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良成同志退休后一直从事他的一项业余爱好:从事基层武术培训,后来,我们一起到了涿州康泰园老年公寓联合党支部一起搭班子。 他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共和国同龄人,现年70岁。他的父亲和几位住在涿州的老红军我都认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他们都住在我们单位,所以和一些红二代以及老革命的配偶也比较熟识。以上文字是朱良成同志不久前撰写的。 在今天(2019.12.26)涿州各界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的日子,我们支部三个支委全都参加了(还有一位老党员干部刘书堂也参加了),我和他都各有一篇文章了。刘书堂同志现场接受采访了,他谈的很好。还有一位大秀才刘鹏举因为午后还出去有应酬暂未能动笔,要让他写一篇文章或作一首诗,这样,我们就对得起这个不平常的日子了。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的日子里,缅怀先辈革命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期发挥党员干部作用,作好本职工作。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涿州康泰园老年公寓联合党支部三位支委集体参加
中 党支部书记、原二康医院干部 刘会军
右 党支部副书记、原市委党校干部 刘鹏举
左 组织委员、老红军后代 朱良成 (刘会军 2019.12.26于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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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朱金养
——继承红军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父亲朱金养是经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老人家是1911年生于江西省会昌县,1993年10月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如果在世,今年十二月是他一百零八岁诞辰。
印象深刻的一年 我曾问过父亲:“您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打了十八年仗,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件事?”我父亲一边摸着下巴上的胡茬一边沉思后说:“一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二是长征;三是抗日战争晋察冀反扫荡。”然后就讲了五次反围剿中难忘的一年。 长征前的第五次反围剿,那是1933年10月,我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三团三营七连的战士。我们营长是陈忠香,师长是彭绍辉,师政委是肖华。从1933年到1934年,蒋介石五次围剿红军一共动用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只有十万人,相差十倍以上。开始我们在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的驿前阵地防守,敌人整营整团整师的白天黑夜轮翻进攻,我们不断的拼杀,阵地仍然失守,又交替掩护退到二线阵地,包围圈天天都在缩小。由于当时错误的军事指挥,光打阵地战,光和敌人拼消耗,我们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整整打了一年仗,一年没脱过衣服,一年没进过屋子睡觉,光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白天黑夜的连续打仗。部队的建制打散了许多次,一场恶战下来,整排整连的人都打光了,阵地上堆满了双方的尸体。一次营长命令我们守一个山头,死命令,必须坚守两天一夜,掩护队伍撤退。等我们完成任务最后准备撤下阵地时,一个连一百多人,连长指导员和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只剩下八个人:邹排长一个,我是班长,两个副班长,四个战士。并且我们活下来的八个人全都负伤挂彩,掩护任务虽然完成,可敌人三面围了上来,身后是陡坡,眼看撤不下来了,邹排长急了,命令我们抱着枪顺陡坡滚了下来,山上战友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剩下我们几人,建制打光了,别说一个连,一个排都不够编制,只好被编到别的连队,又从战士开始。就这样在一年当中被编来编去,当班长当战士的换了许多次。一年当中,在身边牺牲的战友太多了!这都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挤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地位造成的!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我们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6日,不得不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万里长征中的两件事 1993年春节期间,我看父亲精神很好,给他照了几张照片,(没想到年底他老人家就病逝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留下的几张照片)照像后,我问他:“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一年后到达陕北还剩七千多人,并且包括沿途扩大红军(新参军的人员)在内,那近八万红军呢?”我父亲说:“大部分牺牲了,过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执行王明路线的“三人团”瞎指挥,光湘江战役一仗,红军就损失了四万多人!四面八方都是围上来的敌人,有湘军、有桂军、有赣军,有中央军共计三十多万敌人,加上敌军飞机大炮的轰炸和机枪扫射,湘江水都被血水染红了,江水中漂满了红军的尸体。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十一个省,除去打仗和休整时间外,每天行军平均七十里,有时急行军一天一夜一百二十里是经常的,负伤生病掉队的天天都有。这些掉队来不及收容的,不是被敌人残杀,就是散落在沿途经过的十一个省的山山岭岭、材村寨寨了。 第一件事: 红军开始的几个月,每天都是被三十几万敌人围追堵截,经常是敌人和我们只差一天的路程,有时甚至还不到二十里的距离,三个多月的一百多天里,天天行军打仗,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又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才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局势依然十分危急。为什么四渡赤水?我们才三万多人,敌人三十多万人,敌强我弱,我们武器装备补给都不如敌人,不敢和敌人硬拼,只能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当中钻出来,敌人发现后,又很快围上来,我们再找敌人结合部十几里的空隙再跳出包围圈。为什么红军长征路线弯弯曲曲?一是高山大川没有道路,二是敌人封锁大路,根本过不去,只能避实就虚,爬山越岭,绕来绕去,从无人烟、无道路的地方开辟道路前进。遵义会议后,部队才得到几天的时间休整,许多部队伤亡过半了,中央决定改编,所以许多建制撤消,我所在的少共国际师整师建制取消,撤销部队番号,从师长政委一律重新分配,安排到其他师团去。少共国际师被取消了,我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一师(师长李聚奎,刘亚楼)三团(团长黄永胜)九连当机枪班长。刚改编不久,在一次激战中,我们勇敢机智的夺得敌人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抢,留下几名同志押着俘虏将重机枪上交营部,剩下的人跟着排长继续追击敌人,谁知,遇到敌人增援部队,敌人枪炮齐发,排长和几个战友当时就牺牲了,我和其他十几个战友也都负伤挂彩了,躺倒了一片,有伤在头部和胳膊的,我伤在了腿部。当时环境险恶战事紧张,幸亏及时来了后续增援的战友,交替掩护,我们才好不容易撤下来,牺牲的排长和其他几位战友根本来不及掩埋。 追上大部队后,团首长见我们夺得重机枪和轻机枪,又见我们都负了伤,奖励我们每人两块大洋和两只鸡,这在那时就是极高的奖赏了,当时红军从上到下,每人每天才4分钱伙食标准,每人二块大洋,够一人五十天的生活费了,还奖励两只鸡,营长都吃不上啊!团政委见我腿部负伤,问我是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还是随部队走?要是留下养伤再给二块大洋。当时部队根本没有马匹骑,营长、团长也都步行走路,也不可能用担架抬着我行军打仗。我对团政委说:坚决跟着队伍走。就这样,我拄着棍子,拐着一条腿,艰难地跟着队伍行军,根本不敢停下来。亏了我是苦出身,当长工当挑夫,身体棒,不然一旦掉队,就活不了啦,因为四面都是敌人,几十万敌人虎视眈眈的围追堵截,活捉一个红军,奖赏几块大洋,落到敌人手中就是一个死,就这样一瘸一拐的每天行军八十里以上,经过一个多月,腿上的伤才慢慢痊愈了。 部队规定:夺得重机枪立大功一次,但在长征途中,排长牺牲了,我又受了伤,部队每天行军打仗,根本顾不了伤员,团首长能允许我随部队走,没把我留在当地老乡家中养伤,我就很知足了,哪里还会去想夺得重机枪立大功一次的事?长征到陕北后,部队又整顿改编,我又编到杨成武的独立团去了,立大功的事就无从谈起了。
第二件事: 长征路上、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六月份开始爬大雪山,先是夹金山、梦笔山,七月份连续爬长板山和打鼓山,拖罗岗三座雪山,从6月12日—7月7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爬了五座大雪山。身体弱和负了伤的战友、由于劳累伤病,体力不支、又加上山高缺氧,喘不上气来,没能活下来,永远留在了满是冰雪的大山中。 过了雪山,开始过草地,为什么爬雪山过草地?因为别的道路全叫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封锁了,根本过不去。为了北上抗日必须通过雪山、草地,这是红军的唯一出路。 过草地时,由于没有吃的,天气又不好,风雪交加,不见太阳,连饿带累,每天行军七十到八十里,过草地的第六天我被冻病了,发着烧,全身无力,又不敢掉队,咬牙又坚持了一天,第七天实在走不动了,幸亏部队到了班佑,休整了一天,我得到这宝贵的一天休息时间,烧退了,感觉好些了,才在战友的帮助下继续前进。 我们红一师过草他,一共走了七天六夜,每天行军七十里到八十里左右,大草地近六百里,没有一天好天气,身边许多战友,从闽东到赣南,经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金沙江、大渡河、大雪山都挺过来了,但没能走出大草地,头天夜里还背靠背一起休息的战友,第二天早上就再也叫不醒了,永远长眠在茫茫无边的水草地了,战友牺牲后,连埋战友的干土都没有,只能拔点水草、掩盖住脸,离开一起身经百战、一起枪林弹雨浴血战斗过、可以生命相托生死换命的战友。大草地太无情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后,梦中还会出现阵地上反围剿的冲杀和过草地的艰难的一步一步风雪兼程,留下的印记太深了,无法忘掉。 特殊的父爱 我一九六九年四月参加工作,在城关供销社站了一年柜台,在生产资料门市部当售货员,一九七〇年四月调入涿县邮电局,当了六年乡村邮递员,每天三十个村庄,一百五十里路,汇款、包裹等当年都必须送到各家各户,每天行程一百七十里上下,当年乡下没有水泥路,全部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天天一身汗,是比较劳累和辛苦的。不少人问我父亲:为什么不给孩子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凭您的资格,找找县里领导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我父亲回答:“这就不错了,多少人想干还没机会呢。这工作还不算轻松?根本算不上苦和累。我十五岁扛长工三年,十八岁当挑夫三年,参加红军后天天行军打仗,他比我轻松多了!”然后指着自己右肩前后贯穿的两个枪伤说:“打日本时的阜平王快战役,一次冲锋,被日本鬼子的重机枪子弹打中,从前到后贯穿了,被战友救下战场当时根本没有麻醉药,也没有消毒药水,更没有正式的军医外科大夫,只有卫生员。将纱布和筷子泡在浓盐水中,然后用竹筷子将沾满浓盐水的纱布从伤口前边生生捅过去,然后一前一后来回拉扯那沙布,为的是伤口不感染,不化脓,不然右胳膊保不住,还会有生命危险,我嘴里咬住一条毛巾,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咬紧毛巾不喊出来,痛的险些昏死过去。总算万幸伤口没有染,后来慢慢封口长好了,落了一前一后两个大坑,后边子弹穿出的坑深得多,前边子弹进去的坑浅一些。这是我第五次又捡回一条命,十八年的南征北战,多次遇险,真是九死一生。现在和平时期,一百多里平道算什么?我们边行军边打仗,爬山越岭,哪天不是打着背包,扛着机枪一天一百多里的山道?一天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急行军是常事根本不新鲜!不吃苦中苦,不知什么叫甜,不爬髙山,看不到平原,年青人吃点苦受点累,有好外没坏处。” 我父亲用他那深沉的、特殊的父爱,养成我吃苦耐劳,不向困难低头,坚韧不拔的性格。我一直当了六年邮递员,每天一百五十多华里,风霜雨雪,酷暑严寒共行程二十三万里的经历,是我终生受用无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不论在邮电局还是后来调到银行工作,都是县里和保定的先进工作者,还评为河北省建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父辈榜样的力量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 谆谆教导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极端残酷,父亲积劳成疾,晚年身体多病,经常住院,从七十四到八十二岁(1986年-1993年)的七年时间里,六次病危,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在解放军总院病危时,紧急抢救了十八天才脱离危险,我日夜守护在病房。当他能下地时,我搀扶他到窗前晒太阳,看院外的景色时,他十分动情的对我说:“我不怕死,死,我一辈子见的太多了。许多单位请我去讲革命传统报告,我从不拒绝。为什么去各个部队,空军、海军、陆军、炮兵部队,去那么多小学中学大学?还有各机关厂矿企业去做革命传统报告?我一直怀念在五次“围剿”中,在万里长征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的战友。记得一九三一年红军打开会昌城,我们家乡几十人一起参加了工农红军,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回乡一问,只剩下二人还在,我们表兄弟几人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金沙江时还和表兄杨长生见过一面,相互握手问候,但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位表兄了,五十多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我表嫂家有一张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在什么地方哪次战斗牺牲的根本不知道。会昌县政府做过统计:一九三一年红军打开会昌县城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出发前,这三年一共参加红军的是三万八千人,占当年全县十四万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一九六九年成立县革委会,全国会昌籍老红军仅存七十一人健在,只有千分之一二。那么多亲人和战友都不在了,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不是一个人去做传统报告,而是代表着那么多牺牲了的战友向后代讲一讲过去的历史,为的是让后来的人们记住: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效,中国革命的胜利,真的来之不易,是全国几百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要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 时代的车轮已到2019年底,2021年就是建党一百周年,在这新的伟大时代,我们要在以国家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完成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朱良成 2019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