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何办好“知青赛”的一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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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好久没有统计老知青报到人数了，不好意思，抱歉！望知青朋友们谅解。今把最新统计数据发表如下：
按报到时间排序

(按报到先后排序)
序 网名

1 坂东茶馆
2 边线球
3 安逸
4 扫描仪
5 健康第一
6 长空飞燕
7 灿烂
8 老尚
9 cayyd
10 山夫-zzh
11 过河卒
12 路洒
13 林鸥小姝
14 愚先生
15 明天艳阳
16 后来者
17 不老的兔子
18 湘牛
19 marylsj
20 松贞子
21 门球迷 wgq1952
22 迷踪拳
23 山人987
24 门球顽童
25 出山虎
26 行雨龙
27 飞翔19
28 重磅的名字
29 龙舞春秋
30 曹佐德
31 826625279
32 老赤马
33 青于蓝
34 自由人·叶·
35 洪泽湖人
36 荣华富贵
37 宛油
38 擦边球
39 州河河风
40 乐在其中01
41 峥嵘岁月
42 大雪坨子
43 忘年之交
44 门球可爱
45 南飞老干办
46  悠闲开心
47  童欣
48  tsh560128
49  suiyi99
50 薛家军
51 笑语与朋友
52 卧龙第二人
53 函谷人
54 竹林紫雾
55 爱好门球
56 YANGXH510422
57 阿里郎妹
58 格外亲
69 老有乐
60 老卯**

61  秋天--枫叶

62  蓝天阔

63  413257311

64  舍予

65  门球之花

66  车太费油啦！

67  南北龙

68  门球恋人

79  枫下居

70  红彤彤

71 大篮筐

72  马大姐

73  邮宁

74  知了10

75  精彩生活

76  门球禾火

77  马足龙沙

78  夏天里的雪

79 门球爱好者AY

80  洛阳口天  

81  蓝天与白云

82  门球恋人

83 走过山水间

84 击球员
85 豫新达人
86 hanxue-3655155
87 汉江爱好者
88 快乐书心
89 翱翔金鹰
90 逍遥在人间
91 空谷幽兰
92 门球0415
93 盛晟
94 安利安利
95 门球之神
96 追球者
97 星光灿烂001
98 山阳开泰
99 李想实现
100 野荷花
101 快乐吉祥
102 青风山上
103 xuelian_3655155
104 雨淋
105 雷达兵
106 654中流砥柱321
107 kangdong
108 zpg3213
109 洛阳牡丹
110 殷商门球
111 许和平
112 老戈
113 京广线上
114 航校二哥
115 玉龙冰山
116 广阔天地
117 门球之神
118 旺财玫瑰
119 钢铁人
120 安阳和谐号
121 本草纲目
122 凤如意
123 喜欢门球的灵性
124 取胜为本
125 秋实硕果
126 lcx1947喜欢门球
127 龙抬头
128 濮水龙乡居人

129 上善若水·丹东

130 彰德门球   

131 门球小草

132 春球缘

133 玉兔东升

134 豁然清晰

135 十八罗汉

136 稽山闲人

转坂东茶馆老师帖

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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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挑球

      tang,si,ling,ni,xin,ku,liao,。预祝首届知青门球网友赛圆满成功！

门球禾火

     有一天我无意间碰到了一位当年曾在一起下过乡的知青，在一起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回忆起那时在农村的年年岁岁，真的是令人难忘。那天她就问我当年为啥叫咱们下乡？我答不上来。今天偶然在腾讯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转载一下，还望重新再了解一下当时的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原因探析
http://news.QQ.com　 2009年01月21日15:20 　 《党史文苑》　 高广景　 我要评论(0)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共和国坎坷的步伐，走过了它兴衰跌宕的历程。至70年代末结束时，已有近1800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它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它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趋于沉寂。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①。那么发动这场运动的缘由何在呢？笔者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解决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政府对旧有的教育体制、机构等实行了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计划性，盲目性很大，原来各级学校不合理的比例尚未能基本改造过来，小学发展过多，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发展较少”②，1953年对中小学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压缩了初中小学的招生人数，结果，是年未能升学的总数由1952年－10．2万人上升到1953年的213．4万人。此后，从1953年到“文革”发动前的1965年，除1958年外，我国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大学的总人数都在200万以上。
　　大量学生不能升学，又必须安置，面对这种形势，《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3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社论，提出“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这可以说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以后几年形势日益加剧，一些城市由于升学就业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了青年学生请愿闹事事件。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做了56天的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在长沙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经刘少奇审定后发表在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要点是:“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党中央向知识青年发出了下乡务农的指示，在千百万中小学毕业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60年代初，三年困难后的调整，使得未能升学的人数又一次攀升。“文革”爆发后，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积压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国约有1000多万人，成为复课的障碍。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全国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
　　二、解决城镇就业难题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5万人③，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又包不起，许多人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造成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怪现象。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④，这清晰地说明了就业政策的调整给城镇就业带来的影响。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由于战略重点向重工业倾斜，除了“一五”时期和1963至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外，重工业占国家投资比重，都在50％以上，比苏联还要高（苏联重工业投资比重最高时期不超过40％）。这种产业结构导致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根据统计分析: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1．6万人，用在重工业只能容纳5000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忽视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就大大限制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口大国，1949年底人口已达5．4亿。同时，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为深重，“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人口速增的危机普遍缺乏较清醒的认识，反而认为人多力量大，结果导致人口增长失控。1954年我国人口已突破6亿，60年代初已接近7亿。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就业难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建国初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提出，原本无须就业的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要求工作，形成了与城镇知青争岗位的局面，给当时的城镇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从可能性条件来看，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与个体经济不同，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许多管理人才和初级办事人员，而且由于当时我国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相当落后，文盲众多，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西方的封锁遏制无所畏惧，然而，对美国提出的“和平演变”策略却深感忧思。尤其是1956年，可谓多事之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内，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一万多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毛泽东认为，匈牙利党的错误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然而，由于少数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发动攻击，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⑥。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指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看到，许多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经不起社会主义斗争的考验，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今天的知识青年，应该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接受教训，努力参加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忠实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于紧张。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冲突不断，美国侵略越南，威胁我国安全，同时，美国支持台湾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之机，频繁地向大陆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颠覆活动。在国内，为了“反修防修”，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时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政治意义更加鲜明，基本可以说，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党中央认为，“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的一代农民、工人、士兵，新的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一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⑦“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被蒙上浓重的政治色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知青的首要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宣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除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党中央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条途径，称其“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⑧。
　　综合来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原因复杂，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的整个运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期间高潮和低潮相互交替，而这一特征又与经济建设中一度重演的“过热”与“紧缩”呈反向运动，即当经济发展“过热”时，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则相对较强，与之相应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则处于低潮；反之，当经济发展“紧缩”时，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受到限制，与之相应的知青上山下乡则处于高潮。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因素是决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性因素。尽管如此，我们在看到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人口、政治等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结论。
          （作者:高广景（1981—），男，安徽师范大学2004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原文发表于《党史文苑》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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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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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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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5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1955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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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那时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文革”前5年有计划上山下乡共下去了129万。平均每年26万，规模比较小，安置比较稳妥，社会影响并不像“文革”期间那样大，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动员城市青年扎根农村，安家落户，指导思想、措施、步骤都是很稳妥的。所以“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源于50年代，60年代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这一段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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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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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这里有个背景：1968年11月，那时1968届毕业生快毕业了，加上1966年、1967年的许多未安排的毕业生，怎么安排，当时中央就此作了个通知。其中提到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对教育的“两个估计”，说17年的教育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学受的教育都是修正主义，因此，修正主义的受教育者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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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的初衷被扭曲

　　这样就扭曲了上山下乡的初衷，同样是上山下乡，出发点大不一样。规模上1969年260万，是最多的一年，是个高潮。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一起下乡，260万人，根本没有准备。就是有准备，26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而相当多的人是被这股政治潮流卷下去的，不下不行，下去光荣。革命嘛，接受再教育。

　　后来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城市工厂也要人，也要招工。我们当时做这一工作也很矛盾，接受再教育如果从教育出发，有无毕业年限呢？教育完怎么办呢？不能接受贫下中农一辈子再教育吧！“多长时间”谁也回答不了。紧接着出现城市要人，从农村招工，就动员原来下乡的青年回城，又出现了招工与回城的矛盾，很不好做。所以我们的心情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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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还是拔根

　　后来又有一个波折，就是在1976年，这时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矛盾增多、复杂化了。1976年2月12日，毛主席有个批示，背景是有陕西的两个青年给吴桂贤写信－－吴桂贤曾是陕西国棉二厂的工人，当时是副总理－－反映下乡知青被招工招回来对下乡知青队伍是不稳定因素，他们反对招工。吴桂贤把信给毛主席，又写了封信，把招工比成拆台。毛泽东在2月12日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但这个批示并未对吴桂贤的信表态。当时条件下，他的话好像认同吴桂贤的话，但又未讲出来，更多的理解应是稳定下乡知青。于是，在农村就出现了扎根与拔根问题的斗争。当时提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讨论，所以知青工作更复杂化了，究竟城市招不招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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