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我的故乡，在地处祖国中原大地的河南省。现在的家乡富饶美丽，人们衣食无忧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而我的童年时代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

旧中国河南省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提起水，大家可能一下就想起了“黄泛区”这个词。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原，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为阻挡日军西侵，蒋介石下令在河南郑州附近花园口炸毁黄河堤坝，使整个豫东平原沦为泽国。祸延豫、皖、苏三省，受灾人数达 1250万，死亡89万人。1947年堵口后，泛区变成沙荒地，中牟、尉氏、通许、人康、扶沟、西华、淮阳等县是重灾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

我今天主要说的不是“黄泛区”，而是童年时家乡所遭遇的天灾和人祸，以及记忆中那些凄凉的荒年。

大约在1940至1942的几年间，河南省大面积遭遇水灾、旱灾、蝗虫等特大灾害，据说死的人超过百万人之多。我那时只有十—二岁，也同样吃尽了苦头。旱灾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一年是水灾，家乡到处是水，简直就是水的世界。家里的院子冒水，人行的路上冒水，庄稼地里表面上看不到水，可是脚一踩下去水就直往外冒。就连靠近太行山地势较高的地方也往外冒水。水、水、水，到处都是水，庄稼全都被淹死了。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到了秋天，沟塘里小白鱼特别多。大家设法将水抽干，把捉到的鱼一桶一桶地拎回家去煮着吃。记得我家还能吃得起盐，西隔墙五老爷家只能吃水煮淡鱼了。

第二年夏天，在刚收了麦子的地里发现了蝗虫。开始是在北边的方向。小蝗虫像蚂蚁似的，一堆有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样子，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落着。有经验的老人知道大事不好，就组织大家抱起柴草在田里用火烧。可是这里刚烧完那边又发现了。后来周围各村都有了，烧了两天越烧越多。小蝗虫长得特别快，两天后就会爬了，接着又会跳了。为了阻止它们向村南庄稼地里发展，大家就由东到西挖出宽深各一米的沟壕，村民们一齐出动，用扫把、树枝等工具拍打，企图将它们消灭在沟壕里。但是又过了两天它们的翅膀也长硬了，蝗虫会飞了！老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大家就在村庄的大街上搭个台子，放上大香炉烧香，求老天爷保佑。蝗虫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跳进了香炉，有的直接爬在香火上。老百姓说这是老天爷显灵了，都趴在地上磕头。可是这些迷信活动显然是无济于事。家里也到处是蝗虫，院子里、房顶上、床铺上、炉灶上、桌子椅子上都是。没几天，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它们吃光了。之后，这些个害人的小虫子就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它们飞走的时间一般都在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天气比较凉爽。蝗虫起飞之时能把太阳光、月亮光都遮住，声音像刮风似的嗡嗡地响。蝗虫迁移一般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也不知道又飞到哪里害人去了。过了几天小庄稼苗刚刚长出点嫩芽，它们又不知道从哪里飞回来了。就这样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这一年不要说粮食没收成，就是路边的小草也没长成。人没粮食吃，牲口没草吃。

但是这一年我家却收了八亩地的玉米。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王少烈是个精明的庄稼人，刚开始闹蝗灾的时候，他就估计今年的庄稼难以保全。所以他决定别的庄稼都不管了，组织全家人集中到东边的八亩玉米地里。我们用洗脸盆当锣敲，用红布做成旗子，人拿着小旗来回跑着喊着叫着，吓唬蝗虫让它们不能自由自在地吃庄稼。这些小家伙和我们打游击战，人们跑近了，它就从玉米叶上跳下来，人一走就又匆匆跳起继续吃。到了夜里它们就趴在地上，等第二天露水干了， 就又爬到玉米叶上吃开了。

但经过我们全家十多口人夜以继日地与蝗虫搏斗，终于把我家地里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七、八天后，蝗虫终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等它们再来时，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和它们斗。就这样反反复复艰难地奋斗，我们终于将八亩庄稼保住了。别人家庄稼都没有了，只有我家的玉米苗还骄傲地挺立在地里。

到了冬天，老百姓统统外出逃荒去了。西下西安，东到徐州，北往山西，背井离乡地各自寻找着生路。我父母亲住到修武县城三姨家，大哥带着二哥、我和小妹，还有大嫂、侄子去往山西逃荒。遭荒前，我们的家底还算殷实，于是带着变卖家产的钱，住在山西凌川县永谷舵村，买些廉价食品艰难度日。这就是我家荒年没饿死人的原因。记得实在没吃的了就吃些谷糠，谷糠吃了大便解不下来，我们兄弟几个就躺在草堆旁，用小棍棒互相从肛门里往外掏大便。过春节时实在是没什么吃的，大嫂就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到凌川县城讨饭吃，讨回来一些汤渣——实际上也是谷糠当饭吃。

这一年，家乡的土地是没人种了，都逃荒去了。到了第二年还是没人种，大面积土地都荒着。遭蝗虫的那一年，有种叫猪毛菜的草蝗虫不吃，因此所有的土地上都长满了猪毛菜。这种猪毛菜嫩的时候可以当菜吃，长大后就是草了。这年猪毛菜长得特别旺，都有一人多高，人走在路上，就像是进了森林。到了冬天草干枯之后，被强劲的西北风吹倒，再吹成卷，卷成堆，堆成垛，猪毛菜堆成的草垛就像一座座房屋到处都是。

春节之后我从山西回来，被派到没有人烟的村里看家。因为如果没有人看家的话，门窗就会被人偷走。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担负起保卫家园的任务。院子里到处长的是草，并常有野兔子出没。屋子里面则是老鼠的天下，它们挖洞刨出的虚土让人难以下脚。晚上睡觉的时候，高粱秆扎成的顶棚上的老鼠在“跳舞”，地上的老鼠尖叫着在“斗架”。它们还不止一次地爬到我的脸上猛地“亲”上一口。也好，有它们陪着也算是不寂寞了。可让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老鼠还经常偷吃我的口粮呢！我每隔几天就要到城里的父亲那里拿点米面回来，一般一次就拿回几天的口粮，多了怕别人抢走。可有几次我的口粮就被老鼠偷吃光了，气得我坐在地上直哭。我的粮食本来就少，自己还舍不得吃，老鼠也欺负我，怎么能不哭呢?

我们郭张弓村位于被日本人控制的铁路边上，属游击区，日本人、国民党和八路军武工队都经常来，有时碰上了就打起来。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还经常抢老百姓的粮食，村东头的王好治就是带着几把救命的口粮在路上被国民党兵拦住遭抢的。王好治爬在地上磕头求饶，那些人看他实在可怜才给留下一点。我从城里带口粮回家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和日本兵抢，不敢在路上走，都是从野地里装着挖野菜的样子，从这块地到那块地，绕着回家的。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将粮食装在空罐头盒里埋在地下。那期间因为饥饿，大家都是“土匪”，只要知道谁家里有食物，就可能去抢劫。而这些“土匪”很可能就是你的至亲好友。邻居王德祥的老奶奶一个人在看家，儿子送点吃的东西来，晚上就被抹黑了脸的邻居抢走了。那时在村子里每天见不到几个人，都是出去找东西吃的。我是什么东西都吃过，榆树皮、包米秆、各种野菜等。现在想来最好吃的是杏树叶，把刚长成的嫩叶摘下来用水烫一下，吃起来滑滑的，我一次能吃两大碗呢！那时候因为饥饿，人们为了生存简直不顾一切。我曾经亲眼看到在城里的大街上，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抢夺别人家的一个馒头，被人家用秤砣打得头破血流，还一手抱着头，一手使劲往嘴里塞着馒头。那时听说有人在大街上买的肉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还听说从一个烧砖窑的洞里找出十几双童鞋，估计是杀了儿童之后留下的。因为饥饿，大姑娘们听说谁给馒头吃就跟谁走了。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再也起不来了，而且没人收尸，人被饿狗拖着吃。到了春天气温转暖，田野里到处都能嗅到腐烂尸体的味道。从我的邻居王德祥一家的悲惨遭遇，就可以看出人们当时的凄惨情景。德祥比我小两岁，父辈弟兄三人，他父亲排行老二。他们一家人先是逃荒在山西，后又转到徐州，全家先后饿死了七口。大伯是饿死在家里的，因家里没人，好多天以后，才被本姓邻居发现，用芦席卷起来埋掉了。一个姐姐被卖到山西，另一个姐姐被卖到了徐州。叔叔和父亲饿死在外地，伯母和婶婶为了活命也都改嫁在外地了。几个兄妹也都先后病饿而死。他和母亲解放后才回到老家，全家十几口人就剩下他们母子俩人了。

水灾、旱灾、蝗虫都是天灾，而“汤”则是人灾，指的就是大军阀汤恩伯。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搜刮民脂民膏，使本来就因灾荒日子难熬的老百姓们更是雪上加霜。八路军武工队从村里过时，见到哪家实在是困难，就从自己米袋里拿几把米送去救一时之难。而汤恩伯的国民党军队，则是经常跑到各家去搜抢。难怪百姓们都称汤恩伯也是一灾，就是旱灾、水灾、蝗虫再加上一个“汤”灾。

这些骇人听闻的旧事，讲述起来让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置信。我给孙儿们讲起这些事的时候，他们问：“你讲的这些故事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吧？” 甚至还说：“没吃的为什么不到大酒店去吃呢？” 置身于今天的幸福生活之中，他们当然想象不出当年的情景。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是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和不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才要把它写出来，传承给后人。让人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比比过去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看看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2008年春节前后，中国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雪灾，紧接着又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同样是在灾害面前，从党的总书记、国家的总理、到全国人民和他们的子弟兵一齐上阵。四面八方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举全国之力，倾力支援。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再也没有听说哪里有人挨饿啦！我的后人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也为了让子子孙孙的童年记忆中，再也找不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