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幸福

闲逛鹤城

                     闲话幸福


      大家都说现在累、忙、烦，似乎并不幸福。那什么是幸福呢？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
      关于幸福的话题说的太多了，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上世纪90年代末有首新民谣把社会阶层分为十等，说“一等人是公仆，世袭三代都享福。二等人是“官倒”，出了事情有人保，实在不行往国外跑…”直到“十等人工农兵，傻傻呼呼学雷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是当年三教九流共同的带调侃味儿的幸福等级观，但仔细想想又不尽然，说“公仆”们——也就是负责官吏们拥有特权这不假，说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搞腐败也是真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腐败，腐败的官吏也并没有世袭三代，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上海的陈良宇、广西的成克杰、江西的倪献策、河北的程维高、李真、山东泰安的胡长清、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国美的黄光裕直到最近的铁道部长刘志军，这一干人本人不能说当年不是八面威风，他们的家属也势必体验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飘飘欲仙的幸福感，但是，他们世袭了一代吗？说“出了事情有人保，”那还是不出为好，万一没人保呢？万一保不住呢？那就只能“往国外跑了”。这说明还是有一怕，怕查怕抓怕惩办，往国外跑也不保险，赖昌星案就是一例。说“傻傻呼呼学雷锋”，实质是指工农兵们被愚弄——某些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贪官在要求人们讲助人为乐、讲无私奉献、讲艰苦朴素、讲正直善良的同时，却另搞一套不学雷锋却损公肥私发横财的“套路”，对学雷锋的人们还会没事偷着乐，这使得工农兵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环境中感到诸多不解与愤懑。时至今日，当腐败分子不断被揭露、被惩处，当社会群体收入普遍提高，人们增收途径更趋广泛，当助人为乐是以自己的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做后盾的时候，当更多的企业家、明星、名流把财富投向慈善事业，从事捐资助学的时候，社会普遍的幸福指数就提升了。此时的学雷锋就不显得傻了。所以回顾起来，这种合辙押韵的民间口头文学就是当时的一种愤世嫉俗式的抱怨了，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但并不准确。时过境迁，现在这种人分十等的判断或叫分析，恐怕不会引起多少社会共鸣了。社会毕竟进步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毕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毕竟积厚了。社会群体的不同层面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发展自己了——春晚走出的旭日阳刚、西单女孩、金光大道走出的阿宝、王二妮就是例证。
然而，你若搞一个社会调查会发现，人们还是对幸福不满足，不满足的方面太多了，所以就有了《阳光的幸福生活》、《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幸福来敲门》、《蜗居》、《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我是老板》等文艺作品来诠释社会的幸福观，来劝诫我们：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有人说，知足常乐是幸福，又有人说不对，知足常乐是不思进取，是小富即安，社会不应提倡这种随缘的、顺其自然的、甚至是犬儒主义的理念。
其实，幸福就是幸福感就是幸福观，就是你自己认为幸福不幸福，这必然要有社会的、时代的、个人的印记。这与社会进步个人追求并不矛盾。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上世纪50年代，人们畅想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就是那个时代对幸福的理解。到了“粮不足，瓜菜代”的60年代初，有人说，吃山药面管饱就是幸福了。在70年代，有人说，什么时候咱不天天顿顿总吃棒子面（玉米面）了，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吧？记得有一个70年代的农民说，什么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幸福）？我每天能吃上一顿炒菜，随手能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来，回到家里，掀开这个罐子是腌小王瓜，掀开那个罐子是腌韭菜花，再掀开一个罐子是腌鸡蛋，这就是共产主义啦！到了70年代末，年轻人的婚恋幸福观因改革开放之初的对物质生活的充满希冀而有了更具体的“指标”，那时流行的“幸福标准”是：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响带咔嚓（三转者——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也，一响者录音机也，咔嚓者照相机也）四季服装毛的卡…后来又发展成自行车带冒烟儿的（摩托车），收音机带相片的（电视机）。再往后…一直到“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称）择偶标准——也就是幸福标准或叫幸福的保障，再到现在的有车有房再到裸婚，再到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再到于丹讲《论语》中的从容淡定…是谁提的这些标准呢？是谁开的风气之先呢？是社会历史进程！不是哪一个人。人们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总要有所追求，总是要有所变革，社会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我们可以不谈什么主义最好，什么制度最能让社会健康发展，也不必为时代的变迁而唏嘘感叹，幸福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标准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我们能理解到幸福是时代的、大众的、也是个人的，这就够了。
按照传统的民族心理积淀，社会崇尚的幸福观有三：一是权大无边，二是名扬四海，三是富甲天下。以为这样活着才是最潇洒最写意的。综合起来看，这三者兼而有之的莫过于皇帝了。可“高处不胜寒”，许多时候，皇帝老儿活的并不轻松。你看，荆轲刺秦王有多惊险，刘备摔阿斗有多狠心，唐明皇赐死杨贵妃又多么悲悲切切，宋太祖陈桥兵变后又怎样惶惑自己的臣下会如法炮制而自作自受，更不用说幽禁中的光绪怎样羡慕自由的小鸟和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了。
那么，当皇帝风险大，况且不能人人有份，降一格也不错，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旧时的民间传说：一个人到阎王爷那里报到，阎王说，你死期没到呢回去吧。这人不走，阎王说，我让你活到九十九，回去吧。这人还是不走，阎王说，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人说，我想要——家种千顷靠山河，父做高官子登科，一妻二妾皆美貌，长生不老二十多。阎王听后说，你来做阎王，咱俩换换吧，有这等好事我还想要呢！这或许是概括了旧时的幸福观，但靠得住吗？“曾见几家贫了富几家富了又还贫。”纨绔子弟挥金如土，纵有万顷良田也会于狂嫖烂赌抽大烟中灰飞烟灭。若论世袭奉银承爵继位，又有谁比得了大清国八旗子弟永吃皇粮收铁杆庄稼？然而辛亥革命枪声一响，代代相传的铁饭碗金饭碗顷刻间不就化作泥饭碗了？一妻二妾金屋藏娇，固然令人销魂，但古代有个小故事也不失发人深省。说的是一个新郎去丈人家接新娘，一进门瞧见了丈母娘衰老的脸，于是扭头往回走。人家追问为什么？他说见了丈母娘这么老，料想将来媳妇也会变成这么老，越想越没劲，干脆独身！古代这小子脑子有毛病是肯定的，可他确实看出了一个真理：人会变老。这里且不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沧桑雄壮，也不提妙龄美女郎老珠黄后的苦涩悲凉，也不讲纵然是仙女下凡若年年相守也有瞧腻的那一天，单就妻妾间的争风吃醋和始料不及的水性杨花，再加上抚养子女的操心劳神论还不让你减寿二十年？你还能长生不老二十多？
时代不同，理却同理。人总是会有些不切实际的空想与贪欲，这也属平常，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理性地看待包括幸福在内的我们所拥有的现在的一切？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安贫乐道，因循守旧或寻求虚幻的来世幸福。我们应该经营好我们的现在。如此说来，还是应像世风提倡的活在当下，当下怎么个活法才是幸福？不少的人在潜意识里始终以有权有钱为幸福标准。这是按照传统心理积淀——我们有许多反传统突破传统的心理，唯独对这有权有钱就是幸福的传统顽固坚守，代代相传。自然，守法的有权有钱既可以造福社会又于个人有益，何乐不为呢？可一个人一旦有了权、钱，怎样自制怎样自省怎样清廉？这恐怕比获取权、钱还要难。有人说，“做清官是大智慧。”笔者认为，做清官就是要做守法的官，虽然很难，但守法就是大智慧。有大智慧才有大幸福，这不仅只限于官场，官二代、富二代、三教九流、平民百姓都适用。据媒体报道，南方某省某市警方突查某夜总会，查获大批官二代、富二代正在吸食毒品，这批人大多是80后90后。也许他们的上一代会应用权、钱摆平这事情本身，可是，他们和他们的老子们现在幸福吗？将来幸福吗？发生在河北保定的李刚门案件——李刚者，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是也，其子——官二代，校区飙车撞死女生不停车，居然狂叫我爸是李刚！据说，此小李刚尚未毕业就已经是某官方机关的实习员工了，可谓未雨绸缪后顾无忧。然而，李刚父子现在幸福吗？将来幸福吗？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曾写下这样的格言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钱多子孙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这老头儿是看出点世事无常来的，尽管是皇亲。可是，在当下，有许多人比人家当年的皇祖父权、钱都小、少，可却于此理不通！实在是时代不同了？费解！
现在不怎么唱《国际歌》了，可那歌里阐述的道理并没有完全过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创造了世界，这不会过时。世上的大多数人是普通劳动者，凭自己诚实的劳动获得幸福，是最实在最牢靠的幸福，劳动丰收的喜悦是由衷的喜悦。许多人的工作也许并不起眼，但只要是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只要我们的劳动是守法的谋生手段又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那我们就不必多想幸福离我们有多远，因为幸福就拌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