盆河沙，在水中左右晃动，让水冲走沙子留下铁矿沙。同村有一个叫解有良同学对此有怨言，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政府号令发，河滩浪铁砂，手脚都冻麻，还说思想瞎（读ha）。
初中阶段，正是身体发育需要营养的时刻，可是偏偏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有时偶尔上街，看到商贩卖的油条、水煎包之类小吃，常常馋得迈不开腿。
三年自然灾害，据说全国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我也目睹过一位老人因饥饿而死的惨状，我能健康地活下来，已是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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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高中也算是“学霸”
　　
　　1961年，我升入高中。我们的中学时代，初中升高中犹如鲤鱼跳龙门，难度很大，我所在的初六一班将近60人，考入高中的只有10人，整个周至县，也只有四个高中班。考上高中，意味着靠近了大学门，农村孩子只有考上大学，毕业后才能端上铁饭碗，“十年寒窗苦，只为四十八块五（大学毕业生工资）”，这就是当年农村孩子读书目标的写照。
虽然高中不好考，但上了高中，学习的过程要比现在轻松多了，没有乱七八糟的课外辅导资料，没有节假日一对一的特殊家教，每天的作业课堂上就完成了，课余时间，我都是在学校阅览室度过的。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什么《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大本小说都饥不择食地读完了。
　　读的书多了，作文水平有了长进，还不知天高地厚地爱上了写作，曾在咸阳日报上发表过几首儿歌，一篇标题为“站岗”的处女作，至今还记得：“小胖和小方，拿钱到街上，不买水果不买糖，合买一支小木枪，回家妈妈问，二人齐开腔，要学爸爸样，晚上去站岗。”
回到正题。
　　在我们班上，我年龄最小，高一时不到17岁，单纯、胆小、情窦未开，一门心思只有学习，加之记忆力很强，许许多多的课本内容，看一遍就能记住，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班上学习成绩能和我不相上下的只有一个叫陈全世的同学，但他的语文成绩一直处于下风，以此标准来衡量，套用现在一句流行语，高中阶段我也算是一个“学霸”了。
呵呵，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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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梦碎求学路

转眼到了1964年7月份，我们面临高考。那时，报考自愿考前要填报，填报自愿时，我对上大学信心满满，一般大学压根入不了我的法眼。第一自愿填报了清华大学，第二自愿填报了北京大学。和我填报同样大学的只有陈全世。

8月份，高考通知书寄到学校，陈全世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但我等来的竟然是不予录取通知书。

我晕头转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当时还没有想到是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因为此前的六三届高考，学校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大学，不存在家庭出身问题的影响。于是到学校询问，班主任王志杰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今年高考的政审非常严格，考前，学校派人到每个考生所在的大队进行了外调，你父亲的情况——”王老师欲言又止，最后安慰我：“明年再想法补考吧。”

那一年，哑柏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包括我在内的“地富反坏右”家庭子女，无论成绩优劣，因为政审不合格，全部落选，无一“漏网”。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被打倒，大字报揭发出来的“罪状”之一就是和毛主席对着干，搞“形左实右”的一套“反动路线”，这一路线始于1964年的社教运动，听说是刘少奇急于接班，所以推行出一套更左的路线，用以彰显其马列主义的理论更加成熟，为其接班做铺垫。因为上层之间的争斗，我不幸成为这一路线的牺牲品，命苦啊。

　　我不甘心，决心第二年再考。当时很幼稚，以为政策年年变，也许明年会阳光普照、雨露均沾。

那时候，想补习很难，因为政策不允许学校招收补习生，重新参加高考只能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我简单地认为，社会青年就社会青年，只要能考试，管他什么身份。临近报名的日子，才知道要户口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开具准考证明。于是先去生产大队盖章。大队领导和我同村，答应得挺痛快，一边给我的证明材料上盖章，一边鼓励我，今年力争考上一所好大学。

然后去竹峪公社办理，一位姓丁的办公室主任听了我要盖章参加高考的要求，将我递给他的证明材料甩给我，冷冷地给了一句：“你这种家庭成分不符合报考条件！”一句多余的话没有，斩钉截铁、不留余地。

原来，当我还在赶往公社所在地的路上，那位希望我能考上好大学的领导，已经把电话打给了丁主任，如实汇报了我的家庭出身情况。

盯着丁主任那张两腮无肉、孤寡无情的脸，我大脑一片空白，半晌说不出话。离家十多里的路程，不知道怎么走回家，回到家，大哭了一场，将所有的课本、资料付之一炬。求学梦被无情的现实打碎了，回家当农民，要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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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补定地主成分

１９６６年中旬，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这场最初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宗旨的“革命”运动，一开始是疯狂地打砸批斗关，直至８月，运动进入深挖阶段，该砸的砸烂了，该打的打倒了，该批斗的批臭了，该关押的收监了，于是有了深挖的任务。

深挖什么呢？在陕西关中地区，据说是当年土改不彻底，漏划了一批地主和富农，所以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彻底进行复查，决不能放过一个阶级敌人。

于是每个村都成立了由贫下中农组成的专案组，专门逐户进行排查。就这样，厄运又一次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当年农村土改时，确定地主成分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解放前三年，家里顾有长工，我家解放前虽说只有十几亩薄地，但因为有过雇用长工的经历，“有幸”被专案组选中。

对象确定之后，专案组需要进一步深挖，整理出地主分子对长工的虐待，对贫下中农的欺压，只可惜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和村里人很少交往；母亲因为心地善良，邻里关系一直很融洽，苍蝇找不到有缝隙的蛋，心中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漏划开始阶段，我十分绝望，甚至想到以死抗争。所幸专案组有一位好人，及时宽慰我，说他们也不想这样干，只是形势所迫，走走过场罢了。

后来我也想通了，能戴这顶帽子的父亲已经死了十多年，帽子送给谁戴？我已经有了反革命子女的黑标签，再在地主子女的染缸中泡一泡，甚或煮一煮，估计也黑不到那里去。

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只是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是哪位高人出的馊主意，给更多的人戴上坏人的帽子，分不了田和房，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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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无端的报复

事发当年１０月。
我村因为距离终南山不远，每年到了秋收季节，人们便会进山采摘野果，有五味子、核桃、板栗等。因为是野生，所以要大海捞针般地进山去寻找。
我和弟弟这一天的运气不错，不仅摘到了很多五味子，而且收获了一大袋子板栗。天黑前赶回家，几口饭下肚后，一家人着手为板栗去皮。板栗和核桃一样，外面有一层绿色包皮，去掉后才是带壳的果仁。
一家人叮叮咚咚的敲打，惊动了隔壁一户人家。此户家人上一辈和我们家曾有过庄基地纠纷，不成想到了我们这一辈，他们依然不依不饶。听到我们家半夜时分还有响动，心声怀疑，联想到此前发生的子弹风波（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最终不了了之），于是脑洞大开，怀疑我们在挖此前红卫兵未找到的枪支弹药，明天估计要转移藏匿地点。
说来也巧，当板栗去皮后，我们决定自家留一小部分，大部分到市场上卖掉，以贴补家用，同时，家里还有一个晒粮食用的竹箔，商定一起出售。
这一任务交给了我。第二天，我用架子车拉着竹箔上路了，走到青化公社东南堡，碰见一位李姓长者，问我车子上拉的什么东西，我说是去赶集出售，老人笑了，说，小伙子，今天阴历初八，哑柏镇没有集市呀。
原来哑柏镇的集市阴历逢三、六、九日才有，我稀里糊涂地记错了日子。正是这一失误，更加印证了邻居的怀疑，于是急匆匆到大队反映情况，说我有用竹箔转移枪支弹药的可能，希望大队尽快查实。
再说那位长者，他刚好想买竹箔，我也不想再拉回家了，于是很便宜地卖给了他。
第二天，大队一位姓徐的主任找我谈话，询问我昨天的行踪，话里话外流露出来“老实交代、争取从宽”的滋味，我一头雾水，我卖个东西错在哪里？为什么还需要老实交代？想不通归想不通，老实交代的态度还得有，我一五一十告诉了时间、地点和李姓长者的相貌。
第三天，大队派人外查，找到了买主，经过推演分析，确定中途不可能有转移枪支弹药的事情发生。
　　事后，当我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直想不明白，如果说６５年之前，我是村里唯一高中生，而且有进入大学殿堂的希望，你这位邻居羡慕嫉妒恨还有点缘由。此后，我回家务农，再此后沦落为“黑五类”范畴，你幸灾乐祸也就罢了，却还要还不依不饶，无端寻机报复，究竟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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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反标事件

转眼到了冬天，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我正在生产大队部干木工活，又被那位徐主任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是大队准备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表彰大会，要求我也写一份心得体会，我感觉奇怪，这样的积极分子哪会有我的份，推脱着不想写，架不住徐主任的巧舌如簧和上纲上线，只好写了几百字交差。
后来才知道，此前在距离大队部不远的任家城村，有人在村外的雪地上，用树枝写出了反动标语，公安局来破案，采用了筛选的方法，先从阶级成分查起，我因为“一黑一高”（黑五类、高学历），自然被选中，成为怀疑对象。所以要做笔迹鉴定，不由吓出一身冷汗。
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青化公社一个叫刚多的老头，因为开了领袖夫人一句玩笑话，把“江青”叫成了“骚情”，被人告发，因此而判刑入狱。
反标事件后来也不了了之，肯定是笔迹鉴定没有对上号，现在回想起来，很有可能是一手好字救了我，因为那篇用于交差的心得体会，我不仅内容写得无可挑剔，而且字迹工整清秀，书写反标者是偷偷摸摸地干活，绝对达不到我的水准。
看起来，写一手好字关键时刻不仅能换钱，还能救命。阿弥陀佛，幸亏笔迹没有对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用迷信话说，这一年我是流年不利，所幸这几件事对我和家庭造成的影响不太大，尽管心中郁闷，常常难以释怀，但日子还得过，该办的大事也还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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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先结婚后恋爱

还要办什么大事呢？我要结婚了。
说来有趣，在老家农村，有给孩子打小就订婚的习俗，其程序是：媒人牵线，父母把关。只要双方父母相互了解了对方的家庭情况，相中了对方家的小孩，男方家给些微不足道的彩礼，便完成了订婚仪式。这一过程，两个当事人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但却有坐享其成的收获：一个有了小丈夫、一个有了小媳妇。好玩吧。
我订婚是在１９５７年，那时我１１岁，我未来的小媳妇家住青化乡的强家堡，叫孙水莲，小我两岁。岳父母之所以选中了我，一是我的长相还能打个及格分，二是想让他们唯一的女儿能吃上白面馍，因为我们村属于产麦区。
当时，我在青化小学上五年级，她上二年级，还都带着红领巾，完完全全两个不懂事的小屁孩。课间休息时，我们还能相互看到对方的身影，但也是瞥一眼马上逃离，生怕被其他同学发现端倪而嘲笑。
以后我上初中、上高中，孙水莲读完小学便辍学了，两人几乎再未见过面，直到１９６５年底，我被生产队外派出去压面条挣钱，压面房恰好就在她家斜对面，这才有了重新见面的机遇。
压面房的生意比较清淡，一旦没有顾客，我便拿一本书在门外看，目的只是想她一眼，有时她会到闺蜜家玩，她的闺蜜家正好和压面房对门，听到她们嘻嘻哈哈的打闹之声，我却不敢勇敢地迈出一步，和她说一句问候的话。
６６年，我虚岁２０，孙水莲１８，鉴于当时乱纷纷的社会现状，双方父母决定给我们完婚，时间定在６７年春节。
这一时段，正值我们家落难之时，岳父母如果提出解除婚约，我们也无法阻难，这种落井下石之事文革中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岳父母依然坚守婚约不变，孙水莲也死心塌地非我不嫁，这种让世俗者不能理解的坚守和不弃，犹如茫茫夜海中忽然闪现的灯塔，指引我人生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年底前，两家人商定去领结婚证。临行前，母亲翻箱倒柜，想给我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却发现要么短小、要么破旧，身上穿的棉衣虽说合身，但袖口有一个大补丁。情急之下，母亲到对门解天锁家给我借一件新棉衣，穿在身上虽然有点紧巴，但总归是新里新面，体面了好多。
借衣服领证的情节，现在回想起来尚感到心酸，但当时并不以为然，穷人家过日子，全靠精打细算，结婚穿的新衣服，直到婚前才由母亲缝制而成。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
领结婚证在青化公社，办完登记手续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结婚证没有了，让我们改天再去取。
后来，我们去过一次，因为民政部门忙于造反夺权，依然没有拿上，再后来，也就懒得去取了，当时的结婚证就是一张纸，结婚时通常把它贴在墙上，用以证明婚姻的有效性。我们婚都结了，要它何用？
谁也不会想到，５０年以后，我们想卖山东的一套住房，却因为没有结婚证明办不了，这是后话，暂不细说。
６７年阴历正月初六，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农村有闹新房的习俗，如果没有人去闹，证明主家人缘不好。但这种闹房往往很粗野，推搡捆绑的情形也会发生，好在我在村子里的辈分较高，闹房的人多是小字辈，所以他们还有所收敛。闹腾了几个小时后，他们招呼着回家，但我以前也闹过新房，知道他们的小伎俩，一定是躲在窗外继续偷听。于是一声不吭，两个人一个东头一个西头，不脱衣服睡下了。
我只想熬到他们离开，不成想因为多日劳累，迷迷糊糊竟然进入了梦乡，等到梦醒，天已经大亮了。
纵观我们的婚姻，和文革中的电影“李双双”的情节极其相似，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类别。
然而还未等度完蜜月，谈恋爱的程序刚刚启动，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中，生产队便派我去西锣峪修水库。
水库工地距家３０多里路，回一趟家步行需要三个小时，路远耗时尚且不说，关键是请假难，好不容易找一借口，也只是准假一天，为了用足这弥足真贵的一天假，我只能前一天晚饭后往回赶，第三天早晨天不亮往回返，这种“后恋爱”的动力，虽然有点苦涩但也不乏浪漫的色彩。
这样的牛郎织女生活，持续两年多，直至水库工地竣工。
　　这首“后恋爱”的乐章，伴随着锅碗瓢盆音响的伴奏以及奋斗拼搏的舞步，在我人生的多个舞台，演绎出一首首和谐、美满、恩爱的旋律。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正宗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却能风雨同舟、夫唱妇随地走过了50 多个年头。“无论贫穷富贵，无论健康疾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现代婚姻誓言，我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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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晋升一等农民

　　西锣峪水库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全县有几万民工参与，我因为会一点木工手艺，很幸运地被抽调到工程指挥部木工修理组，木工组还有一位姓李的师傅，在他那里，我学到了不少木工技巧，也算是人生的一个机遇。
水库工程结束后，继续回家务农，和周围农村比较，我们村的自然条件最差，村边有一大沟，能耕种的土地分布在三道土梁上，地不平且无水灌溉，完完全全靠天吃饭，所以村民的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迫于生计，我和村里的其他人，农闲时间便依靠“走山”谋生。
“走山”是指进山挖药材、烧木炭、伐木等营生，多属于破坏森林的违法行为，不仅要偷偷摸摸、风餐露宿，而且险象环生。这一过程中，体弱单薄的我经历过两次有惊无险的事故：一次是在黑沟背柴时，我背着一百多斤的树梢从山坡上车轮般地翻下来，所幸被一块巨石拦住，未滚到沟底；另一次是在后沟一个很陡峭的山坡剁棍时，一脚未踩稳，从山坡上滑落，眼看到了悬崖边上，慌乱之中抓住了一颗救命的小树，才幸免于难。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我等来的却依然是祸不是福。一年之后，公社着手清理此事，政策是区别对待，贫下中农家庭免于问责，我和二弟被罚款一百多元。那时的一百元钱，几乎是全家人一年才能换来的辛苦钱。
1973年，我们有了女儿，取名卫霞。女儿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伴随着女儿的成长，在农业学大寨、“基本天保证基本口粮”制度的约束下，我每天早出晚归，劳作在田间地头。农闲时间我也会利用木匠手艺，帮村里人做一些农具或家具，但这种木工活不挣钱，雇主只要每天中午管一顿饭。另外拨付10个工分，就算是酬劳了。这10个工分，年终决算时可折合成5毛钱。
此时已值文革后期，政策有所松动，过去，外出干活，尽管还给生产队上供（交钱买工分），生产队也会以各种理由阻拦，因为个人外出挣钱，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割掉的。现在只要给生产队打个招呼，就能正大光明地出行了。
这一阶段，我们的队伍发展壮大，成立了一个木工班，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但也能承接盖房等大型基建活了。
为了干好木工活，我买到了一本李瑞环写的“木工简易计算法”，收益匪浅。李瑞环在从政之前，也是一位木工，他将几何的知识用在盖房的计算当中，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效率，而且准确度很高。在木工班，我是高学历“人才”，学习这些内容不费劲，所以，在当地农村，能通过计算制作房梁的，我们的木工班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干木工活，如果是计时工，每天两块八毛钱，如果是计件工 ，收入会更可观。
如果用当农民的标准衡量，一位老哥曾这样评价我：你在咱们村算得上“一等农民”了。我问他，何为一等农民？他说，农民可分三个等级，一等农民是：有手艺、会种田，口袋经常不缺钱；二等农民是：能吃苦、会种田，养家糊口也不难；三等农民是：嘴巴馋、身子懒，家里少吃又缺穿。
呵呵，按照这位老哥的标准，虽然我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但却已经晋升“一等”。这种晋升，虽无相关部门颁发的职称证书，但我却能感受到所发生的变化，即歧视变成了尊重，打压变成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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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转折点

受到什么重用呢？有人推荐我去当老师。　
推荐人是我的高中同学，名叫张曙光，他大学毕业后在周至县青化中学任教，没有到十四年过后，他还会想到我这位落难的老同学。
张曙光辗转找到我，告诉我他已经和青化中学谈妥，聘任我为中学代课教师，让我考虑是否应聘。我毫不迟疑，一口答应。
　　得知这一信息后，亲友们多数投了反对票，理由一是代课教师是国家的应急之举，前程朝不保夕，说不准哪一天就会被辞退；二是代课教师的工资太低，每月三十多元，不值得去干。
但我固执己见，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已经被压制了十多年，青春年华即将逝去，好不容易有了拨云见天的机会，给点阳光怎么也得灿烂一回。
就这样，当年9月，我成了周至县青化中学一名代课教师，教初中化学课。
　　那一年，我32岁，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未经过培训、未经过实习、从未上过讲台，忽然有了教师的身份，要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光，要对得住推荐人的承诺，我只有拼命一条路可走。
好在初中化学属于“启蒙教学”阶段，难度并不大，我只用了不长时间，便将这本教材能从头到尾能背诵了。但教师的职业属于“传道受业解惑”，自己会远远不够用，为此，1979年，我报考了陕西教育学院高师函授化学专业学习，这样，我在青花中学就有了双重身份，白天是先生，晚上是学生。
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它让我很快进入角色，教学效果得到普遍好评，更重要的是，最终取得了大学文凭（１９８４年），不仅圆了大学梦，且有了后续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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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心酸地辞职

转眼到了1982年，根据县教育局的统筹安排，中学代课教师一律转为民办教师，回各自公社中学教书，按照这一规定，我应当回到周至县竹裕中学，但这一环节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转入竹裕中学的民办教师除了我，还有我们大队领导的儿子。开学前，接到大队通知，领导的儿子到中学报到，我留在村小教书。想不通这一安排，我通过熟人去找这位领导，被告知这是大队支委会集体研究的决定，不能更改。我让他再给这位领导带去一句话，说我准备过几天到县教育局去问问有关情况，顺便落实一下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老师该怎么处理。
领导的儿子属于“超生游击队”成员，他自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还没有等到我动身（其实也没打算动身），第三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去竹裕中学报到。
在竹裕中学干了一年，82年年底，我主动辞职了。
说起这次辞职的原因，让人心酸。
其一，年内多次听到传言，县上有规定，从明年（83年）开始清退中学民办教师。仔细想想也是，文革后招收的师范生已经毕业，到了“卸磨杀驴”的时刻了。
其二，学校化学组只有两个老师，我和一位姓李的老师。两人对照，我无依无靠，他树大根深（哥哥在县政府部门任职）；我挣工分、玩命教学以求有出头之日；他拿工资、铁饭碗在手不思进取。差异虽大，如能和平共处，也会相安无事，但是，因为我的教学效果让他有失颜面，所以他时不时会以教研组长身份送我一双小鞋。
一个低人一等的民办教师，在转正的希望破灭、遭到同行妒忌打压的处境下，能有什么出路？我虽然很钟爱教师职业，但也不想失去做人的尊严。
1983年初，我递交了辞职申请，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让我倍感心酸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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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背井离乡应聘路

辞职后，我和二弟一起去宝鸡市打工。打工期间，函授学习还在继续，虽然已经不报任何幻想，但却不想半途而废。
转眼到了十一月中旬，我接到陕西教育学院通知，到礼泉县师资培训部参加最后一期的培训和结业考试。学习过程中，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来礼泉县招聘教师的消息，于是约了十多位一起参加培训的民办教师，晚上去礼泉宾馆应聘。
农一师开出的条件很优惠：本人工资提升一级，全家转城镇户口（实际是兵团户口），家属和年满十八岁的子女安排工作。
主持招聘工作的是农一师一团的方兆综校长，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包括家庭出身、学历、教龄、已经辞职和辞职的原因。方校长为我的坦诚所动，当他询问我对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时，我谈了两点意见：
其一，同意一团的招聘条件，没有另外的附加要求。
其二，我的教学情况，你们可以到周至县教师进修学校或青化中学去了解。
其三，请你们在应聘合同中增加如下内容：试用期一个月，如不能胜任，解除聘任合同，往返费用由聘任着自己承担。
我之所以有“其三”这样的表态，一是对自己的教学有信心，二是替对方着想，意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想不到替人解忧的“药方”挺灵验，那天晚上的十多位应聘者中，我唯一被相中。第二天，拿上了农一师政治部教育处颁发的招聘教师录取通知书和招聘教师议定书。
礼泉的学习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告知了家人这一喜讯。12月中旬，我只身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地踏上了奔赴新疆的征程。
历经火车、汽车、牛车五天多的长途跋涉，12月21号，我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农一师一团第三中学。
第三天，正式登台亮相，教高中化学课。
这又是一次挑战，因为我在青化中学和竹裕中学教的都是初中化学，一团三中的岗位却是高中化学，好在我已经有了四年多的任教经历，加之正在进行的函授学习，心中还算有底。试教一个月后，教导处的几位主任对我的教学投了满意票，在方校长招聘未归的情况下，预支给我一千元，让我趁寒假回陕西搬家。
84年2月20号，在家里过完年后，我们一家三口离家启程，全部家当装在七八个纸箱中，二弟和外甥用架子车拉上行李为我们送行。
汽车启动，看着二弟和外甥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五味杂陈：有喜悦、有忐忑、更有苦涩和伤感，即将迈进“不惑之年”的我，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求职之路，这路是坦途吗？以后还能回来吗？
一家老小，辗转几千公里的搬迁，一路历尽了艰辛。特别是乘火车到达新疆大河沿市以后，要换乘汽车，因为行李大多，几次遭到大巴车司机拒载，整整折腾了三天，求爷爷告奶奶，到第四天遇到一位好心的司机，这才得以成行。
到达农一师一团三中后，按照合同规定，全家转为兵团户口，我成了一名正式教师，老伴孙水莲安排为兵团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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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逃离兵团

　　然而，命运有时候特能捉弄人，在三中待了刚好一年，85年2月，我们又无奈地逃离了。
为什么会走到“逃离”这一步？说来话长。
初到三中，感觉一切都好，庆幸自己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后来方校长回来了，再后来方校长遭到排挤，决心离开兵团。方校长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临走之前，他告诉我实情，兵团户口不算是真正的城镇户口，以后要回调到非兵团系统的学校，有困难，趁着现在各地都在招聘，你另寻出路吧。
继方校长离开之后，三中的教导主任李智也要回四川，同样在临走之前，他动员我离开兵团。再后来，一起应聘到三中的杨应堂老师也偷偷地离开了，杨老师是河南人，有和我同病相怜的身世，属于相见恨晚的“铁磁”，他重新应聘到喀什地区疏勒县八一中学，也极力鼓动我去他那里。
最终决定离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老伴虽然安排在学校后勤，实际上就是农工（学校有农场），兵团的农工和农村的农民比较，还要辛苦得多：既要负责学校的杂务活，还要在农田干活。老伴身体单薄，学校出于照顾，让她一个人去干没有定额的活——挖猪圈，就是干这样的脏活，还遭人妒忌。考虑到以后女儿如果跳不出“农”门，也还得这样干，于是不再犹豫了。
有了“走”的决心，行动起来却困难重重。学校处在戈壁大漠，不通班车， 五公里外的沙井子镇虽有公交车站，但我们是拖家带口的逃离，不可能正大光明地出行。
身陷绝地，举目无亲，路在何方？
迫于无奈，我冒险在沙井子镇找到一位姓江的学生家长，告知了她自己的打算和处境。江大姐是农一师一团已经退休的一位职工，出于同情，她答应帮忙。事后，我曾有过假设，如果这位大姐不想帮忙，或直接去一团告发，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不敢想。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赌了一把，是没办法的办法。
有了江大姐的承诺，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用自行车分多次把要带走的行李先偷偷转运到她家。后来，江大姐替我找到便车，我们一家三口这才分两次（三个人坐不上），一前一后做贼一样地逃离了一团。江大姐真是一位好人，她不计后果、不收取任何报酬地出手相助，让人感动，愿好人一生平安 ！
便车一直把我们送到500多公里之外的喀什地区疏勒县，一个祖国西北边陲的小县城。因为有杨老师的引荐，所以我不费周折地和疏勒县签订了8年应聘合同，全家转城镇户口，我在八一中学任教，老伴安排在县医院后勤，属于大集体性质的工人。
回顾这一段求职的经历，深感机遇是第一位的，没有朋友的推荐、没有招聘的机遇，我最多是一个能挣钱养家的农民；但有了机遇能否抓住也是重要的因素，我曾经帮一位叫付耀文的好友联系到水工团（兵团系统）任教，替他签订了应聘合同，但这位老弟有“惧内”的毛病，临上车前生生被夫人拽了回去，此后这位老弟一直不得志，郁郁寡欢，不到六十岁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逃离兵团这一步，是我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我虽然至关重要，但兵团人的热情、真诚，让我难以忘怀，也常常心怀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