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抗战、反蒋、下江南 1、出身 我，1927年4月11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马厂区老坝乡的贫苦农民家庭。1934—38年，读私塾四年，1939年因日伪军骚扰，从此停学。当我13、14岁时，即1940—41年，日伪军两次下乡烧房子，抢财物，看到了民不聊生的情景。那时，我家常吃野菜、榆树叶、皮等充饥。1942年，日伪军说我家“通匪（新四军）”，在炎夏七月的一天深夜，把我父、兄五人抓去，在淮安城区严刑拷打。我因事前得知这敌情，藏身于屋角长浴桶遮掩处，侥幸逃脱。父亲和二哥扶山被打成重伤。家中母、嫂、妹终日痛哭。15岁的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面忙着把几亩薄地卖掉，到处求人帮忙，找到邱圩当地一知名开明绅士邱怀衡，跪地痛哭求援，得到同情，化一大笔钱，总算把父兄赎回。但50多岁的父亲伤势过重，回家不久就与世长辞。日伪军搞得我家破人亡，这段血泪家史，让我永生难忘，想起就心疼流泪。从此，我与二哥张扶山、四哥张春山、妹妹张涛先后走上了革命之路，后被称之为革命家庭。 2、抗日 1943年春，16岁的我正式参加新四军，当了新四军联络部的一名通讯员，主要任务是送信、收集情报。1944年，我被转到地方，加入共产党组织，担任副乡长。同年9月，在县委党训班学习三个月后，担任了老坝乡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老坝乡位于淮安、淮阴、涟水三角城中心地带，距淮阴城东10公里左右，当时属敌占区。我的任务是宣传形势，帮人民翻身求解放，要求人民千方百计团结起来，抗击日本鬼子，还要提防土匪抢掠。 不久，我们和中队长等乡干部发动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我等组建了20多人的抗日武装自卫队，与周边地区的临城、徐南乡等基干民兵联合，打击日伪军下乡抢掠，并多次把日伪军抢去的财物打下来，还给老百姓。 有一次，我们埋伏在路边的庄稼地里，日寇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我们开枪射击，日寇也向我们埋伏地还击。打了一阵，我们自卫队武器差，子弹少，无法坚持战斗，只得分散撤退。这次伏击战，我方无一伤亡，只是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日寇也不敢追击，怕我们诱敌深入，就掉头匆匆退回淮阴去了。 1945年夏天，我带了乡自卫队到邻近的钵池乡，打算开辟新的游击区。我与两名骨干队员，都手持子弹上镗的步枪，走在前面探路。我们刚走进一个村庄，突然发现村子内有日寇小队伍在活动。我们迅速隐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他们只顾分散闯入农民家抢掠东西。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日本鬼子持枪砸开了一户农家大门，可能门后还有障碍物，一时无法顺利进去。只见该鬼子的头和脚进了门内，可屁股仍露在外面。我一看机会来了，就端起步枪瞄准该鬼子的屁股，扣动扳机，“乒”的一声响，敌人中弹即瘫倒在门坎上。我正欲跑上去缴他的枪，这时分散在附近农家抢劫的鬼子听到枪声都窜出来，朝我们方向疯狂射击。我们急忙撤退钻进玉米田里，没有伤亡。 1945年夏，我新四军黄克诚的三师与淮安独立团等向两淮日伪军发动强攻，我们抗日自卫队在淮安城郊搞后勤支援，经过十几个小时，结束战斗，歼敌5000多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日起，以彻底的胜利结束。我们地方武装把抗日武器全部上交，两淮城乡都成了解放区，进入和平民主阶段。同年10月，我被调到了淮安县丁澄区任青救会主任。我当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进行生产建设。 3、反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和平协定，向苏皖解放区进攻。9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我家乡开来了美械装备的74师等大量国民党正规军，进攻我两淮地区。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两淮，将淮安全县分割成南北两片。敌据点周围的地方武装“还乡团”则配合国民党军队频繁活动，气焰嚣张。9月下旬，盐阜地委所属各县分片成立中心县委，淮安县所属武装属第三支队。月底，县委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动员报名参军，县委组织部长周邦美、区委书记吴晏清及我和妹妹张涛都带头报名参军，约有500多人被批准入伍，组建成“邦美大队”，该大队后被编入华中野战军十二纵队34旅100团。我和妹妹张涛因工作需要，没有被批准入伍，留在地方工作。 我们与淮安党政军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和参加了二次涟水保卫战。第一次保卫战于1946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经多次作战，收复钦工镇、茭宁镇，歼敌9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第二次保卫战于12月上中旬，我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即撤离涟城。淮安县大片地区沦为敌控制区。为对付敌军派遣的武装特务和敌探人员，我党开展群众性“捉特拿探”竞赛活动，我们采用秘密哨与公开哨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捕获敌特、敌探40多名。我军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两淮地区，我军接连打了几杖，先后消灭敌军6000多人，然后主动往东撤退。我们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都配合我军主力部队，跟着边打边撤退，同时做好后勤支援工作。涟水保卫战后，敌人每天用飞机大炮打击我们，主力部队主动放弃涟水，往山东方向撤退。而我们淮安地方干部和民兵返回本地敌后打游击，保卫家乡。 当时，反动武装“还乡团”依仗县城国民党军队势力，进驻到农村集镇，建立伪政权，欺压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并在集镇上修筑武装据点，妄图实行反动统治。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我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积极恢复与发展地方党政组织和武装力量。当时，上级发给我们破旧步枪，每人3发子弹，2个手榴弹。县委书记邹屏在县千人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我们没有兵工厂，靠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美式武器，这要靠我们自己去拿。当时我们听了还不理解。不久，有一次在区委领导下，在席桥打了一次伏击战，活捉还乡团8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从此，我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当年年底，我家乡和丁澄、马厂、郝渠三个区合并成立郝渠大区，内分南北中三个分区，我担任南线分区区委组织委员，跟分区民兵大队长赵厚民一起活动，把民兵队伍中的精干分子组成机动能战的基干民兵队，与敌“还乡团”进行斗争。 1947年，涟水保卫战后，敌我双方成“拉锯”状态，我党原地坚持，出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三次“清剿”。在敌人第三次“清剿”时，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党部头子贾凤昂，歼敌100多名，挫伤了北乡“还乡团”的锐气。 4，反饥饿 当时的斗争生活极为艰苦，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流动，忍饥挨饿。夏天常常露宿野外，即使借住到农民家，也只能在高粱或玉米杆的地铺上睡觉。夜晚我和本乡张金雨、临城乡小胡，经常到敌占区三坝、钵池乡等地活动，天亮时到临城乡大李庄关系户家，睡在地铺上，他们家老人用扇子驱赶蚊子，年轻人为我们做饭操劳，孩子为我们在外面站岗放哨。吃过早饭后，我们到野田（黄豆田）里睡觉，他们还给我们送饭吃，晚上我们再到敌占区活动。农民对我们真是鱼水情，当子女看待。冬天，我们没有棉衣、棉被，无法取暖御寒，只能几个人背靠背挤紧，互相取暖。睡觉要翻身，也得同时翻身才行。当在室外站岗放哨时，为减轻寒肌抖索，我用《盐阜大众报》报纸裹在身上御寒。有时，我们夜里要转移几次。我们常年不戴帽子，大半年不穿鞋子，光脚走路，遇水没有声音。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每当到来到群众家时，被问“吃饭了没有？”我们总是违心地说：“刚吃过”。当地群众戏称我们与联防队员具有“铜头铁脚肚皮饱”的“三个宝”，实际上是赞扬我们能忍饥耐劳又勇敢顽强和遵纪守法的革命精神。那时我们只有一个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只要斗争胜利，对于饥寒交迫的艰苦生活不在乎。 5，反围剿 1947年5月—1948年3月，我任淮安县郝渠区区中队支部书记、指导员。在顺河集阻击国民党正规军和还乡团的抢劫。为了粉碎敌人“清剿”，不久我被调任郝渠区南线分区任组织委员，在区委统一领导下，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方针，我们常常夜里要走100多华里，去打击敌人。在盐阜军分区和淮安县总队支持下，我们依靠群众和机智勇敢，先后打了两个漂亮仗，扭转了当地形势。 第一仗是掏心战。1947年清明节前夕的4月4日，我们获取到情报，有一支反动部队和还乡团要下乡到三义乡公所。我们在区委书记颜景詹领导下，组织联防队，并在县武工队的配合下，事先埋伏在乡公所周围，敌人毫无察觉，行进到了乡公所前面时，即被我们三面包围，发动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乱成一团。当场，我们抓住敌教官桂庭俊，俘虏敌军27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挺、步枪20枝，驳壳枪2支，还有弹药若干，敌兵仅少数人逃脱。这次大获全胜的战斗，得到了我淮安县委、盐阜地委和苏北区党委的表扬和奖励。在“三打马厂”时，我参加了第三次8月底的战斗，经夜里40分钟激战，歼灭马厂区大队长以下100多人，俘敌4名，拔除了马厂据点，达到了“掏心”效果。我们郝渠区三支联防队由此也发展壮大，武器装备大飞跃，拥有轻机枪5挺，美式卡宾枪数支，还有不少新式步枪，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第二仗是摧毁敌据点。1948年春，我县区领导决定要逐个拔除敌据点，首先目标是摧毁我区老坝集镇上的敌碉堡，该碉堡距淮阴城东近九公里左右。领导指派我和杨振贤两人带路，县总队区大队武装队伍在夜晚包围了敌据点。我带几名联防队员摸黑先入水游过护堡河，放下吊桥，接应我县独立团战士冲入敌碉堡内。经过一阵短促的战斗，全歼守堡敌军30多人，缴获一大批物资和武器。摧毁敌碉堡后，我军顺利撤离。这次破堡歼敌战大获全胜，威慑了县城敌人，进一步鼓舞了我军斗志。当时，我淮安近城区仍处于敌我拉锯状态，城区敌军白天还要下乡骚扰，晚上才是我们活动的天下。过一阵子，淮安、淮阴、涟水三城的敌人白天也不敢出城，变成了缩头乌龟。 6，解放两淮 1948年秋天起，淮安地区敌我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时，正处于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正规军向大城市收缩，我解放军大部队不断向南挺进。我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壮大，农村解放区逐渐扩大并连起片来。当年9月，组织上通知我去参加“华中城市干部学习班”学习，准备接管城区。当年10月，国民党军队退出两淮，淮安全境，包括我家乡同时全部解放。 两淮解放后，成立两淮市，我即被分配到淮城市城南区任区委组织科长。那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到1949年3月，我们区党政一班人全部奉命调出，准备渡江南下。我们都愉快地服从命令，按时到新编的“两淮纵队”报到，步行南下，经高邮、邵白、泰州，在如皋白浦镇集中学习新区政策三个月。参加学习的还有山东省和江苏本省盐阜等地区干部，学习期间，接管南通的“狼山纵队”并入我们“两淮纵队”。当明确我们将接管常熟时，常熟地下党负责人陈刚向我们介绍常熟情况，但我们搞不懂“梅塘”、“福山塘”“耿泾塘”“盐铁塘”等“塘”，“王市”、“徐市”、“吴市”等“市”，是什么概念，得由常熟籍同志进行翻译解释才明白，以后也慢慢能听懂常熟话，逐步了解常熟的地名和风俗习惯，以适应接管常熟后的工作开展。 7，下江南 1949年4月中旬，我们“两淮纵队”准备南下接管淞苏锡常等地区的干部队伍，在日夜下雨的天气里，步行到靖江县西的长江边，23日晨，跟随着解放军队伍乘木帆船渡过长江。当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还不时在上空盘旋向我们扫射，我们毫无畏惧，队伍不乱，也无伤亡。从江阴西的八圩港上岸后仍一路步行，经无锡、羊尖，于当月29日到达常熟。 23岁的我由组织分配，担任常熟县城直属的元和镇镇长兼指导员。当年9月又调任坛南镇镇长兼指导员，我和顾敏在白浦镇学习时认识，又一起分配到常熟元和、坛南工作，她任民政股长，我和她国庆节结婚。10月1日，我们就在坛南镇与群众一起庆祝新中国诞生。 1950年1月，我调任梅李区区长。1952年调任县卫生科科长兼管花纱布公司的 “三反”工作。1954年调任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在三年多工作期间的1957年5月,我根据机关科局长们的强烈要求，向县长夏明波汇报同意，进行机关食堂基建，但被时任县委书记隋性初叫停。我据理力争，因此而结怨，后被调离机关部门。1957年9月我被调去江苏省文化干校（杨州）学习三年，任学习组长。学习期间的1959年11月，参加了省整社检查团。1960年2月—61年2月，我调任常熟县农机厂党委副书记，1961年3月—12月调任支塘区委副书记，1961年12月—64年4月调任县民政局局长，主抓民政人事监察工作；1964年4月—70年6月调任浒浦镇党委书记，在此期间的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靠边、批斗、游街，到浒浦酱制品厂劳动；1970年6月—73年1月调任县纺织品公司任书记、主任；1973年2月—74年2月调任县商业物资局负责人之一，1974年2月—78年8月，县物资局负责人之一，我配合市有关领导去东北的辽宁、黑龙江，西南的江西、四川、云南等地采订购钢铁、煤炭、木材等物资；1978年8月—80年8月调任县计委副主任；1980年8月起调任常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要分管秘书科、干部科工作。1983年，部长王克诚因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有我主持组织部工作，主要负责机构改革，根据国家四个现代化要求，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要求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学历。重点对象，我要亲自调查核实。对进市四套班子的干部，要经苏州市委组织部同意。同时要建立科局、乡镇后备干部，对年龄大的（45岁以上）干部，要调整为调研员。1984年，我主要抓整党，全市处理了违反党纪的140多人，我们掌握从实从宽的原则，经处理，没有一个回访的。当年，我被苏州市委组织部批准为高级政工师。期间的1986年起，我负责编写市委组织史，1988年底退职，离休。 8，难忘的两件事 在下江南工作期间，我始终抱着对党忠诚，实事求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待人处事，其中有两件事使我永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在省文化干校学习期间，即1959年11月，我参加了整社检查团，在兴化县整社组，我等一行12人，我是负责人之一，查虚报产量问题。我们住在兴化县城东某公社的一个大队，与当地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因缺吃常饿肚子，每天老称6两稻谷磨成粉，上下午两次充粥汤吃，三个月我瘦了三十多斤，我因患肝肿大住院，后由常熟转到上海同济医院诊治，才逐渐好转。我们整社组主要任务是调查核实当地的水稻产量和虚报情况。白天，我们到农田里，向农民了解每亩田可种多少棵水稻，每棵可有多少粒谷，经反复核算，每亩水稻实际产量才400多斤，而他们上报了800斤。晚上，我们到生产队与农民开会，或进行个别走访，了解农民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基层干部群众大多不敢说真话。每次县里召开公社书记等会议，我们二个整社组负责人都要去参加。县领导都是动员各公社上缴统购粮，公社干部只能表示抓紧上缴。有一次，我们分三个小组到三个公社去查看实情，他们夜里把数量不多的稻种搬东搬西。第二天，我们跟公社干部到县开会，听他们向县里汇报，我们当场拆穿西洋镜。在摸清实情后，发现兴化县虚报产量一倍多，对兴化县委骗取党和国家荣誉的做法，整社组有三名不同意，我们9人冒着“告不倒，要吃官司”的风险，将调查报告上报省委，一周后，省委批文下发至全省县市第一书记，对虚报产量的兴化县，进行了通报批评。批文对该县上报的上亿斤上交统购粮不提了，明确说：省先下拨兴化县5000万斤口粮救饥民，其余的种子、口粮另外分批下拨......这使我们整社组十分欣慰，感到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使我终身难忘，深深感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是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 第二件事是：1964年5月我调任浒浦镇党委书记，第一年市委派工作组搞“四清”，叫我上楼检查四清问题，贪污问题。第二年工作组搞路线教育，叫我靠边检查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第三年（66年）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对我到处批斗、游街、带25寸的高帽子，关在浒浦中学，日夜不准睡觉，叫我写检查，致我小便便血，后来用中药调治了大半年才缓解。一个月后，镇革委会叫我到浒浦酱制品厂劳动。文革期间，我妻顾敏在常熟劳动局工作，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当牛鬼蛇神送到西门外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我家在虞城西门大街，家有五个小孩无人照顾，第四个女孩张建亚（三女儿）因乱吃东西患病住院，病危时转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年仅11岁。 文革后期，接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通知，对我妻顾敏落实政策进行平反，并定正处级。还有都下放农村劳动的四个子女，三年后分期上调安排工作，现都已退休。 我在浒浦镇期间的1966年秋，一天早上，造反派说，许祥云（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门口有毛主席像的碎纸片，说许妻是“三反”分子（许妻是居民组长），被到处批斗后，受重伤睡在家里。我得知消息：她要被常熟上报苏州判刑15年，我整晚没有睡着，出于对人民的关爱，认为我共产党员还没有被打倒，就写人民来信到苏州市革委会。我在信里说：许家在解放前是讨饭的，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许家决不会干这样的坏事。不久，苏州市政法委派十几个人来浒浦镇，要我配合破案，在造反派强力反对的情况下，经过十多天调查分析，终于搞清案情，对许家进行了平反。为此常熟县革委会先后被苏州市大小会议三次批评，县个别领导到浒浦镇委办公室对我责问，拍桌子批评指责，我反复以理反击，告诉他们我没有错。 1966年底整党时，浒浦镇党内外大多数人要我留任镇委书记，工作组向县汇报没同意，把我调纺织品公司当经理，要我深挖“516”。不久，工作组同志告知我，县里说我深挖“516”不得力，我也是“516”分子，县里很多会议不让我参加。
忆往昔，出身卑微贫苦的我，实龄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一直在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想、敢言、敢干，虽然牺牲了不少个人利益，受到某些权力的排挤，但我始终如一的认为：“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为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贡献毕生精力。2015年9月6日，《常熟日报》头版以报道《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为题，本市抗战老战士老同志获颁抗战胜利纪念章，记者葛洁对我作了专题报道，并刊登了我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照片。我欣慰地看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人民越来越幸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为人民谋幸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虽已九十多高龄，但只要一息尚存，仍要想方设法贡献自己的余热！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7-18 18:02:41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1-7-18 18:2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