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并一一阐述其内容，指出：“长期建藏，就是要坚持慎重稳进方针，谋百年大计，作长期打算，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国内和国际，切忌处理问题简单化，切忌急于求成。”对“长期建藏”等原则的重申和强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2015年8月下旬，接到部机关党委的通知，要我为部中心组学习准备一个讲座，内容是“长期建藏”的思路和措施。讲这个题目，必然要涉及历史，但重点又是当前，特别是要结合学习和贯彻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因此确定了这么一个题目：《“长期建藏”思想的历史和现实》，主要想讲清两个问题：一是当年“长期建藏”思想产生的历史；二是当前重申“长期建藏”原则的现实。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申“长期建藏”思想，并把它作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五项重要原则之一，为“老西藏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长期建藏”思想产生的历史
1、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在出访途中，他得到西藏当局派出“使团”出国求援的消息，更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次会上的讲话中说：“回过头看，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从新生人民政权安全和巩固的战略大局上考虑这个问题的。当时，新中国百废待举，美国又在朝鲜半岛把战火引到我们家门口，要是解放西藏的决心下的稍微晚一点、行动慢一点，我们将面临更大困难和问题。”
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中央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西北方面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损毁，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后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所以，坚持派二野的部队进藏。
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巨任务。刘、邓最后商定：62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
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18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多数干部也已被任命了地方行政职务。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在重庆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说：“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几句话，掷地有声。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
进军西藏部队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长期转战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全国大部分解放后，带着满身征尘来到天府之国四川。部队在向川南开进的途中，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的新任务。这个弯子转得很急、很陡，相当一部分指战员难以适应，从天府之国到西藏高原，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在个人前途、家庭、婚姻、艰苦等问题上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18军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邓小平亲自坐镇18军进藏动员，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18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率领18军部队进军西藏。在18军进军西藏的动员大会上，张国华带着女儿小难来到会场，“背女出征”，义无反顾。就在大军将行，万事繁忙的时候，小难却因髙烧不退夭折于进藏途中。这是18军进藏第一个牺牲的生命。
2、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
那时部队三四十岁的老兵还相当不少，有个摆在面前的实际情况是，90%以上的人连对象都还没找。当时上级规定的结婚条件是“25、8、团”，即年龄在25岁以上，8年军龄，团级干部。能符合这个三合一条件的人毕竟很少。种种思想疑虑中，进藏期限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主席考虑到在西藏生活、工作条件特别艰苦，曾提出过“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三年一换政策是有历史渊源的。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事务，当年清政府设置的驻藏大臣共2人，规定任期3年。驻藏清军官兵也实行同一制度，到期进行轮换。
人们把这一制度，称为“三年瓜代”制。“瓜代有期”都是指两人轮流戍守 一地，瓜熟时赴任，来年瓜熟再派人交接；后来引申为有一定的轮替期限，期限一到，自然有人来接替。十八军传达了毛泽东“三年一换”的指示，稳定了进藏部队官兵的情绪，鼓舞了士气。“战士们为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都愿意再坚持一下，哪怕再晚找三年媳妇。”
对刚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时西藏还是一个未知领域，连一份二十万份之一的西藏地图都没有。西南局由于有进军西南经营西南的经验和对西藏情况的相关调查，对进军西藏经营西藏任务的艰巨性，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和估计，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就在联合发布的《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中，号召：“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时，每个指战员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当时，为了集中力量解决部队的进军思想，没有把长期建藏问题强调起来。
经过学习教育和政治动员，再加上“三年一换”的激励，解决了“进不进”的问题，“但却寄托于‘三年一换’，认为时间不长，再苦也可以熬过去，所以又产生了‘早进早出’的急躁情绪”。为了打消这种情绪，1950年12月14日，西藏工委、第十八军党委在甘孜召开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解放西藏只是我军的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军的长期任务。”这样，长期建设西藏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口号响亮地提出来了。
长期建藏的口号提出后，许多官兵失去了“三年一换”的寄托，思想难免有所波动。“三年一换”政策本身，有包含着“进进出出”，“早进早出”的意思。“换防”思想在进藏不久就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躁情绪；二是无为思想。从部队思想来说，当初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是一个大弯子；现在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又是一个大弯子。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进藏部队建设西藏的使命更加明确。当天，张国华向毛汇报“个别干部嫌进军太苦，不想随十八军到西藏去”时，毛主席严肃地说：“回去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好处很多，是好共产党员就要举手去。”小平同志在西南军区任政委时，更是对进藏部队关怀备至，对于进藏部队思想弯子的转轨，长期建藏思想 的确立 ，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上图）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下图）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图源：央视网
这一时期，广大指战员从实践中也体会到，内地到西藏，山高水险，交通极为困难，一个军数万人，一年才能走到西藏，且耗资巨大，“三年一换”的确也不现实。因此，没有在西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这种亲身体验和实践使部队对长期建藏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感到‘三年换防’既不现实，也不应该，比较自觉地打消了‘三年一换’的思想，而代之以五年、十年较长时间的思想准备”。
十八军进驻拉萨的当天，谭冠三政委为表达自己“把老骨头埋在西藏”的决心，并鼓励部队长期建藏，曾赋诗“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在诗中，他坚定地表示：“男儿壮志当报国，藏汉团结重如山；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1952年7月6日，52师一部进入西藏最前哨——亚东，实现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进军西藏的任务完成了，三年的时间也到了，换不换班？当时，由于部队严重缺粮，实行精简机构，紧缩开支，部队的“换班”思想又有抬头。
当时的做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深入系统地开展“长期建藏”的思想教育。1952年12月1日，西藏军区成立后的第一届党代表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解决长期建藏问题。会上，张国华司令员对长期建藏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指出：“树立长期建藏思想是解决进藏部队一切思想问题的环节。基本目的是打破‘换防’的情绪，消除各种幻想，以积极的态度从事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各项工作。长期建藏思想是否树立？并不单纯表现在每个同志决心在西藏干十年二十年，或死在西藏的时限上。”阐明了长期建藏的含义和基本要求，统一了认识，消除了干部战士“‘长期建藏’就是要在西藏苦一辈子”的思想负担。
各部队贯彻党代会精神，展开了深入系统的长期建藏思想教育。军区警卫营一连、一五五团九连向部队发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倡 议。1953年3月1日，驻守亚东前哨的一五四团全团指战员集体向毛泽东主席上书，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军指战员也纷纷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表达长期建设西藏的决心。
二是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结合起来。部队抓了两件大事：一是集中力量进行营房建设。部队从进军西藏时期起，即严格遵守不住寺庙、不住民房的规定，常年住着帆布帐篷，条件好的单位住上用土坯垒墙、木条加泥土盖顶被称之为“干打垒”的简易房舍。吃饭蹲在地上，开会坐在背包上，学习、办公在膝上，这种野外生活方式持续了5年之久。1954年公路通车拉萨后，物资的补给运输能力大大增强，为修建营房提供了条件。机关、部队大部进驻了营房，初步改善了居住条件。部队在高原上终于有了基地，有了一个固定的“家”。
二是遵循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部队始终将农副业生产作为长期任务。部分解决了部队的粮食供应，蔬菜、肉类基本自给。居住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部队在西藏扎根，促进了部队长期建藏思想的巩固和提高。
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是进藏部队西藏工作政策的大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长期建藏”政策促使进藏部队广大官兵，安心在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工作向纵深发展。（二）“长期建藏”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巩固国防，增强民族团结。（三）“长期建藏”思想，培育出了“老西藏精神”。
从十八军走出的三位将军，堪称践行“长期建藏”的“老西藏精神”的楷模。
一位是军长张国华中将。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张国华1972年正在成都主持会议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去世时还不满58岁。国华同志去世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国华同志的骨灰送北京安葬。周恩来总理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亲切慰问国华同志的夫人樊近真时，痛惜地说：“中央正在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周恩来一生只亲自迎接过两位将领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毛主席对国华同志的早逝，表示了深切的惋惜。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次会议期间请示毛主席是否接见会议代表时，他老人家感慨地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另一位是政委谭冠三中将。1985年12月6日，原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在成都逝世，终年8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1986年5月15日，将他的骨灰空运至拉萨，安葬在他亲手开垦的苹果园。当年18军进藏时，他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在西藏高原整整12年，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中央才调他回北京工作，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西藏自治区上层爱国人士唐麦·贡觉白姆（1920—2012，和平解放初期，她走出贵族家庭，为十八军指战员教藏文、参加拉萨爱国妇女联谊会，曾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者）曾经说，“1980年我们去内地参观，大家一致要求见见谭冠三政委，虽然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我们看望他时，每个人像朝佛一样，围着他转了一圈，并一一向他献上哈达和亲切的握手，我们和谭政委都非常高兴。”“我们西藏人民永远忘不了18军同志们的功绩！”
还有一位是阴法唐书记，进藏时是52师副政委，后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80年二度进藏，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至1985年7月，后调任二炮副政委，1988年授中将。阴书记是践行“老西藏精神”和“长期建藏”思想的楷模和榜样。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老西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兼谈孔繁森的成长之路》（1995年）、《老西藏精神的根本——雪山名将谭冠三代序》（1996年）、《再谈“老西藏精神”》（1998年）、《继续弘扬老西藏精神》（2002年）、《西藏和平解放与老西藏精神》（2003年）等文章，坚持不懈 地宣传“长期建藏思想”和“老西藏精神”。
3、长期建藏思想的历史性影响
长期建藏思想解决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问题，为中央人民政府实现对西藏地方的完全行政管辖提供了干部和人员的保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上千年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仅有约500余户，2000余人。不但内地移民不愿进藏，政府官员也逃避进藏。
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在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136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2人之多，占到16%，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当年偌大的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粮员武员数人而已”。
官员不愿意进藏的状况限制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能力，削弱了其对西藏的影响力和统治力，以致难以完全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图。这突出表现在从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间，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时断时续的离心倾向。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无人进藏的状况根本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影响下，在高原坚持工作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干脆在西藏安了家，因而被称为“老西藏”。大批人员的进藏及相对稳定的老西藏干部队伍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有效的管理和有力的施政。
是否允许中央派员入藏，一直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焦点。近代历史上，西藏发生过两次“驱汉事件”。
1、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驱汉事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当局利用中央政权变革无暇顾及边地治理之机，发动了“驱汉事件”。1912年3月，噶厦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布文告，通令全藏的营官喇嘛攻击各地的川军：“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2、解放前夕的“驱汉事件”。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西藏地方当局又借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之机，再次制造“驱汉事件”，并企图武力抗阻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在达札召开的会议上，亲帝分裂分子称：“乘中国时局不定之际，是能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的。况且今后对各方面都有利，还是遵照摄政指令把汉人赶出西藏为妙”。
他们布署将拉萨的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及旅藏的汉族及巴塘人逐出西藏。在向国民政府致电通报其“驱汉”的“反共”理由之际，噶厦按其预定计划，于1949年7月，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及所怀疑的汉回民众，经印度遣送回内地。
3、围绕十七条协议的谈判，焦点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
谈判中，西藏地方代表根据噶厦制定的内容谈判条件精神，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不赞成军队进去。理由是：西藏的东面、北面都与中国相连，只有南面是与印度接壤。现在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因此，边境可以由西藏军队守卫。如果边境有事，再请求中央派兵去保护。还可以把西藏现有的军队扩大，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并对外宣称西藏已经有了解放军。他们坦言之所以不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是因为“害怕解放军进去以后会整他们”。
对此，李维汉做了详细的解释。李维汉首先阐明了解放军进藏的必要性，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卫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西藏进军驻军为了是保卫国防，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西藏人民的安全。接着，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反对进军的“理由”，李维汉逐点进行解释：第一、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有无侵略野心还不能保证；第二、现在西藏根本没有国防，西藏的军队是向祖国内地部署的，要建设国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目前西藏更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一旦有事，军队开进去谈何容易。至于西藏的军队要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那是不成问题的。
谁都知道，西藏现在的军队没有战斗力。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巩固国防，岂不是个矛盾吗？李维汉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人民解放军开进去以后，会慢慢整他们。但是，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用战斗的方式打胜了再搞，还要方便些。现在十条公约已经登了报，要搞就不方便了。所以，怕解放军开进西藏去搞他们，是可以设想的，但不合事实。
西藏代表团提出，希望进藏军队的数目尽量减少，拉萨不要多驻军，藏军要缓期改编等。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进藏部队的经费由中央供应，藏军的改编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为了慎重起见，双方各派专人具体研究拟定《关于人民解放军进藏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作为协议的附件，即后来的《十七条协议》“附件一”由双方内部掌握。
李维汉的耐心解释和“附件一”的拟定，大大解除了西藏地方代表的疑虑。他们意识到，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和谈就根本无法进行；而既然已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因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
4、和平解放以后，反对伪“人民会议”的斗争。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虽按《协议》的要求，接受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事实，但分裂主义分子极不情愿执行《协议》的具体事宜和支援驻藏部队的工作。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与策划下，拒绝“十七条协议”，千方百计想要困死饿跑入藏的人民解放军。1952年春，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制造了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想趁进藏部队初到拉萨，立足未稳，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
所谓“西藏人民会议”，是1950年底达赖喇嘛出走亚东期间，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唆使下，由阿乐群则等一些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和寺庙的中层僧人拼凑起来的反动组织。
1952年3月，正值藏传佛教“祈祷大法会”（即传昭）期间，各地僧众两万多人云集拉萨。“人民会议”借此机会发难，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张贴“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包括“(驻藏人民解放军)除依旧保持少量兵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退”，组织一些人示威游行，叫嚷“汉人的军队滚出去”。一批反动武装分子暗藏武器，分散布置于拉萨市各街口要道；一些僧人在市区寻衅滋事；数百名藏军趁夜暗包围了中央代表和阿沛的住宅，并向阿沛住宅开枪；藏军还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在药王山修筑工事。两司曹密令驻日喀则的藏军第六团（炮兵）急调拉萨。
面对骚乱，工委、军区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汇报、请示，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身份3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噶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1952年3月8日上午和13日下午，张经武冒着生命危险，仅带翻译、保卫干事和警卫员各1人，进入藏军密布的布达拉宫，同达赖面谈，要求达赖尽快制止骚乱。向达赖严肃地揭露了两司曹破坏协议、策动骚乱的罪行，提出撤销两司曹职务的要求。
1952年4月，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主张解散伪“人民会议”和撤职两司曹职务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的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4月27日达赖下令撤销两司曹职务，5月1日噶厦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
此外，从我们的工作上，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西藏出现过“大发展”和“大收缩”。五十年代初期，中央认为实行民主改革虽然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西藏这一特殊地区，需要根据上层人士的觉悟程度和人民的觉醒程度来确定改革的日程表。为等待西藏上层的觉悟和下层的觉醒，中央强调西藏工作要慎重稳进，西藏民主改革近期内不能实行，要等待“适当”时机。
那么，什么是“适当”时机呢？平息“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之后数年，西藏局势相对稳定，为贯彻协议和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驻藏部队和干部的物质条件有了基本的保障，人民解放军终于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同时，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晋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层统战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这是不是改革的“适当”时机呢？对西藏当时的形势，中央的判断是冷静的。1955年3月11日，中央做出了对西藏各项问题的批示，进一步明确了对西藏改革问题的态度。中央认为，对于达赖、班禅同时进京，初步确定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停止藏钞、整编藏军、在达赖与班禅历史悬案上达成协议等，是一个进步，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只是进了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阻碍是严重的”，“对于左派的进步性亦不可估计过高，从对祖国关系这一政治态度上来看，他们是左派，但从阶级实质来看是右派”，因此“现在对他们还不应该谈土改和社会改革问题”。
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仍按兵不动，但此时，西藏周边藏区的民主改革却开始逐步展开。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使西藏上层意识到改革不久就会蔓延到西藏，开始出现疑虑不安情绪。为了安抚西藏上层，毛泽东借接见西藏参观团的机会，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召见即将率团赴藏的陈毅和汪锋，指出：“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而不是去做更多的事。……这次去的任务不要多，希望不要大，……步子不要太快。”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和张国华都谈到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但只是宣传了中央对西藏改革的指示精神，谁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讨论，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规定，陈毅曾幽默地称之为：“现在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一时期，祖国内地各省市及除西藏以外的其它民族自治区已相继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已开始了民主改革，周边藏区也开始进行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也进展顺利。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工委和广大干部中普遍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急躁情绪，再加上西藏工委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状况的强烈主观愿望，6月12日工委在《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指示的决定》中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目前全国已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或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西藏也面临着这种民主改革趋势的前夕。”
基于这一判断，西藏工委于1956年就开始着手准备改革事宜，提出“在1956年至1960年五年内，西藏地区的总任务就是要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完成民主改革”。和平解放初期，随军进藏的地方干部仅有2200名，其中汉族2000名，占90.9%；少数民族200名，占9.1%。随后，西藏工委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内地各省市调2000多名汉族干部陆续进藏，并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干部，各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起来，形成了全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气势。后来，人们把这一段西藏的工作称为“大发展”。
“六年不改”方针的提出与西藏工作的“大收缩”。西藏工作的“大发展”导致人员迅速过多增加，开支急剧增大，市场投放银元过多，引起物价上涨。这时看到改革是大势所趋而真正愿意实行改革的上层人士只占少数；大多数上层人士则心存疑虑，开始出现不安情绪。
中央对西藏的改革问题十分慎重和关心，发现急躁冒进苗头即立刻纠正。中央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后，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指出对西藏改革“必须等待”，提出了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1957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中央书记处认为：西藏今后在六年内不改革是肯定的，这是对外已经宣布了的，内定不改的时间还要长，可能十一年不改。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大下马。目前西藏以大下马为紧急任务，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撤越快越好。要坚决地迅速地下马，坚决地迅速地内撤。
1957年春天，西藏工委开始着手精简机构，缩减人员，除保证青藏公路畅通的人员外，将干部、工人、学员从4.5万人一下减为3700人，驻藏人民解放军也减少了70％；地方工作只限于城镇和交通沿线县份，自治区筹委会的直属机关和各基巧（专署）的处室进行了精简合并，全区60多个宗级办事处除昌都地区外一律撤销，一批农奴出身的干部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进行学习。西藏的收缩工作，到1957年8月基本结束。
这一上一下，对西藏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随后，进藏汉族干部逐步得到恢复发展，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区干部总数为8967名，其中汉族6200名，占69.1%；少数民族2767名，占30.9%。1959年，为进行民主改革，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抽调干部赴西藏工作的通知》等9个文件，从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抽调了约10300余名干部进藏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干部总数22818人，其中汉族15210名，占66.7%；少数民族7608名，占33.3%，从组织上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各省市仍然没有完全中断选派干部进藏，整个“文革”期间大约选派了4400多人进藏工作。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抽调干部支援西藏和在藏干部内返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79年、1980年每年给西藏抽调干部约3000人，其中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各占一半。
二、重申“长期建藏”原则的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重申长期建藏，并把它作为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努力实现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2015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治边稳藏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偏差，表现之一是大批内调进藏干部。1980年5月，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到西藏考察，认为“汉族干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提出只留15%，其余分批内调。
从1980年至1983年底的三年时间中，西藏对进藏干部、工人分三批进行大规模内调，实际共调出干部20045人（含离退休720人），工人25069人（含退休1621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80000人。“汉族干部完成历史使命”的结论、对少数汉族干部不正之风的批评以及内调方案，既不准确，也不符合西藏实际。实践也证明，这一结论和评价不但使很多长期战斗工作在西藏的汉族干部感到伤心，也使民族关系出现一些问题。
原西藏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对此有过一个较中肯的评价：“80年代的前几年，大批干部、职工仓促内调，内地干部职工突然离去，当地干部难以替补，贻误了西藏的建设事业，本来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也发生了逆转，助长了不安定因素的发展”。
民族团结是西藏稳定的基础，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各民族干部的团结。进藏干部职工的大批内调，使西藏工作伤筋动骨、伤了元气，不仅影响了专业技术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内地进藏干部的评价和调离，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使西藏原来比较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受到了影响和损害。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时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从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中央实施对口支援西藏的政策，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18个省市和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20年来，先后有七批4496名优秀干部、1466名专业技术人才进藏工作，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投入援藏资金260亿元，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长期建藏”政策导向的消长变化和物质条件的改善；随着大批在西藏长期工作的同志退休回到内地以及配置资源观念的改变，“老西藏精神”在西藏提少了、空泛了，有的人很少提长期建藏了，有的人认为长期建藏已经过时了，甚至有的提出疑问：“长期建藏有什么理论根据？”有人讲“这是老故事了、既不科学、也不人性，今天已经不需要那样了”，这样的说法不仅影响了西藏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也给在藏工作的人蒙上了功利主义色彩。
从进藏初期提出“长期建藏”，到80年代初的大批内调，再到“三次会”后，长期建藏人员与短期援藏人员并存。经过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陕西省援藏建设的康乐新居。中国西藏新闻网_西藏商报
三、重申“长期建藏”的过程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长期建藏思想还需要不需要继续发扬？一些老西藏、老同志多次撰文、讲话，阐发长期建藏思想的重要意义，论述长期建藏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阴法唐书记撰写了许多文章，并向中央领导同志呈报了“关于老西藏精神问题的报告”。原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成都陆军学校副政委魏克撰写了《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和重要意义》（1991年）等文章，
阴法唐同志把“老西藏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觉遵守政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并且多次强调，“长期建藏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
他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提交的“关于老西藏精神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后来的情况是，进藏的（含建藏的、调藏的、援藏的、担负什么项目的，或办某件事情的），早去的，晚去的，时间长的，时间短的，哪个民族的，去哪个地区的，在哪个岗位的，还有西藏本地的，都应积极地认真地扎实地集中精力为建设（包括改革发展）西藏做贡献，事事立足长远，长期打算，百年大计。不应抱单纯任务观点，或临时观念、短期行为，以致应付差事，也不应存有镀金思想。有了“长期建藏”思想，其他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它是“老西藏精神”的核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弘扬和长期坚持。
2013年2月14日，俞正声同志把阴法唐同志“关于老西藏精神问题的报告”批给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同志，指出：“阴法唐同志提出的‘长期建藏’的思想很重要，即西藏的一切工作必须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必须可持续。”
2013年4月28日，俞正声同志在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上，专门讲了“要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他分析了西藏和四省藏区面临特殊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二是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还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我们要和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三是西藏和四省藏区绝大多数群众信仰宗教，许多地方还比较封闭。发展，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反分裂，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宗教、封闭等社会问题，也有长期性。
他指出：“藏区特殊的的社会情况、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决定了西藏工作的长期性、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无论是解决西藏和四省藏区的主要矛盾，还是解决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特殊矛盾，都需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一切工作都要从长计议，一切措施都要有可持续性。同时，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兼顾好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国际和国内，切忌处理问题简单化，不能急于求成。”
2013年8月，俞正声主席在西藏调研时强调要树立依法治藏、长期建藏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长期建藏，就是要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慎重稳进”方针。在我军进藏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考虑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了“长期建藏”思想，而且把它提升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重要原则”，提升了“长期建藏”在西藏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长期建藏”的内涵和措施
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中央重申“长期建藏”思想，与五十年代提出“长期建藏”思想时相比，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存在问题的反思，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长期建藏”，在二十字原则中，虽然排位在后，但含义深刻，既与前面的内容有承接关系，又有很高的操作要求。不加研究阐释，很容易变为空泛的口号。
“长期建藏”的内涵。看到网上“侠客岛”有一篇文章，说“长期建藏”同样引人注目，从“援”到“建”，一字之别，精气神和新境界全出。要长期建藏，就离不开人，离不开精神。抓得很准，但我觉得还要加一条，三条：一是人，二是工作，三是精神。“长期建藏”的内涵，包括了人、工作、精神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人。“六次会”强调了三点：一是关键是要有人干事，“西藏和四省藏区条件艰苦，所以关键是要有人干事”；二是“进大于出”，“西藏干部的交流，应当在‘进大于出’的原则下，建立合理的进藏出藏机制”；三是“2016年开始，每年再从全国非西藏生源高校毕业生和部队拟退役士兵（士官）中专项招收700名汉族干部，用3年时间使西藏汉族干部比例达到30%。”
周总理在世的时曾谈到过藏汉干部“倒四六”、“倒三七”的比例较为适当。但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汉族干部大内调的后续影响，加之近20年来进藏汉族干部队伍正常补充政策机制的缺失和现有汉族干部队伍的流失，致使汉族干部比例逐年加速下滑。“六次会”决定恢复到30%，是从历史经验和实践中得出的适当的比例。既能发挥占70%的藏族和其他民族干部的重要作用，又能发挥进藏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的重要作用。以各民族干部的团结为核心，加强民族团结，实现长治久安。有人干事，进大于出，实现“三七开”，有了这三条，“长期建藏”就有了巩固的组织基础、干部基础。
第二，要指导工作。“长期建藏”从思想上升为原则，层次更高、覆盖面更广。贯彻和落实“长期建藏”原则，涉及到西藏工作的方方面面，贯穿于西藏工作的长期过程。不论是西藏地方自身还是中央有关部门，不论是进藏干部还是本地干部，都要贯彻“长期建藏”的要求，做到：坚持“一个方针”，慎重稳进；做到“两个一切”，一切工作都要从长计议，一切措施都要有可持续性；兼顾“三个关系”，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国际和国内；防止“两个切忌”，切忌处理问题简单化，切忌急于求成。“长期建藏”原则的把握，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结合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实际，抓住重点，不断推进。
第三，要有精神。“老西藏精神”是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传家宝。其中，“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是核心、是基础、是根本。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老西藏精神”，特别要强调两条：一是以各民族干部的团结为核心的团结奋斗精神，“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二是在高原特殊环境中的拼搏奉献精神。习近平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团结奋斗和拼搏奉献，是“老西藏精神”的两个要点，要不断注入时代内涵。这是新中国民族团结的丰碑，也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壮歌。
“老西藏精神”与“长期建藏”密不可分。落实“长期建藏”就必须弘扬“老西藏精神”。这不仅是艰苦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不同民族一起生活的特殊环境决定的。因为，要让一批人在物质条件长期赶不上内地一般标准的地方留下来，与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一起生活，唯一起作用的就是精神。
除了身体健康、老人赡养、子女教育、住房就医等实际问题外，内地进藏各干部职工不放心的还有在西藏的奉献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次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发放给人以启示。一枚小小的纪念章，从物质上说，并不值钱，但对一个老兵来说，这是他最看重、最珍惜的荣誉，是无价之宝、无上光荣。对各个时期进藏工作的老西藏，也应有相应的国家荣誉制度。
“长期建藏”要克服临时观念、短期行为和功利倾向，就必须弘扬“老西藏精神”。把“老西藏精神”作为主导思想和精神家园，就要有国家和自治区层面的荣誉制度认可践行者的奉献。荣誉和责任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给长期建藏的人以荣誉，才能有人愿为长期建藏尽责。
其次，要解决西藏干部的实际问题。由于历史、民族、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同内地相比，进藏人员要克服更多的艰难困苦，除加强其思想教育外，还要关心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习总书记说：中央对西藏干部职工历来十分关心，制定了特殊的工资政策和有关福利待遇政策，中央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要大力宣传“老西藏精神”和“长期建藏”。既要讲和平解放以来青春献藏、忠骨埋藏、子孙建藏的先烈辈典型，也要讲建藏援藏先进典型和以资金、技术、劳务帮助西藏发展的典型。
要加强“长期建藏”的理论政策研究。“长期建藏”研究属于治国方略层面的国家级顶层研究。对“长期建藏”的内涵，实施“长期建藏”的政策、法律、制度措施，对不同历史阶段“长期建藏”的重点、特点和要求，都需要进行较为全面、系统、长期的研究。
要研究“长期建藏”的组织基础和力量依托。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长期建藏”的人员结构落实得好，什么时候社会就稳、发展就快，反之就会出现社会不安、发展停滞的情况。
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国家支持西藏发展的各项措施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不同对象的“长期建藏”问题，是组织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加快西藏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对西藏步入稳定发展、科学发展的轨道也具有关键性作用。
要研究“长期建藏”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和制度平台。“长期建藏”和“依法治藏”都是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思想教育，还要有配套的相互衔接的政策、法律。要把长远的战略考虑，严格的法制环境，日益改善的人民生活等结合起来。要划出法律的红线，不能允许背离这个方向和目标的思潮和行动蔓延滋长。让人们知道不能做什么。要逐步制定保障“长期建藏”，可操作的法条，提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执行。
要研究“长期建藏”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讲“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个“治”即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指主动作为、有所担当，而且西藏的“稳”还关系到国家的“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把实现社会局势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硬任务，各方面工作统筹谋划、综合发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
以问题导向推进“长期建藏”研究。“长期建藏”是国家支持西藏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要以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为导向，面对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研究工作在现行的西藏工作领导体制和议事平台上展开应没有问题。
有人说“长期建藏没有理论依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长期建藏”的必要性、重要性。
一是西藏面临的“两大任务”——发展、稳定的长期性，决定了西藏工作必须把握“长期建藏”的原则。
二是西藏存在的“两个矛盾”——主要矛盾、特殊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西藏工作必须把握“长期建藏”的原则。
三是西藏存在的“两大问题”——民族、宗教的长期性，决定了西藏工作必须把握“长期建藏”的原则。由于西藏“两大任务”“两大矛盾”“两大问题”的客观存在、长期存在，所以西藏工作必须把握“长期建藏”的原则。
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六次会”精神的进程中，我们要按照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责任、进一步抓住重点的要求，坚持和贯彻“长期建藏”的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下，切实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科学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内涵，努力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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