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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故事

----转自老江湖《黑土地之恋》

有人撰文说，外国人对中国弄不懂的问题里面，就有“单位”问题。到底什么是单位，为什么每个中国人办事总是会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是呀，到底为什么要有单位呢？如果从来就不曾有单位，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不过好像我们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生活在单位中，躲也躲不开。

用文革的词汇讲，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1949年共产党建立国家后，在农村实行县乡村三级管理体制。现在的龙凤山乡所在地蓝彩桥镇，原来叫做蓝彩桥乡，后来乡改成“人民公社”，叫做“光辉公社”，原来的南门村——国庆村，也随之改称“国庆大队”，岗冯家屯一直都是一个“生产小队”。

现在的村民，那时叫“社员”。要说单位，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单位了。

可别小看这个单位，当时要想到全国各地走走，特别是进北京，必须有公社开据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单位名称，否则可能会被当做所谓“盲流”收容起来。

 到了文革时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与当时大队类似，包括队长一人，副队长二人，妇女主任一人，会计一人，出纳一人，生产小组长二人。

队长是一把手（大队是书记是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副队长中一人负责政治宣传教育，称为二把手（大队是主任是二把手），另一名副队长称三把手，负责生产，四把手是妇女队长。

最早期的队长是曹喜山、王自满等，而后曹喜林、刘振东、冯纯祥、杨万年、刘万仁等先后担任过此职。会计大多数时间由姜治中担任，王祥、于文学等也曾担任过此职。当过妇女主任的有高雅琴、刘万琴、姜秀珍等人。当过小组长的有王清禄、王可才等。

中共党员于凤林、刘凤林等虽然不属于领导班子成员，但也是生产队的重要人物，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或有他们参与决策。

另外工作人员包括保管员一人，分别有冯纯一、刘凤林、老百姓任过此职。豆腐倌、牛倌、马倌、猪倌各一人，干过此类工作的包括董宝林、杨发、王文举、冯纯和、于占林、刘景志、刘春孝等。

车把式是技术活，人称“老板子”，王可平、李义林、刘振东、于文学都是其中之一。

农忙时生产队统一起伙做饭，还有专门做饭的人员，我的二嫂常淑青就当了较长时间的炊事员。

 那时田地归生产队统一所有，各家只有宅基地以及房前屋后的园子，菜地统一分配，每家几根垄，地点在老冯家房框子，菜地到现在依旧保持了当年的状况。

 年度生产安排由生产队领导研究，提出生产计划，哪里种水田，哪里种旱田，旱田都种些什么，然后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决定。至于是不是还要报大队批准，我还不太清楚。

 长计划确定之后，哪一段时间干什么活，由那些人去干，这些短安排或临时变动全部由队长说了算。

除了生产劳动，队里平时也时不时地召开各种社员大会，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传达上级的一些要求，文革期间还要组织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研究布置批斗会等等。

当然会议全部在晚饭后召开，可长可短。那时没有广播，通知开会使用不知什么年代传下的木头梆子（将约二三十公分左右的木头掏空，用另一根木棍敲打），每当梆子敲响，全体社员便集中到生产队参加会议。

除了开会，每天上下午统一出工（人们叫“下地”）也都以梆子为号。另外，每天中午收工，生产队会挂旗为号，一根高高的旗杆上挂上了红色旗子，告诉在地里劳作的人们，可以收工了，这是大家最欢快的时刻。梆子、旗子，一个生产队时代的两个“号角”。

 大约1965年之前，生产队队部位于村里十字道北边，大概1967年搬到现在刘桂海、刁宝成、姜文波、于文贵院子位置。

生产队正房是大开间的五间，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个套间，东套间三间房，中间开门，进门便是两间房的一个大厅，放一些凳子，属于会议室兼餐厅；东屋靠北是一铺大炕，地下南端放着两张办公桌，属于队长和会计专用。

西套间进门便是豆腐坊（原来的豆腐坊已经弃用），起伙时也能做饭，西屋没有门，靠南墙有一铺炕，炕的东面有堵墙与外间相隔。

除了正房外，还建有东西两个厢房。东厢房南端是牛圈，北端作为仓库；西厢房是马圈，靠南边是铡马草的草料房。草料房南面后来又建了一个碾坊。

生产队场院位于南面，那时篮球场已经没有了。另外，生产队的家当还有一口水井，村里一个碾坊，以及建在现在王进瑞房址的集体的大猪圈。

 从实践结果看，生产队的大锅饭确实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尽管管理手段完善，尽管老百姓在集体的生活劳动中也有过欣喜和快乐，但他违背了人的那种对私欲的追求，事实证明这条路终究会走不下去的。

终于，生产队在1981年分组，早于小岗村偷偷地解散了，消亡了，只是当时不敢声张罢了，但对生产队的记忆会永远印在历史里，抹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