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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无怨无悔 离而不休钟情门球——我的人生轨迹 （张奎山口述 顾国兴笔录整理） 前言 我三年前就开始写回忆录，但因身体欠佳停止了。我已90多岁了，为什么还要写回忆录？ 我的一生经历坎坷曲折，好似一本书。个人命运与时代特点紧紧相连。我在曲折动荡中长大，经历过抗日、反蒋、下江南......离休后钟情门球运动。 再过若干年，过世后，我对这个世界形同虚无。近几年，我看到许多老同志写了家史、回忆录，对家人、对社会有个传承。我想，我若不写，对我家人后代不好交代，特别是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精神，是个无价之宝，有个回忆录就将永世传承。 人生苦短，来日不长，趁我还健在，还有些记忆力时，急需搞个回忆录。写回忆录是家人的需要，是我自己的需要，是子孙后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更是传播正能量的需要。 由于我年纪大，回忆往事不连贯，想到一点写一点，形成些许文字后，又反复多次进行补充修改。但写字时，手笔不听指挥，经与常熟市门球协会领导协商，请顾国兴笔录整理成文。初稿送常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市门球协会有关领导审阅，支持帮助印刷出版，特此，向以上部门、单位及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回忆录，我尽量求真务实，但几十年里的事，难免有出入，敬请有关领导和老同志、老朋友多加指教。 谢谢！ 张奎山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编者：江苏常熟有位慈祥可敬的老人——张奎山，党性强、无私无畏、勇为人民做好事，他是常熟门球人心中的泰斗，大家喜欢称呼他“老部长”，因他离休前任常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过组织部工作，离休后到市老年体协工作，与原人大副主任左彬等组建市门球协会任正副会长兼秘书长，后任会长。他现已九十多岁高龄了，还在关心门球协会的工作和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面临的发展新问题。同时要把他革命工作的一生写成回忆录，希望他的“子孙后代从回忆录中吸取正能量……永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党和人民有用之才！” 一、抗战、反蒋、下江南 1、出身 我，1927年4月11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马厂区老坝乡的贫苦农民家庭。1934—38年，读私塾四年，1939年因日伪军骚扰，从此停学。当我13、14岁时，即1940—41年，日伪军两次下乡烧房子，抢财物，看到了民不聊生的情景。那时，我家常吃野菜、榆树叶、皮等充饥。1942年，日伪军说我家“通匪（新四军）”，在炎夏七月的一天深夜，把我父、兄五人抓去，在淮安城区严刑拷打。我因事前得知这敌情，藏身于屋角长浴桶遮掩处，侥幸逃脱。父亲和二哥扶山被打成重伤。家中母、嫂、妹终日痛哭。15岁的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出面忙着把几亩薄地卖掉，到处求人帮忙，找到邱圩当地一知名开明绅士邱怀衡，跪地痛哭求援，得到同情，化一大笔钱，总算把父兄赎回。但50多岁的父亲伤势过重，回家不久就与世长辞。日伪军搞得我家破人亡，这段血泪家史，让我永生难忘，想起就心疼流泪。从此，我与二哥张扶山、四哥张春山、妹妹张涛先后走上了革命之路，后被称之为革命家庭。 2、抗日 1943年春，16岁的我正式参加新四军，当了新四军联络部的一名通讯员，主要任务是送信、收集情报。1944年，我被转到地方，加入共产党组织，担任副乡长。同年9月，在县委党训班学习三个月后，担任了老坝乡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老坝乡位于淮安、淮阴、涟水三角城中心地带，距淮阴城东10公里左右，当时属敌占区。我的任务是宣传形势，帮人民翻身求解放，要求人民千方百计团结起来，抗击日本鬼子，还要提防土匪抢掠。 不久，我们和中队长等乡干部发动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我等组建了20多人的抗日武装自卫队，与周边地区的临城、徐南乡等基干民兵联合，打击日伪军下乡抢掠，并多次把日伪军抢去的财物打下来，还给老百姓。 有一次，我们埋伏在路边的庄稼地里，日寇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我们开枪射击，日寇也向我们埋伏地还击。打了一阵，我们自卫队武器差，子弹少，无法坚持战斗，只得分散撤退。这次伏击战，我方无一伤亡，只是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日寇也不敢追击，怕我们诱敌深入，就掉头匆匆退回淮阴去了。 1945年夏天，我带了乡自卫队到邻近的钵池乡，打算开辟新的游击区。我与两名骨干队员，都手持子弹上镗的步枪，走在前面探路。我们刚走进一个村庄，突然发现村子内有日寇小队伍在活动。我们迅速隐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他们只顾分散闯入农民家抢掠东西。这时，我发现了一个日本鬼子持枪砸开了一户农家大门，可能门后还有障碍物，一时无法顺利进去。只见该鬼子的头和脚进了门内，可屁股仍露在外面。我一看机会来了，就端起步枪瞄准该鬼子的屁股，扣动扳机，“乒”的一声响，敌人中弹即瘫倒在门坎上。我正欲跑上去缴他的枪，这时分散在附近农家抢劫的鬼子听到枪声都窜出来，朝我们方向疯狂射击。我们急忙撤退钻进玉米田里，没有伤亡。 1945年夏，我新四军黄克诚的三师与淮安独立团等向两淮日伪军发动强攻，我们抗日自卫队在淮安城郊搞后勤支援，经过十几个小时，结束战斗，歼敌5000多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日起，以彻底的胜利结束。我们地方武装把抗日武器全部上交，两淮城乡都成了解放区，进入和平民主阶段。同年10月，我被调到了淮安县丁澄区任青救会主任。我当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进行生产建设。 3、反内战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和平协定，向苏皖解放区进攻。9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内战，我家乡开来了美械装备的74师等大量国民党正规军，进攻我两淮地区。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两淮，将淮安全县分割成南北两片。敌据点周围的地方武装“还乡团”则配合国民党军队频繁活动，气焰嚣张。9月下旬，盐阜地委所属各县分片成立中心县委，淮安县所属武装属第三支队。月底，县委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动员报名参军，县委组织部长周邦美、区委书记吴晏清及我和妹妹张涛都带头报名参军，约有500多人被批准入伍，组建成“邦美大队”，该大队后被编入华中野战军十二纵队34旅100团。我和妹妹张涛因工作需要，没有被批准入伍，留在地方工作。 我们与淮安党政军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和参加了二次涟水保卫战。第一次保卫战于1946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经多次作战，收复钦工镇、茭宁镇，歼敌9000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第二次保卫战于12月上中旬，我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即撤离涟城。淮安县大片地区沦为敌控制区。为对付敌军派遣的武装特务和敌探人员，我党开展群众性“捉特拿探”竞赛活动，我们采用秘密哨与公开哨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捕获敌特、敌探40多名。我军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在两淮地区，我军接连打了几杖，先后消灭敌军6000多人，然后主动往东撤退。我们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都配合我军主力部队，跟着边打边撤退，同时做好后勤支援工作。涟水保卫战后，敌人每天用飞机大炮打击我们，主力部队主动放弃涟水，往山东方向撤退。而我们淮安地方干部和民兵返回本地敌后打游击，保卫家乡。 当时，反动武装“还乡团”依仗县城国民党军队势力，进驻到农村集镇，建立伪政权，欺压农民，实行反攻倒算，并在集镇上修筑武装据点，妄图实行反动统治。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我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积极恢复与发展地方党政组织和武装力量。当时，上级发给我们破旧步枪，每人3发子弹，2个手榴弹。县委书记邹屏在县千人积极分子大会上说：我们没有兵工厂，靠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美式武器，这要靠我们自己去拿。当时我们听了还不理解。不久，有一次在区委领导下，在席桥打了一次伏击战，活捉还乡团8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从此，我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当年年底，我家乡和丁澄、马厂、郝渠三个区合并成立郝渠大区，内分南北中三个分区，我担任南线分区区委组织委员，跟分区民兵大队长赵厚民一起活动，把民兵队伍中的精干分子组成机动能战的基干民兵队，与敌“还乡团”进行斗争。 1947年，涟水保卫战后，敌我双方成“拉锯”状态，我党原地坚持，出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三次“清剿”。在敌人第三次“清剿”时，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党部头子贾凤昂，歼敌100多名，挫伤了北乡“还乡团”的锐气。 4，反饥饿 当时的斗争生活极为艰苦，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流动，忍饥挨饿。夏天常常露宿野外，即使借住到农民家，也只能在高粱或玉米杆的地铺上睡觉。夜晚我和本乡张金雨、临城乡小胡，经常到敌占区三坝、钵池乡等地活动，天亮时到临城乡大李庄关系户家，睡在地铺上，他们家老人用扇子驱赶蚊子，年轻人为我们做饭操劳，孩子为我们在外面站岗放哨。吃过早饭后，我们到野田（黄豆田）里睡觉，他们还给我们送饭吃，晚上我们再到敌占区活动。农民对我们真是鱼水情，当子女看待。冬天，我们没有棉衣、棉被，无法取暖御寒，只能几个人背靠背挤紧，互相取暖。睡觉要翻身，也得同时翻身才行。当在室外站岗放哨时，为减轻寒肌抖索，我用《盐阜大众报》报纸裹在身上御寒。有时，我们夜里要转移几次。我们常年不戴帽子，大半年不穿鞋子，光脚走路，遇水没有声音。我们经常饿着肚子，每当到来到群众家时，被问“吃饭了没有？”我们总是违心地说：“刚吃过”。当地群众戏称我们与联防队员具有“铜头铁脚肚皮饱”的“三个宝”，实际上是赞扬我们能忍饥耐劳又勇敢顽强和遵纪守法的革命精神。那时我们只有一个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只要斗争胜利，对于饥寒交迫的艰苦生活不在乎。 5，反围剿 1947年5月—1948年3月，我任淮安县郝渠区区中队支部书记、指导员。在顺河集阻击国民党正规军和还乡团的抢劫。为了粉碎敌人“清剿”，不久我被调任郝渠区南线分区任组织委员，在区委统一领导下，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方针，我们常常夜里要走100多华里，去打击敌人。在盐阜军分区和淮安县总队支持下，我们依靠群众和机智勇敢，先后打了两个漂亮仗，扭转了当地形势。 第一仗是掏心战。1947年清明节前夕的4月4日，我们获取到情报，有一支反动部队和还乡团要下乡到三义乡公所。我们在区委书记颜景詹领导下，组织联防队，并在县武工队的配合下，事先埋伏在乡公所周围，敌人毫无察觉，行进到了乡公所前面时，即被我们三面包围，发动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乱成一团。当场，我们抓住敌教官桂庭俊，俘虏敌军27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挺、步枪20枝，驳壳枪2支，还有弹药若干，敌兵仅少数人逃脱。这次大获全胜的战斗，得到了我淮安县委、盐阜地委和苏北区党委的表扬和奖励。在“三打马厂”时，我参加了第三次8月底的战斗，经夜里40分钟激战，歼灭马厂区大队长以下100多人，俘敌4名，拔除了马厂据点，达到了“掏心”效果。我们郝渠区三支联防队由此也发展壮大，武器装备大飞跃，拥有轻机枪5挺，美式卡宾枪数支，还有不少新式步枪，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第二仗是摧毁敌据点。1948年春，我县区领导决定要逐个拔除敌据点，首先目标是摧毁我区老坝集镇上的敌碉堡，该碉堡距淮阴城东近九公里左右。领导指派我和杨振贤两人带路，县总队区大队武装队伍在夜晚包围了敌据点。我带几名联防队员摸黑先入水游过护堡河，放下吊桥，接应我县独立团战士冲入敌碉堡内。经过一阵短促的战斗，全歼守堡敌军30多人，缴获一大批物资和武器。摧毁敌碉堡后，我军顺利撤离。这次破堡歼敌战大获全胜，威慑了县城敌人，进一步鼓舞了我军斗志。当时，我淮安近城区仍处于敌我拉锯状态，城区敌军白天还要下乡骚扰，晚上才是我们活动的天下。过一阵子，淮安、淮阴、涟水三城的敌人白天也不敢出城，变成了缩头乌龟。 6，解放两淮 1948年秋天起，淮安地区敌我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时，正处于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正规军向大城市收缩，我解放军大部队不断向南挺进。我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壮大，农村解放区逐渐扩大并连起片来。当年9月，组织上通知我去参加“华中城市干部学习班”学习，准备接管城区。当年10月，国民党军队退出两淮，淮安全境，包括我家乡同时全部解放。 两淮解放后，成立两淮市，我即被分配到淮城市城南区任区委组织科长。那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到1949年3月，我们区党政一班人全部奉命调出，准备渡江南下。我们都愉快地服从命令，按时到新编的“两淮纵队”报到，步行南下，经高邮、邵白、泰州，在如皋白浦镇集中学习新区政策三个月。参加学习的还有山东省和江苏本省盐阜等地区干部，学习期间，接管南通的“狼山纵队”并入我们“两淮纵队”。当明确我们将接管常熟时，常熟地下党负责人陈刚向我们介绍常熟情况，但我们搞不懂“梅塘”、“福山塘”“耿泾塘”“盐铁塘”等“塘”，“王市”、“徐市”、“吴市”等“市”，是什么概念，得由常熟籍同志进行翻译解释才明白，以后也慢慢能听懂常熟话，逐步了解常熟的地名和风俗习惯，以适应接管常熟后的工作开展。 7，下江南 1949年4月中旬，我们“两淮纵队”准备南下接管淞苏锡常等地区的干部队伍，在日夜下雨的天气里，步行到靖江县西的长江边，23日晨，跟随着解放军队伍乘木帆船渡过长江。当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还不时在上空盘旋向我们扫射，我们毫无畏惧，队伍不乱，也无伤亡。从江阴西的八圩港上岸后仍一路步行，经无锡、羊尖，于当月29日到达常熟。 23岁的我由组织分配，担任常熟县城直属的元和镇镇长兼指导员。当年9月又调任坛南镇镇长兼指导员，我和顾敏在白浦镇学习时认识，又一起分配到常熟元和、坛南工作，她任民政股长，我和她国庆节结婚。10月1日，我们就在坛南镇与群众一起庆祝新中国诞生。 1950年1月，我调任梅李区区长。1952年调任县卫生科科长兼管花纱布公司的 “三反”工作。1954年调任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在三年多工作期间的1957年5月,我根据机关科局长们的强烈要求，向县长夏明波汇报同意，进行机关食堂基建，但被时任县委书记隋性初叫停。我据理力争，因此而结怨，后被调离机关部门。1957年9月我被调去江苏省文化干校（杨州）学习三年，任学习组长。学习期间的1959年11月，参加了省整社检查团。1960年2月—61年2月，我调任常熟县农机厂党委副书记，1961年3月—12月调任支塘区委副书记，1961年12月—64年4月调任县民政局局长，主抓民政人事监察工作；1964年4月—70年6月调任浒浦镇党委书记，在此期间的6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靠边、批斗、游街，到浒浦酱制品厂劳动；1970年6月—73年1月调任县纺织品公司任书记、主任；1973年2月—74年2月调任县商业物资局负责人之一，1974年2月—78年8月，县物资局负责人之一，我配合市有关领导去东北的辽宁、黑龙江，西南的江西、四川、云南等地采订购钢铁、煤炭、木材等物资；1978年8月—80年8月调任县计委副主任；1980年8月起调任常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要分管秘书科、干部科工作。1983年，部长王克诚因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有我主持组织部工作，主要负责机构改革，根据国家四个现代化要求，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要求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学历。重点对象，我要亲自调查核实。对进市四套班子的干部，要经苏州市委组织部同意。同时要建立科局、乡镇后备干部，对年龄大的（45岁以上）干部，要调整为调研员。1984年，我主要抓整党，全市处理了违反党纪的140多人，我们掌握从实从宽的原则，经处理，没有一个回访的。当年，我被苏州市委组织部批准为高级政工师。期间的1986年起，我负责编写市委组织史，1988年底退职，离休。 8，难忘的两件事 在下江南工作期间，我始终抱着对党忠诚，实事求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待人处事，其中有两件事使我永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在省文化干校学习期间，即1959年11月，我参加了整社检查团，在兴化县整社组，我等一行12人，我是负责人之一，查虚报产量问题。我们住在兴化县城东某公社的一个大队，与当地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因缺吃常饿肚子，每天老称6两稻谷磨成粉，上下午两次充粥汤吃，三个月我瘦了三十多斤，我因患肝肿大住院，后由常熟转到上海同济医院诊治，才逐渐好转。我们整社组主要任务是调查核实当地的水稻产量和虚报情况。白天，我们到农田里，向农民了解每亩田可种多少棵水稻，每棵可有多少粒谷，经反复核算，每亩水稻实际产量才400多斤，而他们上报了800斤。晚上，我们到生产队与农民开会，或进行个别走访，了解农民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基层干部群众大多不敢说真话。每次县里召开公社书记等会议，我们二个整社组负责人都要去参加。县领导都是动员各公社上缴统购粮，公社干部只能表示抓紧上缴。有一次，我们分三个小组到三个公社去查看实情，他们夜里把数量不多的稻种搬东搬西。第二天，我们跟公社干部到县开会，听他们向县里汇报，我们当场拆穿西洋镜。在摸清实情后，发现兴化县虚报产量一倍多，对兴化县委骗取党和国家荣誉的做法，整社组有三名不同意，我们9人冒着“告不倒，要吃官司”的风险，将调查报告上报省委，一周后，省委批文下发至全省县市第一书记，对虚报产量的兴化县，进行了通报批评。批文对该县上报的上亿斤上交统购粮不提了，明确说：省先下拨兴化县5000万斤口粮救饥民，其余的种子、口粮另外分批下拨......这使我们整社组十分欣慰，感到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使我终身难忘，深深感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是共产党员的应有品德！ 第二件事是：1964年5月我调任浒浦镇党委书记，第一年市委派工作组搞“四清”，叫我上楼检查四清问题，贪污问题。第二年工作组搞路线教育，叫我靠边检查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第三年（66年）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对我到处批斗、游街、带25寸的高帽子，关在浒浦中学，日夜不准睡觉，叫我写检查，致我小便便血，后来用中药调治了大半年才缓解。一个月后，镇革委会叫我到浒浦酱制品厂劳动。文革期间，我妻顾敏在常熟劳动局工作，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当牛鬼蛇神送到西门外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我家在虞城西门大街，家有五个小孩无人照顾，第四个女孩张建亚（三女儿）因乱吃东西患病住院，病危时转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年仅11岁。 文革后期，接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通知，对我妻顾敏落实政策进行平反，并定正处级。还有都下放农村劳动的四个子女，三年后分期上调安排工作，现都已退休。 我在浒浦镇期间的1966年秋，一天早上，造反派说，许祥云（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门口有毛主席像的碎纸片，说许妻是“三反”分子（许妻是居民组长），被到处批斗后，受重伤睡在家里。我得知消息：她要被常熟上报苏州判刑15年，我整晚没有睡着，出于对人民的关爱，认为我共产党员还没有被打倒，就写人民来信到苏州市革委会。我在信里说：许家在解放前是讨饭的，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许家决不会干这样的坏事。不久，苏州市政法委派十几个人来浒浦镇，要我配合破案，在造反派强力反对的情况下，经过十多天调查分析，终于搞清案情，对许家进行了平反。为此常熟县革委会先后被苏州市大小会议三次批评，县个别领导到浒浦镇委办公室对我责问，拍桌子批评指责，我反复以理反击，告诉他们我没有错。 1966年底整党时，浒浦镇党内外大多数人要我留任镇委书记，工作组向县汇报没同意，把我调纺织品公司当经理，要我深挖“516”。不久，工作组同志告知我，县里说我深挖“516”不得力，我也是“516”分子，县里很多会议不让我参加。 忆往昔，出身卑微贫苦的我，实龄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一直在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想、敢言、敢干，虽然牺牲了不少个人利益，受到某些权力的排挤，但我始终如一的认为：“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为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贡献毕生精力。2015年9月6日，《常熟日报》头版以报道《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为题，本市抗战老战士老同志获颁抗战胜利纪念章，记者葛洁对我作了专题报道，并刊登了我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照片。我欣慰地看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人民越来越幸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为人民谋幸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虽已九十多高龄，但只要一息尚存，仍要想方设法贡献自己的余热！ 二、离休，门球，新征程 1、离而不休 在工作岗位退职前后，我负责编纂中共常熟市委组织史一年多。同时，根据“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思想，常想：“只有离休的干部，没有离休的党员”，我参加了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搞门球的推广普及活动。1990年间，我和左彬一起先后动员夏明波等十多位市四套班子离休干部参加机关队、常青队打门球健身，当时，胥传坤、王克成、张雨林等成为门球活动的活跃分子。1991年，我和左彬、陈宗华担任了市老年体协副主席，成立门球指导委员会，全力抓门球的推广普及工作。同年11月，我们提出倡议，并成功举办由常熟承办的江苏省首届县级市“白雪杯”老年门球联谊赛。以后，每年都组织常熟队参加昆山、高邮、仪征、吴江等市举办的每一届江苏省县级市门球联谊赛。为把门球运动推向高潮，1994年春，全市38支门球队举行了16天138场对抗赛，将比出的前十名球队组建成甲级队，后十五名球队组建成乙级队，其余十三支球队组建成丙级队，并于10月举行升级赛，促门球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根据上级文件，门球从老年体协分离，让门球运动由老年人推广到中年、青年、少年人群中去，成为完全的全民健身运动。1994年5月28日，经市领导同意和市体育总会批准，成立常熟市门球协会，由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彬任会长，我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首届门协下设三个工作组：技术教练组、竞赛裁判组、场地维护组，各组由2-3名正副组长，使门球活动在全市有序推进。为解决新建的门协和原老年体协活动经费问题，我请求市政府批拨，得到支持。1995年起每家先拨三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96年，左彬中风后，我一直主持市门协工作，2003年2月，市门协召开第四届理事会，我当选会长。 2004年10月15日，我带三支门球队去山东济南参加华东地区门球联谊赛时，遇大风大雨，不慎跌倒，跌断左腿股骨筋，手术用钢板辅助，但我仍坚持工作。因时值常熟承办江苏省第24届县级市门球联谊赛和市“亮山工程”建设，省赛后市门协办公楼和门球场地要拆迁。时任市长王建康同意承办省赛，经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同意，先在三连片门球场旁增建一片，成四连片门球场，全力以赴承办好江苏省第24届县级市门球赛。我们门协一班人和许多门球骨干经千辛万苦的日夜拼搏，在市委、市政府和体育局的支持下，这次省赛取得了圆满成功，为第二轮省县级市门球赛又开了个好头！待省赛圆满完成后，四连片门球场和门协、老年体协办公楼立即进行拆除。市门协搬到当时的会议招待所办公。在非常炎热的七、八月份，我多次与有关领导汇报，这些办公楼和门球场地设施是民办的，根据《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有关规定，政府搞拆迁要“拆一还一”。为争取在原址重建，我等老同志到处宣传中央关于全民健身文件精神，将99位老干部门球爱好者签名的请求报告送呈时任市委书记杨升华。第二天，杨书记到“亮山工程”施工现场视察，当场拍板，批准就在虞山新村原址重建，还要求新建门球场及办公房应成“精品工程”、“一流工程”。 2005年，虞山公园内半山腰三块连片高标准草坪门球场和古式建筑的办公用房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当时省内少有，全国一流的公园式人造草坪门球场。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柱着拐杖上山，看到场地、房子设施和周边绿化都如愿满意，就打电话给有关负责人，讲了很多很长感激的话。我因过于喜悦、激动，当天晚上，我突发心肌梗塞，被急送二院手术抢救，做了心脏造影，放入支架，住院许久才转危为安。但因身体行动不便，市门协的工作，我就推荐王文国同志任门协会长，我开始第二次“离休”，在市门协理事会一致要求下，我被聘任为名誉会长。 2、艰苦创业 在市门协工作的过程中，我全身心投入门球发展推广普及工作中去，把门协作为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平台，知难而上，乐此不疲。1995年前，政府无拨款，我提出“花钱买健康、社会办体育”的口号，与原经委老领导陈宗华等深入基层、企业，筹集门球活动和场地设施经费，建成多片门球场，开展积极的门球赛事活动，把门球从老干部逐步推广到社会群众，从城区推广到乡镇。当时，我“比在职的人还忙乎”，没有星期天，没日没夜，无私奉献，不拿报酬补贴。1997年，为解决门球场地紧缺问题，我请求交通局支援挖泥机、推土机、压路机，在原体育场司令台西南角山坡上，在已建的1、2号门球场的上坡，艰难开垦建造3号门球场。为防山体滑坡，我又特请有丰富经验的沙家浜专业水利工程队施工。1998年前后，我又筹集资金建造门协办公楼，上下二层各四间，共220多平方米。1999年，市门协从西门大街原市政府大院搬迁到了宽敞的新办公楼。一年后，老年体协提出要求，经门协商定同意给了老年体协三间办公室。2000年，为避风霜雨雪，我又从全国农村文明示范村——蒋巷村求援，请来施工队和10多万元建材，改建3号球场为钢结构室内门球场。为解决资金短缺，我又四处求援，磨破嘴皮宣传，找到市政府和虞山镇有关领导，求援各十万元，得到筹资款二十万元。我又求请求供电局解决了供电、电器设施，高质量室内球场终于建成投用。 门球运动与所有体育项目一样，无赛不兴，多比赛，促练球，全民健身才能形成气候。1999年，我和左彬会长一起到常熟农业银行找伍行长，商谈创办“农行杯”门球赛，得到积极响应支持。从此每年一届，连续不断，至今已办十九届，全市所有球队都可报名参赛，现在已成我市百队千人参加的知名门球品牌大赛。另外，我们还广泛联系企事业单位，组织各种挂杯赛事，开创社会化、市场化办赛路子，解决办赛资金的不足。如“交通杯”、“方塔杯”、“常电杯”、“双拥杯”、“吉成杯”、“旋力杯”、“鸳鸯杯”、“中利杯”、“梦兰杯”、“农化杯”等。20多年来，有100多家企业事业单位及几十名个人资助挂杯办赛，使门球队伍不断壮大，门球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3、开拓创新 在市老年体协和门协工作期间，我与左彬、陈宗华等带领一班人，定期学习理论，指导门球实践。在抓好市镇两级门球组织建设的同时，抓紧门球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球场上经常出现的斥责、争吵等不良现象，在我倡议下，1996年起，市门协在全市开展评比先进活动，制定了球队精神文明建设六条意见和球员五条行为规范，在市级门球大赛期间，设立“精神文明”奖项，以后又提出“四讲、四不”要求：即讲人格、不计较名次；讲友谊，不埋怨别人；讲文明，不出口伤人；讲团结，不借故吵闹。2001年提出“打文明球、建文明场，营造融洽活动环境”意见。2001年起开展评比表彰先进分会，“五好球队”、“五好球员”活动。2003年提出门球人“四文明”要求。2004年起制定二年一次评比表彰“五好分会、五好球队、五好球员”的制度。在我“第二次离休”后的2007年，我还倡导制订球场“八荣八耻”荣辱观，并在门协创刊的《常熟门球》上发表。 由此，历年来，市门协被市全民健身工作指导委员会评选表彰为“全民健身活动先进集体”，“市体育工作先进集体”，被苏州市民政局评估为4A级体育社团，被江苏省门协、苏州市门协表彰为“先进集体”，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和中国门协授予“全国农村门球大联动最佳组织奖”和“贡献奖”奖牌。我与左彬、王文国等多次被市体育局、市政府和省门协评选表彰为“常熟市体育工作先进个人”、“为开拓江苏省县级市门球事业作出特别贡献”，并分别授予纪念奖牌。 同时，我与左彬、王文国等还注重门球赛事的开拓创新，发起并承办市以上各级各类门球赛事。1991年10月，我们发起并承办了江苏省首届县级市“白雪杯”老年门球赛，得到各地积极响应。此后的第二年，在昆山举行第二届赛时，商定成立“江苏省县级市门球联谊会”，1993年，在高邮举办第三届时，联谊会通过了章程，设立了秘书处，马驯任秘书长。联谊赛先前是每年一届，后发展到每年分上下半年举办二次，县级市由七、八个，发展到十多个，至2017年发展到28个。联谊会还订立了规章制度，制作了会旗、会徽、会歌。至今，联谊赛已成功举办了五十届。1994年11月，我们发起并承办了全国沿海部分城市首届“沙家浜杯”门球联谊赛，有南自海口北至营口的六省一市的十七个城市180多人参赛。这个区域性赛事也得到了各地积极响应，每年一届，延续至今已办二十三届。 对我市出现的门球新事物，我也总是抱积极支持的态度。1996年3月，我支持王市镇发起并承办江苏省首届中青年门球赛，以后支持唐市组建由各村妇女主任组成青年门球队参加了多届中青年门球省赛。2007年，我支持王文国提出的我市举办首届“会长杯”门球赛，至现在已连续举办来了20届。2013年，支持由我市门协发起的苏州市首届“会长杯”门球赛，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我还支持举办全市家庭门球赛， “鸳鸯”夫妻双人门球赛，支持王市、梅李、琴南、五爱等学校建立少儿门球队，2000年组织二支少儿队参加省首届少儿门球赛，2002年7月举办我市首届“苗苗杯”少儿门球赛，2009年更名为“春苗杯”，举办市第二届少儿门球赛，从此，每年一届，至今年，已成功举办十届。2012年珍门小学少儿队参加全国少儿门球赛，并获得冠军。 4、心系门球 2005年，我“第二次离休”后，仍挂个名誉会长。15年门球风雨路，我无怨无悔。我表示：“今后，门协有难事尽管找我，我将尽力而为”。我要做个硬汉子，要与伤病顽强搏斗，体内钢板拆除，走路时拐杖丢弃，开始摸索体育健身和频谱等物理疗法。不久，我脸色红润，体质越来越好，头脑清晰，记忆力也好。尽管2009年1月，我老伴顾敏因患胰腺癌与世长辞，给我带来巨大悲痛。同年5月，我以共产党人的正确人生观、生死观待之，振作起精神，继续关注时事政治，关心门协工作和门球活动。2009年5月，我约同门协有关领导，去市财政局，找潘局等领导，要求妥善解决好门协和老年体协的办公、活动经费增拨问题。我还不时到门协办公室，找领导和工作人员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建议，出主意。凡门协有请必到，有困就帮。知道了全市还有个别镇场还是门球空白，我邀请市人大老主任戚李生等，陪门协时任领导多次下乡做督促工作，仅尚湖镇就连续去了三次，虞山林场去了二次。终于在2011年尚湖镇建成门球场，2012年成立二支门球队，以后尚湖中心小学建起少儿门球队，校内建起了门球场，还承办了市第六届中小学门球联谊赛。 2009年是门协成立十五周年，为搞好纪念庆祝活动，我通过打电话、忙走访，请市内外各级新老领导为出刊《常熟市门球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画册》题词献墨宝。我多次陪同门协班子成员到多个部门、单位筹措资金。市门协办公设备缺乏，我去有关部门单位打听、落实，将他们更新替换下的办公桌椅、箱柜、电脑等支援门协。门球事业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门协是公益事业单位，我利用各种场合，向各级在职和退休的领导宣传，得到他们的重视支持，还恳请退休领导参与门球工作和活动。门球事业不断发展，急需更多资金支持，我常放在心上，积极向市和有关部门领导，通过电话、走访，进行反映，建议增加拨款。 5、奉献不止 我不仅通过沟通、协调，帮助支持门协工作，还用退休金直接个人出资支持门球事业。2009年4月，为真诚感谢全市门球界老朋友对我的关心爱护，和长期以来我在门球岗位的工作，也为切磋门球技战术，提高常熟门球水准，提供和搭建一个平台，为庆祝常熟解放六十周年和常熟门协成立十五周年，我个人出资5000元举办全市“和谐杯”双人门球赛，以寄托常熟门球人在门球康乐和竞技比赛中切切牢记“和谐”两字，建设和谐门球，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我邀请的32支球队，经二天84场紧张有序的比赛，产生的前八名优胜队，我给他们每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并讲了话，还给所有参赛人员发了人手一份纪念品。古里镇分会的四位老球友向我赠送亲自刺绣制作的“福”字锦匾。2009年6月，我用周林、骏丰频谱保健仪内喝外照，心脏恢复好，摸索疾病由药物治疗转向非药物的、自然的、绿色的生物频谱疗法。我开始脸色红润，体质越来越好。我想：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我怀着对全市门球爱好者10多年的深厚感情，于2010年出资1万多元购买一台频谱水机，送门协值班室，想让来参加门球活动的人都能坚持喝上频谱水，康乐延年。我想“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我以此感到欣慰，同时自己也得以延年益寿”。 2012年5月，我个人出资5000元举办全市“益智杯”（市第五届“春苗杯”）少儿门球赛，我亲自到赛场，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少儿门球寄予厚望。我早在2009年前后陪同门协班子成员，积极与教育局等部门联系、宣传，促成教育、体育、关工、门协四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在我市小学开展门球活动的试行意见》，并恢复举办每年一届的常熟市少儿门球比赛，将“苗苗杯”更名为“春苗杯”，每年一届的“春苗杯”少儿门球赛，有四部门联合盖章发文通知，比赛开幕式四部门都派有关领导出席，参赛队都颁发盖有四部门公章的证书，比赛名次比赛成绩计入学校体育总分。2009年还筹建成立了常熟市小学门球联谊会，该会还聘我任名誉会长。联谊会每年下半年举办一次全市小学少儿门球联谊赛，后扩展为“常吴昆三县市暨常熟市中小学门球联谊赛”。2012年12月28日，市小学门球联谊会在支塘张青莲小学召开第三次理事会暨少儿门球经验交流会上，我与门协三位正副主席冒着严寒赴会，我作了讲话鼓励。同年，我还向常熟市儿童福利院捐赠了价值2000元的优质大米等物，并亲自去福利院参加了捐赠仪式。 “只有离休的干部，没有离休的党员”，我除了平时按规定交纳党费，还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党的十六大召开时，我按召开的时间，象征性地自发交了1600多元特殊党费。党的十七大召开时交了1700多元特殊党费，党的十八大召开时交了1800多元特殊党费。今年10月18日将召开党的十九大，我还交1900多元特殊党费。另外我还出资了一些其他的捐助。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我为庆祝十九大，与全市门球人同庆同乐，我将出资5000元举办“发展杯”全市门球赛，邀请市门协及全市各分会班子领导组成12支代表队，在三片球场进行一天庆祝性比赛，并愿常熟门球继续发展壮大！ 6、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16岁参加新四军，17岁入党，革命工作56年。退职离休后，从事和关注门球活动近30年。我现在虽已90多岁，是个耄耋老人了，但我坚持“没有离休的党员”信念，把门球这一全民健身的好项目，视作继续革命的新征程，一个老共产党员自找的新任务，并矢志不移，时刻关注，常放心头。尽管心血管内安装了支架，腿脚行走不便，但我常用电话了解门协和门球活动情况，与有关市及部门沟通，为帮助解决面临的疑难问题出点微薄之力。2014年市门协秘书长顾国兴因两次患老年性肺炎，辞去驻会工作，2015年门协主席王文国因高龄、劳累，诱发心脏房颤住院治疗，出院后需长期调养。市门协接班人成突出问题。我正值在二院住院治病，得知这情况后，经推荐，知晓20多年前赵市乡的青年门球队员，后调任多个乡镇和粮食局等部门一把手，即将退休的市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陈金传同志最合适。我多次打电话与陈金传同志议谈，并真诚恳请他继续“为人民服务”，到市门协接替王文国的工作。又经反复协商，在市体育局领导的首肯支持下，终于在办退休手续前，陈金传同志到市门协接班主持工作。市门协后继有人，常熟门球事业将继续欣欣向荣。 常熟市门协经20多年艰苦奋斗，创业发展，在江苏省乃至全国，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先进体育社团组织。但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不及同级城市，尤其是门球场地的“三改”（沙土改草坪、单片改连片、露天改室内），已远远落后于省内昆山、新沂、江阴、江都、姜堰、启东、宿迁等门球先进县市。周边的昆山、吴江、张家港、太仓都已建成了高标准四连片室内人造草坪门球场，而常熟成了苏州市唯一一个没有四连片以上室内门球场的县级市。昆山市的四连片室内门球场已普及到乡镇区，苏北经济欠发达的新沂市已建成了六连片室内门球场，而常熟连市区都没有建成室内四连片门球场！为建造四连片室内门球场，我在三、四年前就曾与王文国等去找市领导汇报，时任市委书记惠建林曾作出批复，同意建造，由市体育局确定了建场地址放在新建的万达广场旁。现在万达广场已建成投用，但这项室内门球场工程，却一拖再拖，至今未见进展和着落，成为常熟门球人最大的一块心病，因此而怨声四起，也是常熟在苏州和江苏省“落后”的标志。我腿脚行走不便，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改。我在家通过电话，与有关领导和部门联系、催问，欲努力促成，想早日弥补常熟这个“落后”的缺憾！我相信，市领导得知后，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后 绪 以上是我的回忆录。其中的那些做过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是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全国各方面将会有更大更好的发展，全国人民将会享受到更多的幸福。我有生之年，将一定牢记党的宗旨，为党的事业，为伟大的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尽力而为！ 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从中吸取正能量，牢记民族恨，体会内战苦，珍惜和平，广学多见，要深知“私”是万恶之源，无私才能无畏，知足才能常乐，不要高攀，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严于律己，弘扬孝爱，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遵纪守法，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做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人才！ 张奎山 201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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