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有著“六戒”，这“六戒”每一戒都有十四字，简单概括分别是“戒逐利、戒行恶、戒揭短、戒狭隘、戒懒惰、戒恃才”，这六戒是曾国藩在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用自己的亲身体会领悟出的道理。
其中戒色是包含在“戒行恶”之中的，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沉迷美色也是一种罪恶，不过曾国藩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这般。在年少时，他还因为好色没少被好友取笑，直到成年后历经种种磨难后，才逐渐磨炼出了过人的品性。
在离家进入京城为官后，曾国藩常与友人喝酒作乐，共赏佳人，过得非常畅意快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曾国藩的父亲前来京城探望他，当时父亲来到京城后，见到儿子已经变了个样，愤怒之下只住了短短几天便离去，临别之时给曾国藩留下了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诫曾国藩，正值建功立业的年纪，不应该将光阴浪费在这等事情上。这句话让曾国藩幡然醒悟，此后便立下决心痛改前非，远离美色等一切“恶”。
不过此时的曾国藩不过三十余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想要戒色又谈何容易，为此曾国藩首先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自己与美色沾边的行为都记录在书中，随身携带查阅，以此来告诫自己。起初，这种方法起到了一定效果，比如曾国藩在一次宴席之上，见到了几名貌美如花的舞者，曾国藩本能地注视了过去。回到家后，曾国藩将此事记录在书中，并批评自己“耻心丧尽”，以此来警醒自己。不过这种方法贵在坚持，如果有一次没有记录，那么就会心生懈怠，并且此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曾国藩又另寻他路。
此时曾国藩逐渐在朝中有了地位，职务也得到了晋陞，因此需要处理的事务相比之前多了不少，每日的空闲时间也少了许多，曾国藩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戒掉美色。
此后，曾国藩开始有意识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工作，就算是在闲暇时，他也会通过与人对弈、练习书法的形式来打发时间，总是保证自己时刻处于一项事务中，这样就没有时间去贪图美色。
相比于记录的方法，此法虽然也贵在坚持，但是它的成效却十分显著，因为对弈和书法能够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气质，会自发地驱使个体远离美色等物，实乃一举多得。
除了戒色外，曾国藩还在戒烟上下了很大功夫，曾国藩自十四岁便开始抽烟，此后嗜烟如命，常常手不离烟，以致于家人都连带着抽了不少的二手烟。
直到恩师欧阳凝祉发现其抽烟并严加斥责后，曾国藩这才意识到错误，此后开始戒烟，为了表明心志，曾国藩还把名字改为“涤生”。在日记中，曾国藩对于此次改名是这样记录的：“涤”意为清洗污秽，“生”意为新生，“涤生”连在一起便是表示“洗涤污秽，焕然新生”，也代表著曾国藩的决心和意志。
此后的十余年里，曾国藩始终和戒烟斗争著，期间曾经失败过两次，好在最后成功戒掉了烟瘾，从此摆脱了烟雾缭绕。
曾国藩戒色和戒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能够同时戒掉两种恶习，这是一种何等坚韧的心性和自律。
曾国藩和原配妻子欧阳氏相伴多年，一直到欧阳氏步入晚年后，她为了曾家著想，主动要求曾国藩纳妾，这才有了妾室陈氏，如果不是欧阳氏主动提出，曾国藩此生都只会有欧阳氏一位妻子，这在普遍三妻四妾的时代背景下，是怎样的珍贵。
苏东坡常常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慨
苏东坡有个习惯，常常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慨，寥寥数语，即显示出惊人的文学、史学才华。后人读他写的《东坡志林》，会为他的奇情逸志所折服。他随手记下来的几十个字，最多百十来字，都极富才情，潇洒无以名状。苏东坡高徒黄山谷在《跋东坡〈叙英皇帖〉》中谈到《志林》的由来时说：“往尝于东坡处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20余，皆平生作字。”
苏东坡偶有所感，便随手记下来，就像如今的写微博，写完就发表在私人的微博上——“辄付诸郎入袋中”。这些内容，从朝廷政治到地方民生，从梦里作诗到神仙鬼怪，从养生到书法，无所不包，无所不及。
苏东坡本豁达高人，即在颠沛流离、危困苦厄中，也不改其妙趣真情。在东坡的“微博”《东坡志林》里，有“记承天寺夜游”云：“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以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庭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时，苏东坡已被谪至黄州，困厄无着，却仍有闲情如此。寥寥八十二字，写尽洒脱情状。今日之写博文者，如果有此高情，何愁不成美文？
《东坡志林》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年间，共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该书在宋时称《东坡手泽》，后人为他出版全集时，题曰《东坡志林》。
我们儒家老祖宗孔子早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微博写好了，也是诗，起码是美文。
苏东坡到哪里都爱写一段。《游沙湖》时，求医于庞安常，疾愈，同游沙湖，作歌“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随意便惊艳。《记游庐山》五首，平白如话——“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另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苕溪鱼隐丛话》传下来第二句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大陆的教材里是后句，平淡乏味，不及前者洒脱。
苏东坡从江南被贬至岭南，艰苦行走近一年，来到惠州。在惠州，他照样吟诗作赋，真是“回也不改其乐”。他被政敌驱往海南儋州，在困厄之下照样豁达，《儋耳夜书》云：“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
居常思忧，已是智者；苏东坡却能居忧处常，情怀真是非凡。
东坡诗文，只要被人拿到，立即就会传抄，一时遍及大江南北。他的字画在当时就被人以高价收藏。据说，宋神宗进膳时，如果举箸不动，那一定是在看东坡的妙文。
苏东坡是个乐天派。他的伟大人格和千古妙文，照亮了他之后的1000年。他的这些千奇百怪、妙语连珠的短文，让今天的微博作者感到羞惭。
刘邦赶路斩杀白蛇，应该是“创意”
“蛇”的古代一种图腾，代表一种很神秘、很尊贵的事物，蛇象征著生命力、巫蛊、智慧，欲望诱惑，王权守护神等，含义很丰富；古埃及人认为蛇是君主的保护神。法老用黄金和宝石塑造了眼镜蛇的形象，并饰进皇冠，作为皇权的徽记。
“蛇”也代表著一种诡异的力量，可以超越生死的存在，十分神秘，《山海经》的“人首蛇神”、《山海经》离的轩辕之图，还有伏羲为华青与大蛇感孕而生等故事，都与蛇息息相关。
一开始蛇是吉祥物，跟人关系是极好的，那么甚么时候蛇跟人的关系开始紧张的？
我们首先从甲骨文说起，甲骨文的“它”，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蛇”，上古时期人容易被蛇咬伤，蛇是极其危险的事物，所以甲骨文中有“有无它”的占卜辞，开始是问“有没有蛇”？后来是问“有没有危险”？
到了秦始皇时期，龙成了王权的象征，蛇同样也是一种代表王权的权杖，欧洲的魔法师用的权杖就是两条蛇交替缠绕的。
既然蛇代表王权，那么斩杀蛇的人，自然高于王权，或者是“天授君权”，古代杀蛇被认为是神异之士的能力，刘邦斩杀白蛇，给人们心中留下一个悬念，刘邦既是注定的天子，也是神异人士，理应是天子。
刘邦斩杀白蛇发生在民夫们为秦始皇修建陵墓的秦朝末年，当时很多民夫在行走的路上纷纷逃走，害怕死在那里，而刘邦于心不忍，就想将剩下的民夫也放走，他问谁愿意追随他做一番事业，愿者留下，不愿者可以回家，于是刘邦建立了最初的领导队伍。
刘邦与他们喝酒之后就赶路，路上遇到白蛇，刘邦说：“大丈夫独行天下，蛇有何惧怕的？”于是拔剑上前将白蛇斩成两段，后来他们发现一个老太太在哭，一问才知道，刘邦斩杀的白蛇是天帝的儿子。
其实古代的皇帝善于编造此类的神话故事，包括他们出生时，天降异象，种种的说此可能是建国后，专门负责占星的这帮异能人士，为帝王勾勒的“身分图腾”。
《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邦的身世是这样记录的：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又是龙又是蛇的，刘邦不当皇帝谁当呢？这分明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注定的真命天子。
刘邦斩杀的蛇有多大，是巨蟒还是条小蛇？这也无从得知，也许他真的斩杀了一条小蛇，这倒是有可能的，空穴不来风，他能想到这个“创意”，势必有一个事件的雏形。
至于刘邦那把“三尺斩蛇剑”，跟李世民常用“三尺剑”自诩如出一辙，成为平民帝王靠武功建立国家的象征，而刘邦则成为“天命所归”，他建立的政权也是“民心所向”。
王衍的保身之道
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极大纷争。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皇后贾南风掌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先后杀死一批名臣。由此为契机而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一时间，朝野动荡不安，大权变动不已，官员们唯求自保。尚书令（宰相）王衍也不例外，他整日谈玄理，不以国家大事为重，考虑的只是自己日后的万全之计。
王衍任尚书令时，皇族之间争权混战，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匈奴贵族刘渊乘机举兵。王衍专谋自保。他的女儿是湣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湣怀太子被贾后所诬陷。王衍怕有祸患，就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约。
贾后后来被废黜后，官员们上书弹劾王衍，说：“王衍给司徒梁王司马肜写信，抄录呈送皇太子亲手写给妃子以及王衍的信函，陈述被诬陷的经过。太子既被诬陷而获罪，王衍却不能拼死坚持正义，竟随即要求离婚。他得到太子亲手写的信函之后，收藏起来并不示众，一心只想苟且偷生，避免灾祸，完全没有忠诚正直的操守，必须给予公开谴责，以勉励直臣的气节。王衍身为大臣，应该进行议处。所以应该把他监禁终身。”
赵王司马伦及孙秀等人掌握大权后，大肆杀戮朝臣。孙秀曾为琅邪郡小吏，请求乡里名流为他品评。王衍开始不许，后来听从了王戎的建议，为他做了很好的品题。
孙秀得志后，对王戎、王衍自然大加照顾。但王衍素来轻视司马伦的为人，因此，在司马伦篡位后，王衍又装作颠狂杀死奴婢，而免于出来任职。司马伦被诛后，王衍官拜河南尹，转任尚书，又任中书令。
当时齐王司马冏有匡扶皇帝复位的大功，他专断大权，任意行事，公卿见到他都下拜，唯有王衍长揖不拜，因此得罪司马冏，王衍托病辞去官职。后来，王衍再任尚书令、司空、司徒。
王衍虽然担任国家重臣，但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他考虑的只是在纷繁变乱的局势中，如何能够使自己长久生存下去，因此他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退路。青州和荆州都是当时的军事要地，物产也很丰饶。因此，王衍对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现在已经大乱，应该依靠各地的负责大臣，因此应该选择文武兼备的人才出任地方长官。”
于是，王衍便任命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坚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个镇守此地，而我留在京师，就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视他。
王澄是一个无赖子弟，王敦则有狼子野心。王衍任用此二人，完全出于任人唯亲的原则，不以国家大局为重。这一举措，对以后的东晋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以后王敦渡江，为荆州刺史。荆州物产丰饶，王敦又手握重兵，与下游朝廷相抗衡。后来他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建立在这种势力基础上的琅邪王氏，在东晋声势显赫，一时号称“王与马，共天下”，不能不说跟王衍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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