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涿州巡礼（六）

一丁

（五）禅宗文化

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涿州市)，唐代高僧，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世称“禅宗六祖”。

惠能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僧之一，在海外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之说法。

惠能父亲早亡，家境贫穷以卖柴为生。后他去黄梅山拜谒五祖弘忍，由此开始了学佛生涯。因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遂命弟子作偈以呈，神秀上座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听后亦诵一偈，请人代劳题于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后，招惠能登堂入室为其宣讲《金刚经》，并传衣钵，定为传人。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十世班禅大师有一次非常生动和精彩的谈话。谈及释迦牟尼和六祖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儿，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佛经《法宝坊经》(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释迦牟尼与六祖慧能大师可亲可敬，他对他们的赞扬是由衷的。据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回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时说：“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

毛主席读书后指出：“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抑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禅宗是西方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

谈到禅宗的特点，人们都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句话来描述。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是我们东方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瑰宝。禅作为佛之心法，它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国。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现在学者通常认为是在公元前2年，也就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到现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西汉到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将近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祖师们翻译经典，研究教义，阐述佛经的思想，对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经典、宗派思想及修行方法，进行了取舍选择、创造发挥，最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

佛教从印度传到东南亚、传到中国汉地、传到西藏，它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并不一样。在东南亚地区，像现在的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这些地方，佛教传入以前，基本上处于未开化时期，社会文明很不完备，缺乏成熟的信仰，有的地方甚至连文字都没有。所以佛教传入东南亚以后，很快就成为他们文化的主流，一直到现在，现在东南亚有很多国家仍是佛教国家。

佛教传入汉地则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非常成熟了，有非常完备的社会典章制度，出现过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哲学思维非常发达，至于语言文字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佛教到汉地来，它所面临的环境，跟西藏、东南亚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一开始就是以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吸收、取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照搬。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祖师们的不断消化、吸收、创造，到隋唐的时候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在这些宗派里，最能代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

禅宗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并不是中国祖师创造和发明的。在佛法的传承上，它有印度佛教的渊源。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灵鹫山准备讲法，当时有人供养了他一枝莲花。大众集合了以后，释迦牟尼佛并不像以前那样开始就讲，或者是有人提问然后开讲。他拿着那朵莲花不说话。佛陀这个与平时不一样的表现，使当时所有在会的人感到非常疑惑。有一个叫迦叶的出家人（他在佛的弟子中资格最老，岁数也比较大，修行很刻苦）在大众中微笑说他明白佛所说的法。于是佛陀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在禅宗史上，这句话非常有名，这就是禅宗的源头。此后迦叶尊者成为禅法在佛之后的第一位印度祖师，从他开始，一直传到菩提达磨。菩提达磨是印度的第二十八位祖师，在中国则被尊为禅宗初祖。

达磨祖师是在南北朝时来中国的。那时正是南朝的梁武帝当政。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菩萨皇帝，他曾经几次舍身出家，还经常在皇宫里讲经说法，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听说达磨到中国来，从广州登陆，于是派广州刺史萧昂（相当于现在广州市的市长）把他请到南京。见面时，梁武帝向达磨祖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修了很多寺院，印了很多经，也经常讲经，也曾经出家，我这样修行有没有功德呢？”达磨祖师说“没有功德。”梁武帝提问的时候，他是有一种期待，希望能从达磨祖师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得到一个奖励性的回答，但是对方却回答说没有功德。因为话不投机，达磨祖师后来便离开了南京，“一苇渡江”——踩在一枝芦苇上渡过长江，来到北朝的河南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静坐。河南洛阳一带的人都称他“壁观婆罗门”。

在少林寺面壁静坐了九年之后，达磨祖师终于等到一个法的传人，叫慧可。慧可是中国禅宗的二祖。慧可在出家以前有非常良好的文化素养，对老庄和儒家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里的精英。后来他出家学佛，学习坐禅，但是觉得自己还没有通达禅的奥秘。他的剃度师于是介绍他到少林寺去见达磨祖师。

慧可开始见达磨祖师的时候，祖师只顾自己打坐，根本不理睬他。为了表达自己求法的至诚心，一天晚上下雪的时候，他一直站在达磨祖师打坐的洞外，雪一直积到他的腰间，他也不肯走。于是达磨祖师就问他“你站在那里想干什么？”慧可说“我想求法”。达磨祖师就说“妙法不是以轻心慢心可以求得的，过去的佛菩萨、历代祖师都是舍生命求法。慧可听他这样讲，就拔出刀把左臂砍断，以示求法之诚。现在少林寺还有一个“沥血亭”，就是二祖慧可当年断臂求法沥血的地方。达磨祖师被他感动了，就说“你有什么事情啊？”慧可说“我求师父给我安心”。祖师说“你找一找你的心，找出来我给你安。”慧可沉默了良久，说“觅心了不可得。”达磨说“我已给你安心竟。找不到心这就行了，也就不存在安与不安的问题了。”在这一出其不意的回答之下，慧可开悟了。

后来禅宗从慧可传到三祖、四祖，一直传到六祖。史料记载：中国禅宗分为六代，初祖是菩提达摩，二祖是慧可，三祖是僧璨，四祖是道信，五祖是弘忍，六祖是惠能。

达磨祖师虽然被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但是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使之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并对传统主流文化形成冲击的过程中，六祖慧能大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慧能大师在禅宗史上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可以说，禅宗真正的创始人是他。

慧能大师祖籍河北涿州，出生于广东。他父亲因做官犯错误被贬到了广东岭南，六祖慧能就出生在那里。六祖曾过了13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在广东光孝寺出家、受戒，又在南华寺讲法，当时的人把他讲的法记录整理成文，就是现在的《六祖坛经》。我们都知道，佛经一般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六祖慧能大师的语录《六祖坛经》是唯一的一本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但仍然被称作“经”的著作。它是中国祖师向印度祖师学习、领悟了禅的精髓以后，用本土化、生活化的语言（在唐朝来说它是白话）来表达禅的精神、禅的境界、禅的修学的特殊著作。我们说六祖大师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出身樵夫，是个文盲，因为他的生活最贴近普通的劳苦大众，所以他的教法是大众化的，他提倡的修行也是大众化的。《坛经》里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若论修行，在家亦得”。我们的自性每天都在起作用，穿衣、吃饭、睡觉，言行举止，起心动念，都是在用这个心。如果能觉悟这个心，直下就可以成佛。《六祖坛经》把禅的生活化风格以及直指人心、直截了当的做派表露无遗。

六祖以后，中国的禅宗蔚然成风，不仅成为佛教的主流，而且也冲击着主流文化，影响到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复兴，完全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特别是受禅的影响。不少宋明理学家都跟禅师有过交往，从禅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有所开悟，最后表述为儒学的语言，即宋明理学。中国的书法、绘画，在唐宋以后也受禅的影响。可以说整个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生活，无不受到禅的影响。中国文化像一条龙一样，点了“睛”即可以飞升，而正是禅为中国文化点了“睛”。

涿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花大力气、斥巨资兴建六组禅寺，涿州企业家李保田和他的天保公司以及很多企业老板慷慨解囊，资助完成了涿州这一恢弘的历史文化工程。2023年初，六组禅寺开门纳客，四方游客纷至沓来，涿州历史文化文化翻开了新的一页，增添了新的靓点。

（摘自刘会军《涿州的七种主要文化》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