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领头雁

门球狂人

风雨兼程人生路：王攸彦回忆录

一、灰暗出身与动荡童年（1939-1954）

1939年12月，我出生于江西铜鼓温泉枫树下。父亲王庸六时任铜鼓县伪党部书记，母亲帅爱秋是本地大商户帅竹恒之女，其父亲经营的商铺名为“帅新茂”。这样的家庭背景，在1949年后的“阶级斗争”年代成为沉重负担——1952年12月，父亲以“特务罪”被镇压。妻子卢瑚琏与我同同病相连，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两人命运如藤蔓般紧紧缠绕。

无定居的漂泊岁月

1949年6月铜鼓解放前夕，父亲带我们躲进老家高桥乡，历经颠簸抵达太平杨梅岭。原以为能暂避风头，1950年春的一个清晨，两名挎步枪的人突然到访——矮个姓卢，高个姓李，冒死通风报信：对我娘说王师母“共产党要抓王老师，赶紧逃！”父亲连夜逃亡（后知在修水三口以炼樟油为生），我与母亲从此独居深山。

同年秋，大母舅帅新禄肩挑米箩，装满生活食用品，从温泉枫树下老家赶来杨梅岭。母亲见到兄长时泪如雨下，次日便随舅父离开。因体力不支，我们先在石桥大姨帅洁珍家暂住一宿，第二天才艰难地到达外婆居住地温泉浆田枫树下。从此，外婆洪素英、小舅帅新拾、母亲与我四人，靠耕种几亩薄田相依为命。外婆疼我，咬咬牙送我到定江小学凤山分班（港下坳）读书，这是动荡岁月里唯一的温暖慰藉。

母亲的婚姻波折与我的寄读生活

1952年秋，母亲经人介绍改嫁义田乡柏树下林水修。此人性格吝啬，两人婚后不久便分手。母亲转而投奔三都街小外婆（外公侧室），向继外公郑广文学做裁缝。经小外婆撮合，她与三都水运工人应元兴结合，迁居铜鼓县城下仑街刘天成铺居住。继父是上饶应家村人，虽木讷寡言，却对母亲照料有加。

同年，我随细叔王安吉、细婶叶菊梅住在老柳林街，入读定江小学三年级。堂姐王正严（县医院助产士）与我同住二楼，每晚督促我做作业，甚至半夜喊我起床如厕。一日深夜，堂姐突然坐起紧抓住我小腿，尖叫有鬼！有鬼！！随即有藏到被窝里，我是措手无策，只能赤脚跑下楼告知叔婶。后来才知她因失恋精神恍惚，为让其静心养病，全家搬至三眼塘居住。

堂姐病愈后与李辉结婚，1953年7月生下儿子秋生。暑假期间，我在家杀鸡宰鸭、洗尿布，被家人笑称“能干”。9月开学前，堂姐对我说：“攸彦，下半年跟姐夫去棋坪读书吧，他是棋坪小学校长，你吃住都在学校。”就这样，我在棋坪读完高小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又逢应届高小毕业生徐建春倡议“高小毕业投身农业生产”，而我深知，自己的“异类”身份。才备阻隔在初中门外。

二、谋生路与文艺缘（1954-1957）

丰田卫生所的炊事员时光

1954年7月高小毕业后，我走投无路，投奔时任丰田卫生所所长的细叔王安吉。他说：“没考上初中，就来做炊事员，顺便学医。”然而细叔天性粗心，平日只顾看病、打铳、钓鱼，从未正经教我医术，只让我割鱼草、挖土、种菜。近百日的厨房劳作，竟让我练出一手厨艺——无油炒制的青椒豆豉，成了同事陈丰庭、邱淑兰、黄晓云口中的“美味”。

一晚，我随细叔去生产队放幻灯宣传，直到三更半夜才返回卫生所。太累了，我鞋也没脱就倒床睡了，次日仍要早起做饭。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让我看不到希望，直到听闻铜鼓地方剧团招演员。我与同学王中一结伴报名，团领导见我们年轻，听完二支歌曲后便说：“来学习吧！”。当时剧团是业余性质，无工资，每周日演出，周一到周六排练。我曾在棋坪看过他们演的《七姐下凡》《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已心生向往，如今能一边做炊事员、一边学戏，竟觉得十分满足。

从卫生所到剧团的“逃亡”

排练至深夜，我常与同事帅清泉住宿影戏院舞台服装室。要特别惊醒回卫生所做早饭的事，月光透过窗户亮如白昼，我一骨绿爬起床赶路——从县城到丰田5里路，赶到时只听见鸡鸣天还未亮，只能坐在卫生所门口等妇女主任温清梅来开门。

9月，剧团计划转为半专业，要求“凑米起锅”维持运转。我向细叔提出离职，他坚决反对。一日下午，帅清泉、徐饶富接我，正好细叔不在，我便“不辞而别”。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正式成为铜鼓地方剧团一员，就此与文艺结下不解之缘。

三、剧团生涯：从龙套到台柱（1955-1968）

业余剧团的摸爬滚打

1955-1956年，我在业余剧团两三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勤奋苦练，不耻下问，不管是生旦净丑末，只要我感兴趣的角色我都用心揣摩读词学做。排练《十五贯》时，原定娄阿鼠的演员因无法完成板凳翻爬动作，我自告奋勇顶替，演出后竟获观众喝彩；《蔡明凤辞店》中“小偷”魏打算一角，在楼梯上惊慌失措，似耍杂戏样的表演，让我演得活灵活现，获得满场喝彩声，从此在剧团崭露头角。

科班进修与政治风波

1957年6月，组织上送我到江西艺术学校主要演员讲习班进修。7月，县委组织部调小学校长刘俊民任剧团专职团长。8月我返团后，发现刘俊民有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让人感觉架子不小，不好相处，因自己出身问题，行事总是临“左”忽“右”。我曾对编导朱可山说：“刘俊民这人要注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料这话在反右运动中被曲解，我多次遭批判。好在剧团业务离不开我—在省艺校45天的“填鸭式”学习后，我的唱念做打与导演能力显著提升，执导并主演的《孙安动本》轰动铜鼓。

1957年福州军区皮定均司令员来铜鼓，县委书记赵士杰点名要演《孙安动本》。我将孙安“以死谏君”刚直不阿精神演得淋漓尽致时台下观众掌声鼓励，皮司令看完称赞：演得不错！孙安“演员卖劲！”。1957年起，我晋升为主要演员兼导演，陆续排练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焦裕禄》《野火春风斗古城》《海瑞罢官》《义责王魁》等剧目。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由我导演的大型古典戏《白蛇传》经10天的精心打磨，在无数次反复排练与细节雕琢后，如期演出效果绝佳。与扮演银环的卢瑚琏因戏生情，1962年元旦成婚。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继父不知从哪凑来鸡鱼肉酒，操办六桌喜宴，至今想起仍觉温暖。

巡回演出与家庭重担

1962年冬，剧团赴湘鄂赣三省九县巡演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和热情招待，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咸宁县文联将剧评贴满街头，武汉模范菜市场剧院竟留我们演出半月。卢瑚琏因预产期临近提前返铜，12月18日大女儿王静出生，继父欢喜得徒步茅田报喜；1964年二儿子应龙（过继给继父）、1966年小儿子王春相继出生。此时剧团精简裁员，卢瑚琏因子女拖累，宣布下放三都林场，我急于找县长樊福初和县委副书记陈国栋陈情，最终靠“主要艺术骨干可带家属”的文件，才将妻儿留城。

四、文革劫难与农村岁月（1968-1973）

批斗与下放

1966年“文革”爆发，剧团停摆，我被派往花山、三都、温泉等地做文化宣传。1968年9月18日，我突遭造反派揪斗，戴高帽游街，罪名是“文艺黑干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因无实据，10月18日便“解放”，却被“割断工资、下放农村”。19日，我用板车拉着妻小，徒步迁至红旗公社温泉大队万家生产队金盆里。

社员生活的艰辛

新家是栋阴暗潮湿的土房，无电灯，大女儿王静6岁当晚就在天井摔破鼻子，我心疼却无奈。9月21日起，我担任生产队保管，每日挑谷晒谷，双肩磨得红肿，数日后才习惯。11月，母亲竟也以“地主分子”身份从永宁镇蔬菜社遣送至此，生产队赖尧国，赖振山等人特意将她安置在我住所上屋，方便照料。

一家五口全靠我一人挣工分，1968年秋冬仅赚40元，幸得永宁镇政府发放480元居民下放补贴，不仅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还留下了1969年的生活费。妻子除带孩子、做饭、洗衣，还要出工种菜、砍柴，来维持生活。

命运转折：从农民到宣传队员

1969年10月，我突然接到组织部通知：恢复工作、补发工资！随后参加“五七大军”，被调至红旗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与下放干部戴和熙、陈尉仁、邱抱一、张细伙、李悟和刘星福、魏仲林、刘传广、帅新恒、刘光斗、肖亚群、金爱玲、黄宣珍、刘辉、曹子文等20余人同住周家祠堂，自力更生搞宣传。1970年又生下了次女王琴。1971年元月，我们搬至双港寨上生产队，租住在伪县长吴良财旧宅。1972年小女王莉出生。1973年4月县文工团指导员黄宣英、团长刘俊民亲自来接我返团， 6月3日，我正式结束近五年的农村生活。

五、文工团的兴衰与工会岁月（1973-1999）

文艺生涯的第二春

重返文工团，面对以歌舞、样板戏为主的新文艺团体，我从头学起。执导《南瓜记》《杜鹃山》等剧目后，逐渐融入集体。1982年赴梅岭省导演学习班进修后，执导了由徐武丁编剧的现代剧《福星》获全省二等奖，省电视台拍成录像，副省长邓洪接见全体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1979年元月，我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82年8月，我第二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经县机关党委同意，参加了在党校进行的全县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并填交了入党志愿书，工作成绩显著：在县总工会的十三年年终评比，我荣获了11次先进工作者（模范称号），特别是在1982年12月在县大礼堂进行的铜鼓县1982年度全县工作总结表彰会，被授予先进工作者。

1984年，我任责任团长，率团赴湖南长沙、张坊、古港、官渡、演出效果良好，特别在湘潭地委党校为全国党员培训班和日本友人演出轰动一时。此次巡回演出，实现了新排剧目，演出场次，票房价值，个人收入四增长的可喜势头。回顾文工团13年，我是兢兢业业，苦干实干加油干。不料1985年元月，县委书记吴志清听信谗言，武断解散剧团。我从长沙观摩归来，惊闻“噩耗”，眼睁睁看着同仁们被分散安置到工商、广播、交通、经委等部门，自己则于1985年6月调至县二轻局。

工会岗位的坚守

1986年6月，我跳槽至县总工会任办公室主任。在这里，我从写通知、报告学起，逐步成为业务骨干。在老主席潘伟仕、主席曾庆龙带领下，县总工会1987年获评省级文明单位，1996-1997年档案工作、企业民主管理等属省市标杆。我多次获省、市、县工会表彰：其中省总工会表彰二次，宜春地区总工会表彰五次，县总工会表彰数次，特别是1996年庆祝建党75年周年前夕，入选全县30名先进人物，登上由县委书记龚源林提词的铜鼓县“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先进事迹专题片。

然而入党之路坎坷：1997年递交入党志愿书，却因“社会关系复杂”在机关党委审批时遭冷遇。曾庆龙主席怕我灰心，找我聊天我却表态：“不入党，也要把工作做好！”直至1999年退休，我在工会坚守十三年，始终未改初心。

六、门球人生：从地方到全国的传奇（1999-2015）

铜鼓门球的拓荒者

80年代中叶，门球传入铜鼓，我在县总工会三楼办公时，常趴在走廊栏杆上看球场上的比赛，渐渐入了迷。不久小儿子从长沙买回一根球棒，我爱不释手，稍有空闲，就飞舞几杆。同时，还订阅了《门球之苑》《门球理论研究》力争在理论上有所提高，通过勤学苦练，比赛践行，兴趣浓厚，进步也特别快，不久成为了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三位一体的综合门球人。1994年10月4日，县体委在县总工会会议室成立了县门球协会，我当选县门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从此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

在我的全力推动下铜鼓门球，风起云涌，发展势不可档，铜鼓建成21块门球场（11块灯光场），组建32支老年队、37支中青年队，县医院每个科室都有球队。1995年5月7日，老年队首次赴北京参世妇会“二轻杯”门球赛；同一时间我参与了在福州市召开的全国秘书长会议。1996年4月湖南浏阳门球协会，由刚退休的县人大陈主任带队来铜鼓学习，县委办热情接待。铜鼓门球名声在外，影响颇深。 1997年起，中青年队连续四年代表江西门协出征斗门、莱芜、滨州、西安等全国门球赛，最好成绩第四名。我多次任教练带领县公安队、交通队、金融队、参加宜春地区系统门球赛，多次荣获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门球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如四季赛、花甲杯、金婚杯、古稀杯、重阳杯、中秋杯、五一杯、和主办3次秋收杯，承办了省厂矿企业杯、省中青年锦标赛等。

深圳候鸟门球俱乐部的十年

1999年退休之后，我迁居深圳。2005年12月3日，在蛇口南油，我一手创办了“深圳市南山区候鸟门球俱乐部”。俱乐部初创之时，仅有126名会员，并成功组织了首场比赛。此后，俱乐部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3年11月，在册会员已达1338人，会员来自全国23个省市。我们创新打造了“候鸟杯”省籍会员联谊赛、“迎春杯”“贺岁杯”“敬老杯”以及三色球，天天乐小场地等特色赛事；精心制定了“十荣十耻”门球准则；积极组织娘家行活动。其中，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和宣传二十四孝门球比赛更是备受关注，被深圳电视台体育频道在公交车显示屏上滚动播放。

2007年，在深圳市门协举办的中冠选拔赛闭幕式上，市门协李军主席为深圳市候鸟门球俱乐部授牌时高度评价道：“候鸟俱乐部工作成绩斐然，拥有一个热情、认真且乐于奉献的领导班子。班子成员们吃苦耐劳、真抓实干，始终秉持着不计得失、相互支持的精神，全心全意为门球人服务。俱乐部组织比赛既频繁又有序，安排极为妥当，如今已形成门球人踊跃参与、皆大欢喜的文明新局面。”李军主席还郑重表示：“从今往后，市门协与市候鸟俱乐部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共同致力于为门球人服务。”

俱乐部在发展历程中屡获殊荣：2011年荣获“迎大运优秀项目奖牌”，并获得两万元奖金；2012年，积极响应深圳市18个单位联合倡导的“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行动，深圳候鸟是倡导单位之一；2013年8月开展的深圳候鸟娘家行活动，成功探索出一条集游、学、养于一体的快乐幸福之路，被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授予“品牌民非助推深圳慈善事业宣传单位”称号，其事迹于2013年9月21日至24日在市民中心一号展厅展出。由此，深圳市候鸟门球俱乐部在深圳甚至全国声名远扬。

回顾2007年至2013年这段时光，由衷感谢李军主席的鼎力扶持，也感激姜海鸥、曾庆敏、杜小平、田树深、季景华、江城、李文龙、王兆生等伙伴与我携手并肩、共同奋斗，一同开创了深圳门球与深圳候鸟门球的崭新局面。然而，到了2013年8月，由于理念差异和意见分歧，班子内部出现了站队现象。正所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就此分道扬镳。所幸江城、季景华坚守正义，力挽狂澜，才使俱乐部走出困境。

2015年3月21日，俱乐部在狮岭门球场隆重举办十周年庆典活动启动仪式，200余名会员身着统一服饰，组成四个整齐的方阵，场面气势磅礴，充分展现出候鸟门球俱乐部的蓬勃生机与繁荣景象。启动仪式结束后，俱乐部精心组织了大小27场次比赛，近3000人参与活动。深圳市候鸟门球俱乐部的创建与发展，不仅为促进深圳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在推动深圳地域门球运动的繁荣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告别与传承

2015年，我因脑梗辞去俱乐部主任职务，由舒强接任。季景华等同仁扶其上马，将俱乐部改制为“候鸟老年门球协会”，继续推动深圳门球发展。回首十年，我从“候鸟”变成“领头雁”，见证了这项运动从爱好者自娱自乐，到成为社会认可的全民健身品牌。

结语：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人生

从阶级斗争的“异类”到文艺舞台的核心，从农村社员到工会骨干，从地方门球推动者到全国俱乐部创始人，我的一生始终与时代共振。那些被政治阴影笼罩的岁月、在舞台上挥洒的汗水、为门球事业奔波的日夜，既是个人命运的印记，也是一代中国人在历史浪潮中挣扎前行的缩影。如今回望，苦难与荣耀皆成过往，唯有对生活的热忱与坚韧，永远镌刻在时代的年轮里。。

（王攸彦口述，周德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