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建议下，张学良接纳其军转民的建议，在1929年5月把该厂改为辽宁迫击炮厂，并附设民用品工业制造处——民生工厂。
由于当时东北工业起飞，交通工具开始机械化，而为保护新建的沥青路面，沈阳城在1928年已禁止旧式马车行驶，令市场对货车需求殷切，但当时货车全为外国进口，所以张学良决定首辆国产汽车以载货卡车为目标。
张学良更先后拨出70万大洋，供研发汽车及购置生产机器。受限于当时缺乏汽车技术人材，无法独立完成汽车设计及生产，于是聘用了美籍技师麦尔斯为总工程师。
按照“先仿制后创新”计划，民生工厂入口了一辆美国瑞雪号汽车，以逆向工程，在1931年5月31日，中国首辆汽车——民生75型载货卡车正式下线，较更为国人熟悉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CA10卡车诞生，早了足足25年。
时速40公里国产率70%
民生75型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具有65匹马力，载重量1.82 吨，最高时速为40公里。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民国年代，民生75型全车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202种是进口，其中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轮胎关键部位等是委托国外厂家依照本厂图样代制，国产化率高达70%。此外，民生75型完全按照中国道路量身定做。特别是自行设计的缓冲式后轴也有自己的特点，水箱分为四部，即使一部损坏，汽车仍然照常行驶。
民生75型的性能及国产化率，面对当时的外国进口车亦不逊色。
1931年，是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建会10周年，在上海举办路市展览会便强烈要求有国产汽车参加。1931年9月12日，民生汽车驶入上海，参加该展览会，与福特、别克、雷诺等知名汽车一起放在展厅中央。
“九一八”事变打断量产
遗憾的是，民生75型卡车在展览会上大放异彩仅6日，未及在国内市场普及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东北，民生工厂内第一批80辆量产车连同大量零部件被关东军掠夺一空。日军的侵略，令中国制造汽车的计划中止，民生工厂内的大批制车机器及零件，更被日本原来从事纺织的丰田家接手，成为制造汽车的基础设备。之后丰田家的丰田喜一郎在1934年成立了汽车公司，即现在全球知名的车企丰田汽车。可以说，日本丰日的汽车帝国，正是靠着民国的民生工厂起家，而其丰田31C型卡车，便是利用民生75型剩下的零件组装。
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河洛文化”南迁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
晋代的“永嘉之乱”，使陷入了长期战乱的中原人选择了南迁，一批批衣冠士族，携带著家产族人，向陌生的南方迁徙。著名的有河南固始县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姓，他们在福建的晋江流域、九龙江流域、鹿溪流域、漳江流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土地。
从此，怀恩、龙溪、兰水、绥安等古县治就相继出现在中国的古史上，也揭开了中原人进入闽南的序幕。
唐高宗时期，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率五十八姓入闽平乱，并建立了漳州府和漳浦县，是中原政权对这片土地直接的军事干预，也是中原人第一次有组织地进入闽南定居，说明闽南这片长期被称为蛮荒之地的疆域，进一步纳入中原政权的控制中，黄河流域的血脉和文化，大规模地注入了闽南的土地。
唐末的王审之兄弟率军进入福建，并建立了闽国；宋末，大批的中原人又在元军铁蹄的驱逐下，逃到了闽南。
就是这一批批的来自北方的士族，构成了闽、粤地区的人口主体，并由此而进入台湾。终于有一天，他们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的闽南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故乡──黄河流域，来自河南固始。
在汉族的南方支系中，聚居在闽南的的福佬人，聚居在闽西、广东的客家，聚居在广州的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了中原，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形成。“河洛文化”这一概念，也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代名词。
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体，而黄河文明的核心就在河洛地区。在这个古老的区域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基因、个性和灵魂；河洛地区也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颛顼、尧、舜和夏、商、周王朝也相继在这片土地上建都，秦、西汉以至北宋也都在河洛地区的西安、洛阳和开封这个文化圈里，形成了几千年的国都历史，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许多文明的源头，在全国一百个大姓中，就有七十多个姓的祖籍源于中原，源于河洛大地。
实际上，每一次人口的迁徙，都是文化科技传播的开始。
揭秘中国百年话剧的起源
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因为没有唱腔，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
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
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码，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码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
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
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码，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码。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1929，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演出了《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左倾”话剧。从此，话剧在中国扎根下来。
明朝发行的唯一纸币——大明宝钞，为何命如昙花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设立了宝钞提举司，这是明朝的金融主管部门。第二年，明朝政府开始印制、发行纸币，这种纸币名为“大明宝钞”，民间通行。大明宝钞的用纸是以桑穰为原料制造的，纸币是方形的，高一尺，宽六寸，青色，绘制有龙文花栏，纸币的正中横题着“大明通行宝钞”六个字，其内上两旁，还有八个小篆写成的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纸币中间画着十串(也就是一贯)铜钱，下面写著“中书省奏准印造”七个字。
纸币的下方还有篆文小字：“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
另外，纸币上还有两个朱红印章，印文不可辨。明朝政府还下了一个文件，规定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在全国流通使用，在方便广大消费者的同时，也让一些不法之徒动起了歪脑筋，这些不法之徒打起了制造假币的坏主意。
不过，明朝政府的手腕是非常强硬的，一听说有人制造假币，当时的中央政府立刻发布了打击制造假币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凡是制造假币者，不论数额多少，一律斩首。同时，明朝的法律还规定，凡是举报制造假币行为的，赏银二十五两，犯人的财产奖励给举报者。二十五两银子足够一般消费水准的四口之家吃一年的，再加上犯罪者的财产，举报一个制造假币者就可以半辈子衣食无忧了。所以，很多人成了专业打假人士。
明朝的纸币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种。数额为一贯的纸币上面画的是十串铜钱(因为十串铜钱为一贯)，数额为五百文的纸币上画着五串铜钱，其余数额的纸币依次递减。纸币还可以和铜钱、金银等兑换。一贯的纸币可以兑换一千文铜钱，也可以兑换一两银子。四贯的纸币可以兑换一两黄金。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印制发行小数额的纸币，其数额从十文到五十文。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又下令设立了宝钞行用库来和广源库、广惠库，一起管理纸币的印制和发行工作。同时，下令大明宝钞这种纸币可以和历代的钱币进行兑换。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发现金融部门的机构臃肿，就精简金融机构，立刻撤掉了行用库。虽然纸币广泛发行并使用，可是，明朝时期，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的消费者却不喜欢使用纸币，他们重铜钱而轻纸币。在这些地方，拿一百六十文铜钱就可以兑换一贯纸币，纸币贬值引起了物价飞涨。
明朝宣德初年，因为国家公务员的贪腐行为愈演愈烈，政府的信任度在百姓心中大大减低，纸币在民间的流通也随之出现了障碍，消费者只觉得政府发行的纸币不可信，只有真金白银才最可靠，所以，人们在交易时只使用金银，纸币被冷落了。
到了明朝天顺年间，纸币的价值一落千丈，当时，一贯纸币还兑换不了一文铜钱。明朝隆庆初期，由于纸币的信用度大大降低，消费者不再信任纸币了，于是，纸币很快就废除不用了。
先秦儒家为古代科技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先秦的儒家思想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为古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孔子所整理过的“六经”中包含古代科技典籍，其中之一是《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该书按照一年中各月份的先后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
儒家学派整理编订过不少古代科技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有《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和《礼记．月令》。需要指出的是，《尧典》、《禹贡》和《月令》一直被看作是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农学的经典著作，对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尚书．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的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对此，李约瑟曾给与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
《尚书．禹贡》讲述的是，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且根据各州的自然条件，规定田赋和进贡。该书涉及丰富的地理知识，包括各州的水利工程、河流、土壤、植被以及贡品的进贡水路，此外还叙述了4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山列和9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因此，该书被看作是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李约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而且，在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禹贡》一直是古代地理学家所必读和必须尊崇的经典，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礼记．月令》与《夏小正》相类似，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月份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载。与《夏小正》相比，《礼记．月令》中所记述的科学知识的内容明显有所增加，且更加丰富、更加完整，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
孟子也非常重视农业科技。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
从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水准看，农时本身就是农业科技的重要内容，孟子重视农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对农业科技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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