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身份证”——“鱼符
中国古代的身份证叫做“符”，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身份证”——“鱼符”。这种“身份证”状如鱼，分左右两片，上面有孔，用来系挂。
“鱼符”是官员特有的“身份证”，普通老百姓还没有这份待遇。“鱼符”上面刻有持符官员的姓名、官职、任职衙门、官阶等。鱼符的材质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亲王、三品以上的高官用的鱼符是金子做的；五品以上的官员用的是银质鱼符；六品以下的官员用的是铜质鱼符。
为了方便官员们出门办事携带鱼符方便，朝廷还专门为官员们定做了一种装鱼符的“鱼袋”，而且要求是“符不离袋、袋不离符”。官员们朝见皇帝、会见同僚、外出办事，都得先亮“鱼符”，以“验明正身”，然后才能为对方承认和接纳。
明朝时，大概嫌金属符太重，携带不方便，也是为了体现改朝换代的新气象，官员们手中的金属符统统换成了“牙牌”。牙牌的质地有象牙、兽骨、木材等。牙牌像笏板一样细长，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单位，其详细程度类似于今天的超大号名片了。2004年，考古学家在南京明代宝船厂船坞遗址中，就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一块“牙牌”，这是一块由朝廷特制，前宽后窄、轮廓浑圆的乌木牙牌，上面有孔，是用来挂系腰间的，所以也称“腰牌”。
从明代开始，“身份证”由官场向社会扩散推广了，社会上的一些显贵也开始视持有“牙牌”“腰牌”为一种荣耀。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有“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的记载。可以想见，当时，“牙牌”像今天的智慧手机一样受到举国上下的推崇。
清代时，牙牌少了，腰牌多了，而且腰牌上的个人资讯更全面了：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高级点的腰牌居然还刻有持牌人的面部特征——即使腰牌丢失被他人捡到，也无法冒用！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时，身份证制度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从腰间提到了头顶——官员除了“腰牌”作为“身份证”之外，还发明了另一种“身份证”——顶子也即帽珠。这当然和清代的服饰有关。顶子的材质有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阶层不同，帽珠的材质自然也不同：一品大员，帽珠为大红顶子；乡村秀才，帽珠为铜制顶子；普通老百姓无级无品，就用绸缎在脑袋上打个帽结。所以，人们在街上遇到了，一见对方头上的顶子，便知其“身份”了。为了抬高身份，一些富商便花钱“捐”个顶子
俗语“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半句才是经典
古人发明了很多俗语，而一日夫妻百日恩便是其中人尽皆知的一句，不过下半句才是经典，只是知道的人很少。
古语是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蕴含了古人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不当回事。由于中华历史绵长悠久，很多古语已经无法追溯到具体的出处，而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出处据说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董永。
董永是家境贫寒，是当时著名的大孝子，父亲去世后，没钱安葬父母的他，便想到了卖身葬父。董永的善行感动了偷偷下凡的七仙女，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天仙配，董永有自知之明，他找到了很多借口拒绝迎娶七仙女。七仙女却不放弃，她说服了槐树来为自己的幸福证婚，董永感动不已，两人便在老槐树下成亲。
只不过两人拜完天地后，老槐树却将他们情定一生的“百年好合”，说成了“百日好和”，于是两人在度过了幸福的百日之后，王母娘娘便狠心棒打鸳鸯。
他们两人面对困难不肯放弃，将爱情刻进了骨子里，在崇尚美好婚姻的男女中，他们也成了榜样，被后世一直传颂，于是便有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说法。
当然，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是人们勾勒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故事，只是人们都渴望有这样的爱情罢了。
此外，关于这句古语的来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关汉卿的《救风尘》，其中有这么一句台词：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
后来由于《救风尘》的戏剧广为流传，渐渐地人们便将“夜”改为了“日”，继而有了一日夫妻百日恩。
在很多人看来，这句古语中的“日”所指的就是天，一日就是一天，百日就是百天，所以理解为了当了一天的夫妻就有了百天的恩情。
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里的“日”并不是表示“天”的时间概念，而是指短暂相处的时光。所以这句古语真正的意义是，一旦两人结为了夫妻，就会有浓厚的恩情，即便相处的时光很短暂，那也足以被刻骨铭心记一辈子。
在古代普通人的婚姻生活中，很多家庭的组成都是从“一日”作为开端的，他们在成亲之前，并没有相处的时间，而婚后短暂的相处便成了一生的挂念。只是在这种社会基调之下，幸福的婚姻何其之少，不幸的婚姻却比比皆是，而最痛苦自然是地位低下的女子。
她们一旦被休妻，那么就会被周围的邻里所嫌弃，迎接她们的无休止的指责和凄苦的生活。
所以古人为了让婚姻能够持久，让社会人口不断增加，便将夫妻之间的感情从生活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想要以此来拴住那些不安分的男性。
如果说“一日”是婚姻的开端，那么这句话的后半句则是对婚姻的升华，即：百日夫妻似海深。
古代的婚姻是从陌生人开始的，短暂的相处之后，自然会暴露很多问题，即便是现在的婚姻也是如此，相当多的情侣都没能迈过磨合期的坎而最终分道扬镳。
不过当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等到磨合期安稳地度过了，那么自然也就期望美好的日子能长长久久。
所以说百日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非常浓厚了，像大海一样深邃，这就提醒了婚姻中的双方，不要轻易放弃一段已经开始了的这段感情。
茫茫人海中，偏偏是你我走到了一起，这就是缘分，一旦选择了分离，那么缘分就断了，再想着接上，那就难如登天。
夫妻之间的相处，并不是一方无休止的付出，而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让对方察觉到关心和爱，这才是长久之久。
夫妻相爱莫忘恩其实就是对长久婚姻的最好诠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感谢对方的陪伴。
相比较古代的婚姻，现在的婚姻自然幸福指数更高，毕竟在走进婚姻的殿堂之前，两人有着充分的相处时间，如果没有信心携手走到最后，倒不如早点选择分开。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做成文书，由男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女人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唐代离婚再嫁也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
奇闻秘史︱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出身猪肉佬，获毛泽东邀请出席开国大典原因是……
孙中山曾言“华侨为革命之母”，可见华侨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角色。当中在美国做过猪肉佬的广东华侨、洪门“大佬”司徒美堂，毕生致力救国，从辛亥革命、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均积极参与，团结海外华人力量支持祖国，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更力邀这名“社团人士”回归故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据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于2022年一篇访问中指出，辛亥革命华侨出钱出力，兴中会和同盟会首批骨干多为华侨，黄花岗72烈士中31人为华侨。
全面抗战时，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多元；购买救国公债11亿多元，约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的1/3；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中国军费的很大一部分。
贴身保护孙中山5个月这两次近代史上两次华侨爱国高潮，也有司徒美堂的身影。
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农家的司徒美堂，14岁赴美谋生，做过厨师、猪肉佬等多种工作。至17岁时，司徒美堂加入当地的洪门组织致公堂。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到美国波士顿筹款，期间由司徒美堂充任保镖兼私厨5个月，并全力支持孙的革命活动。
至武昌起义后，司徒美堂即通电支持孙中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来国民党北伐以谋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时，司徒美堂亦大力支持。
组织北美华人捐款抗战
1937年，全面抗日后，已年过花甲的司徒美堂即在美国发动华侨捐款，自己辞去其他职务，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支援国家作战，仅“额捐”（即每月定额捐款)一项，便筹措到1400万美元。
1941年6月皖南事变后，司徒美堂通电蒋介石表示要“反对分裂、坚持团结”。
1945年初，洪门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
国共内战时，司徒美堂于1948年10月26日回美前，在香港各大报刊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
毛泽东亲函邀请回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亲函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出席开国大典。同年9月，司徒美堂回到中国，并带头反对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
至10月1日，司徒美堂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诞生。
之后，原欲回美国度过余年的司徒美堂，在毛泽东及周恩来力挽下，结束70年的旅美游子生活，回到中国定居，至1955年，这名爱国华桥的楷模，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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