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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登基伊始,左都御史孙嘉淦便上书劝谏,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清代第一奏折”的《三习一弊疏》。
所谓“三习”,是说人为官时间久了,不由自主生出三个坏习惯,即耳习丶目习和心习。耳习:耳朵听惯了奉承话而讨厌直言不讳。目习:眼睛看惯了讨好的行为而讨厌耿介之举。心习:内心习惯了温顺服从而讨厌违抗拒绝。
孙嘉淦还详细分析了“三习”日积月累的养成过程。耳习一一开始对不喜欢別人有不同意见,后来便逐步发展到说话不顺耳的也不爱听了,最后就连讨好的话说得水平不高都不行了。目习一一刚开始是排斥不礼貌的,而后讨厌那些对自己敬而远之的,再后来连对自己尊敬但不会办事的,都觉得厌烦了。心习一一原本认真地工作,可时间一长,便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后来就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觉得正确,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这就是三习导致的恶果。《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新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见这一弊的危害性有多大。孙嘉淦切中了历朝历代兴衰的要害。他的奏折,乾隆要求宣读于朝堂之上,与大臣共勉。其实,读一读《三习一弊疏》,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者都大有好处。
(摘自5月7日《今晚报》玖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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