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2026年7月16日）

湖恩新下人

   我的父亲，1910年12月18日（农历庚戌年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恩施新塘下堂坝村，卒于1995年3月31日，至今已31年了。父亲没读过书，不识多少字，但由于我爷爷家里开设学堂，常年耳濡目染也背得一些“之、乎、者、也”，懂得一些孔孟之道。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务农，朴素，能吃苦，有当担，对人诚实守信、和睦友善。父亲是个刚强的土家汉子，从不服输，年轻时身强力壮，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劳力。

父亲是一家之主，不善言谈，是个很少开笑脸的人，是个靠体力养活我们全家的人，也是令我一生最尊敬的人。读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要我们回家后首先给父母行个礼，回家后我见父亲正在坡上犁田，跑了过去向他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父亲说：“回来了，你回去，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明显的看见父亲心里十分高兴，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31年，父亲和母亲结婚，第二年我的大姐出生。母亲家比较殷实，外祖父是个教书先生，常年设馆教学。母亲从小跟在父亲身边，别人称她小姐，识得几个字，背得一些启蒙教材上的句子。她特别盼望我们将来长大后能有出息。关于“出息”，父亲和母亲一直各有一套的说法。母亲常对我说：“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希望我们通过读书将来出人头地，这才是有“出息”；父亲则认为，只要身体好，一生无病无灾，靠力气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有“出息”。我一直既想实现父亲的愿望，也想实现母亲的愿望。结果，我让父母亲都失望了！

大概在1938年，我父亲和伯父、叔叔分家了。爷爷将全部家产（主要是田土和房产）一分为三，每人各得一分。“树大分桠，人大分家”，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何况当时一大家子近20口人，生活确有困难，正如我奶奶高兴时说的：“你没看到阿，吃饭时， 灶背后我家媳妇儿添饭的，未断过线儿啦！”当时我的母亲觉得爷爷分家不公平，特别是没有给我父亲分山田（我家乡把稻田叫水田，把旱地叫山田）。这件事解放后我还听奶奶的一个侄女说过，她当时还向爷爷提过：“大姑爷，那二哥（我父亲排行第二）家细娃今后想吃个烧苞谷都没得呀，您是否要重新考虑一下？但爷爷没听。另外，母亲当时也觉得娘家陪嫁的还有一些银钱，故就大胆的和父亲带着孩子出去租别人的地种，没要爷爷分的家产。

在这里，我还要说两件让我终生感动的事：一是我父亲搬出去的第二天早上，我叔叔自言自语的说：“我二哥出去吃饭连张桌子都没有，我给二哥送张桌子去。”于是他亲自将家里两套尚好的梨木桌凳给我家扛了一套去，兄弟情深，爷爷也不好说啥。二是1960年我爷爷去世后，料理完后事，父亲叫我和堂兄宗阶四哥给在柏杨坪工作的叔叔去报信。叔叔听到爷爷去世和家里的情况汇报后，大概一二十分钟，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流泪（我是第一次看到叔叔流泪），我和四哥只是一旁看着，什么话也不敢说。最后，叔叔好像是对我们又好像是对空气说：“上面那个房子（指分家时的老房子）应该归二哥。”回来后，我对母亲说：“叔叔为啥对父亲那么好？”母亲才说：“你父亲比你叔叔大7岁，你叔叔就是你父亲带大的，小时候打马马肩不知给你父亲颈项里流了多少尿呢。”

上个世纪40年代末，我爷爷硬要叔叔去衙门村马家湾和小婶娘（原是我小叔的的妻子，后来小叔病逝）圆房（即结婚）。叔叔认为小婶娘家是大地主，其兄当乡长，惹不起，故坚决不愿意去。于是我叔叔就在婶娘、姑父和我母亲等家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了。出走时婶娘给叔叔带了一些银钱，父亲也叫母亲给了叔叔一块袁大头（我母亲当时陪嫁的就是袁大头）。叔叔出去后，在伪县政府当文书，解放后继续在恩施县人民政府工作，后来被调到当时重要的经济部门——粮食局工作，直到退休。 后来我想，幸好当年叔叔没去马家湾，不然解放后那地主出身、伪政人员，不枪毙，也得坐牢，哪有后来的好日子啊，庆幸叔叔像长了后眼睛一样躲过了一劫。

我从来没有听到父亲说过叔叔半个字的不是（尽管爷爷只要叔叔读书，父亲一天都没读过）。不仅如此，还常常教导我们：“对你叔叔和伯伯要像对我一样孝道”。遗憾的是，我这一辈子对伯伯和叔叔，甚至对父母都没有尽到什么孝心，真使我切身体会到“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无限悲痛之情。老天有眼，我父亲和叔叔分别40多年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几年里，俩弟兄竟又团聚在生养他们的谭氏老宅，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欣慰的事啊！这或许是老天对他们兄弟情深的惠顾吧！

   分家出来后的第二年，父亲租种了地主廖名儒家的30多亩土地耕种，直到解放，大约10年左右。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我苦命的父亲是怎么没日没夜的把这30多亩田地（大约20亩水田，10多亩山田）耕种出来的？母亲劳力不强，孩子们又还很小，只能依靠父亲一人一年365天的辛勤劳作，才勉强养活我们全家。我敬爱的父亲，你无怨无悔的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有口饭吃能活下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我依稀记得，每天早上天一亮，父亲第一个起来，坐在阶沿上一把磨得发亮的旧椅子上，喊我们起床，分配谁去放牛？谁去打猪草？谁去弄早饭？…… 开始我们没醒，父亲叫一声，我们“嗯”一声，一般要叫多次（约10分钟左右），我们才苏醒起床。然后父亲就背起背篓，拿着绳子和镰刀割牛草去了（一供牛吃，二作肥料）。回来吃过早饭后，父亲不是去山田里耕、挖、薅、刨，就是去水田里犁、磨、铲、搭 ，…… 反正一年到头，我没见父亲正正规规休息过一天。

由于我家田土较多，每逢栽秧搭谷等季节性活路时，需要的人手较多，故父亲每年还要和附近农户换工。由于他力气大，能吃苦耐劳，不会偷奸耍滑，又是栽秧搭谷的行家里手，故周围乡亲们都愿意和我父亲换工。栽秧那天父亲要请十多个强劳力，一日三餐，有酒有肉，有说有笑，干活起劲，非常热闹，俗称整“栽秧酒”。 那天，我也高兴的在田里东跑西跑，听说哪里要秧头，我便迅速把秧头甩过去，搞得一身是稀泥，也高兴得不得了。

由于土地贫瘠，虽有30多亩，但有时大米还是不够全家一年生活所需（我的家乡盛产优质大米，一切家用开销也多靠卖大米来维持）。故到了荒年，父亲还要将大米卖了再买回包谷来度日（一升大米可换二至三升苞谷）。有一次，父亲和伯父到建始花坪去卖米，回来时在路上遇到抢犯，钱财被抢，父亲脑袋上还被打了一个洞（没破皮但窝下去了），留下终生伤痕。回来后，爷爷见并无大碍，且对方是当地的保长 ，有钱有势，准备息事宁人算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当时新塘区区长兼团总傅卫风耳朵里，他最痛恨强盗抢犯，和爷爷也有一定交情。他得知后，立即派出手下去景阳河将一应罪犯抓捕归案并就地枪毙，此事在恩施东乡得到了不少好评。

我们家乡田土是酸性土壤，田里要经常撒石灰综合酸性。故我父亲每年正月， 还要到离家约三里地的煤碳沟去和别人合伙烧一个月的石灰。这个活路十分辛苦：先要在地下几米到十多米深的地方挖出几十万斤煤炭；然后去岩边炸取几十万斤的石灰岩；最后在窑场里装窑烧制。这段时间，父亲都是早出晚归，中午多是带几个糍粑烧了充饥。一天劳作十个小时以上，有时晚上还要赶去玩狮子。我苦命的父亲，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能生存下去，活出个人样，你真是太辛苦了！

   当年父亲的东家廖名儒，夫人谭氏，是父亲一个远房侄女，我叫她“大姐”，对我父母一口一个“二叔”、“二婶”，喊得“吧口甜”，看似比亲闺女还亲。每年父亲地里种什么？粮食收多少？房子怎么改造？山林里木材怎么砍伐？他家基本上不过问。每年粮食说的三七开（我家得七成，他家得三成），但收粮食时，他家也只是派一小少爷来看一下，整天和我一起捉蜻蜓、玩游戏。他家应收的租子也是叫父亲放在我家楼上，说需要时就来取，但我很少见到他们把粮食运回去。“大姐”女儿出嫁时，父母没去，我去他家吃酒（当时我只有5岁左右），“大姐”见到我十分亲热，连忙带我到3楼去拿最好的粑粑，还吩咐他人：“我这个兄弟喜欢坐上席，坐席时叫他坐上席。”解放后，我的亲姐姐出嫁时，母亲还请“大姐”来我家做了一个多月的针线活（“大姐”是远近有名的绣花能手）。

    我的父亲年轻时，喜欢喝酒，酒量也不小，每年他都要在腊月自己酿一甑酒，一般烤几十百把斤，供全年家用。每年正月，父亲总要和我姑父、舅舅、叔叔（在家时）等人喝一次酒，基本上是一整天，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你想把我喝醉，我想把你喝醉，结果大家都喝醉了。有一年，父亲去吴家村坊赶幺舅的生日宴，不知喝了多少酒，父亲怕等下出洋相，就趁酒性没有发作前及时回家了。当时就我在家（我当时大概4岁），看见父亲酩酊大醉，连用钥匙开门都不会了，就在场坝里草落树下的稻草里睡了七八个小时才醒来。后来我问父亲：“喝了多少酒？”父亲说：“大概一壶酒，喝急了。”当时，我们那里一壶酒大概两斤，但度数不很高。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恩施东乡一带社会治安极差，每家每户都备有一些防身武器，如火枪、长矛等，我家也有，而且我父亲枪法很好。我家的火药、子弹从来都是父亲自制的：“一硝、二磺、三木炭”这是当时农村配制枪药的方法，即用一分芒硝，二分硫磺，三分木炭磨细混合即为火药；枪子也就是将铸铁锅片锤细并在碓窝里冲一下即可。

我家门前有一大片竹林，竹子长得十分繁茂，而且竹园内还有一颗四季常青、生机盎然的牛麻藤树，十里开外都能看见，远近闻名，蔚为壮观。有一天旁晚，父亲对我说：“打个斑鸠回来吃。”只见他拿着火枪就朝竹林走去，在一兜茂密的丛竹林下，举枪瞄准，白烟一冒，枪声一响，我清清楚楚看见一只斑鸠应声落下，我高兴的大声喊道：“爹，打到了，打到了！”

   我家住在清江河边不远，有一次一头几百斤重的野猪顺着清江河的悬崖边从西向东狂奔而来。我的一个堂伯父在他家门前高声大喊：“二哥，二哥啊，快把野猪拦住！”我听见喊声，朝西一看：一头野猪，麻黄色，像只小水牛一样在一个叫麻田包的水田里由西向东飞奔而来。这时，父亲沉着冷静，迅速把枪里加了一筒火药（药量加倍），灌进铅条（一种打大猎物的枪弹），带着猎狗出门了。父亲到我家门口树林时，野猪还没到，等了片刻，周围的人也来了不少，有的拿刀有的拿棒。野猪一到，众人齐声大吼，几只猎狗一起冲出，把那只野猪围在了一个深约四五米、直径约三四十米的天然窝坑里。开始，五六只猎狗和野猪激烈打斗，但猎狗一近身就被野猪一嘴撬出几米远，好在猎狗在主人的指挥下一直斗志不减，野猪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在一块靠边的石板上站着休息。这时，很多人要我父亲开枪，但父亲始终没有。后来我问他当时为啥不开枪？他说：“我估计一枪打不死，它反而会顺着枪烟向我扑来，有危险。”后来我伯父赶来了，野猪和人对峙了约一个多小时，我伯父说：“这只猪体型太大，肉多皮厚，一般的枪打不死，让它原路返回吧！”结果，将西边的包围撤出，野猪迅速朝原路逃回去了。

  平常，父亲对我宠爱有加，但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教我做人要坦荡、遇事要坚韧，不要争强好胜，但一定要讲礼仪，守规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如在家不能抖腿，不能坐门坎，晚上不能打口哨，吃饭不能有呼呼声，夏天不能打赤膊等等。有一次，实在太热，我把衣服脱了，父亲拿起大母指粗的竹棍朝我屁股上就是一棍，我眼冒金花，望着父亲好久说不出话来，他一直看着我好像在说：“看你长不长记性！”农村里虽然信奉“黄金棍下出好人”，但我近似文盲的父亲对我们子女却多半是“说的多，骂的少；教的多，打的少。”像这样狠狠地打我，好像是他第一次，也好像是最后一次。

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出了一次“天花”，非常严重，母亲找来当地的一名姓杨的老中医，看后他开了一副药并说：“吃了这副药看怎样？若不好就不用再来找我了。”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哭，父亲把我用一床小铺盖包起背在背上到处走，一天一夜，只是给我喂了几次水，边走边说：“儿子，不要紧，会好的。”后来我在父亲的背上，烧渐渐退了，眼睛渐渐睁开了，肚子渐渐饿了，人也活过来了，真是奇迹，周围的人都说我是个“二世人”。

小时候，父亲还要求我对长辈要有礼貌，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在路上遇到了伯父，我没和伯父打招呼。事后父亲对我说：“你要记住，今后在路上遇到长辈，要首先问好，然后驻足侧身，让长辈过去后才能走。”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后一生谨遵父教。有一次，我一表哥叫我把写的作文拿给他看，我高兴的答应了，但后来我竟忘记了。表哥走后，父亲严肃的对我说：“为人要讲诚信，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做人千万不能失信！”

我大概八九岁时，一次从爷爷家回来，走到屋后一条小路时，不知怎的父亲突然高兴的对我说：“自己找的钱，用起来人都大样些！”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感而发的心里话（现在想来，他也是教育我今后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过一会，他又十分疼爱的抚摸着我的头说：“像你这么大的细娃蓄个平头就好看了。”记得从那年开始我就真的蓄了个学生头。

1953年正月，我舅舅家表姐出嫁，我们全家都到他家吃酒。晚上，一个姓黄的算命先生在算命，很多人叫我也去算算，算命先生算后说：“你今年要戴孝”，我问：“戴什么孝？”他说：“戴男孝。”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于是他们又叫我大姐也去算算，结果黄算命说我大姐今年也要戴男孝。我当时大概十岁，听后吓的不得了，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回家，看到昨天晚上回来看屋的父亲正在门前一块烟地里捉烟虫。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旁边路上静静的看着他流泪。不知哭了多久？不知怎么回家的？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

同年夏天，我父亲割牛草回家，突然肚子痛，痛得呼天喊地，脸色铁青，双脚大腿以下都冰凉了。在绝望中，父亲看着全家人的面，拉着我的手抚摸着，好像在说：“儿子，我爱你！我捨不得离开你们啊！”好在苍天有眼，吉人自有天相，过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父亲奇迹般的好了！当时，我母亲请来的一个本地中医说我父亲可能得的是霍乱病。事后我在想，黄算命可能说的是真的，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是个逆天改命的大善人啊。

我父亲一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病魔缠身：主要是咳嗽、哮喘，听母亲说是父亲年轻时出门背力喝凉水呛了肺留下的毛病。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生活困难，病情逐渐加重，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成天躺在病床上，几十米外都能听见他喘气的声音。这段时间，父亲枯瘦如柴，呼吸不畅，痛苦万分。

   说也奇怪，我父亲到了老年时病情好像还稍有好转，垂暮之年，每天还能喝一小杯酒，看来天道不仅酬勤，而且天道也酬善啊！他一生很少进医院，哮喘病都是我们给他对症买些药在家服用。特别是我到利川工作后，咨询医生给他买了一种叫“麻黄片”的药吃了后，病情明显好转，咳喘减轻了不少。上世纪90年代，父亲到利川来玩，一天我带他到医院检查，看他的咳喘病究竟吃啥药好些？简单检查后医生说：“其它的都还好，就是老慢支严重，没有特效药，继续吃麻黄片也行”。打针时护士还说：“这大年纪了，血液粘稠度不高，很少见”。

    我的父亲在周围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善良人。他不仅对子女疼爱有加，而且对父母也十分孝顺。每年过年和爷爷奶奶寿辰时，他都必去拜年和祝寿，后来我稍微长大后每年给爷爷奶奶拜年和祝寿就由我承担了。一般爷爷所有的孙子都会去拜年和祝寿，行跪拜之礼，且说：“给爷爷拜年！”、“祝爷爷添福添寿！”爷爷满面红光高兴得不得了，奶奶还会笑盈盈的给我们葵花核桃等小吃。

  每年大年三十那天，母亲在家准备年夜饭，父亲就带着我去给祖祖和外祖父等先辈送亮（即到坟前祭拜），下午还要和我们一起搭“毛狗棚”，晚上和我们一起耍毛狗，放路烛。团年前，父亲先要用猪头等在神龛上祭拜堂上历代祖先，再到屋外祭祀各路忘魂，然后请逝去的近亲家人回来团年，最后父亲站在场坝里点燃一小串火炮后，一家人才正式入席团年。

    解放后，农村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爷爷思想守旧，不能接受新事物，一样都不参加。田里的活路都靠爷爷一人来完成（奶奶是小脚，大门都不出，从未做过农活），每每这时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抽出时间带病去帮爷爷干活，有时也要我们去帮爷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54年夏天，父亲叫我和堂弟去帮爷爷薅秧（可能是爷爷给父亲说了的），当时我12岁，弟弟10岁，根本做不了什么，在水田里东奔西跑，陪爷爷玩，但爷爷都十分高兴。当年，我爷爷不仅不加入农业合作社，而且连公粮都不交，被乡政府抓去关起来了。我一堂兄在乡政府工作，回来对家人说：“他们把爷爷拴在乡政府阶沿上一石磨上。”奶奶听到后心里难过极了，就找来父亲和伯父说：“你们明天背谷子去把公粮交了，把你们老子取回来。”于是我父亲拖着病体，和伯父一起背着谷子（应交的公粮）去把爷爷赎回来了。

   我的爷爷是一个思想守旧，尊孔孟之道，重三钢五常的人；是一个勤爬苦做、一心发家致富、想带领全家人过上好日子的人；是一个“恶人不怕，好人不欺”的土家汉子。有些事情看似作得不对，但设身处地的细想，他也有他的道理。尽管他一生都说我母亲嘴巴多、不听话；尽管他在分家时不太公平；尽管他一向不支持我读书；尽管他把叔叔撵出了家门。但我不记恨他，我理解他，这只是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得出的结果不同而已，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父亲也是这样看的，他还多次教道我们对爷爷奶奶要尊敬孝道，用父亲的话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绝不能含糊！”

   爷爷晚年时也可能认识到自己过去有些事做得不太好。1954年，我叔叔被他赶出去多年，一天他要我和堂弟陪他去柏杨坪看叔叔。当时我就想到爷爷想叔叔了，自己不好意思去，只好叫两个孙子陪他去。父子见面，话说的少，眼泪流得多。大约1953年，爷爷叫我舅嘎嘎来给父亲做思想工作。舅嘎嘎说：“二哥阿，过去你爹有些事做得确实不对，但都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不要记恨你爹阿。”我父亲听后诚恳的说：“三舅，那不会的，黑天哦，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舅嘎嘎又说：“我说二哥是个明事理的人，你爹还不信。”父亲又说：“三舅，您转去给爹说，百善孝为先，如果没有爹妈我身从何处来，如果我连爹妈都不孝，那我还是人吗？那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呀。”舅嘎嘎连忙说：“不说了，不说了，我都知道了。”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我对他肃然起敬，原来我父亲不仅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老农民，而且是一个温恭侍亲、孝德笃厚的忠孝之人啊。

   1960年我爷爷去世时，伯父已先走了，叔叔没在家（他不知道），父亲一人操持爷爷丧事，排排场场将爷爷送上山。让我父亲在恪尽子职、孝行可风的道路上做得更完美了。

  父亲和母亲在很多方面性格不合，且都心强，总想出人头地，比别人强，但命运多舛，每每事与愿违。故一辈子经常因观点不同而确实闹过不少矛盾。但我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有不同看法：他（她）们在一些细微末节的具体小事上常常出现分歧，但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多是观点充分一致。如在分家出来时父母俩人都觉不公，毅然租地为生；尽管爷爷多次暗示叫父亲把母亲休了，但父亲始终置若罔闻，没有照爷爷说的去做；爷爷一向不支持我读书，多次对父亲说叫我不要读书了，应学门手艺养家糊口，但父亲始终没听，一直千辛万苦的和母亲一道供我读书，直至大学毕业。

父亲晚年时，母亲已经去世，有一天父亲心情较好，我试探性的问父亲：“爹，过去妈做饭是不是很慢阿？”父亲听到后高兴的且有几分骄傲的对我说：“不吔，你妈弄饭就是又快又好呢！”我又问：“其他方面呢？”他又说：“泡茶煮饭、女工针织、待人接物你妈都好，就是嘴巴多！”我再问：“听说您们同家时，轮到妈做饭时，还要您帮忙挑水？”父亲带有笑意的说：“你妈劳力是不强。”我听到父亲开心的回答后，顿时感慨万千，原来我那没读过一天书的父亲，还是深深的爱着我的母亲的呀！一辈子把辛酸嚼碎咽进肚子，把所有安稳留给儿女的父亲，不仅是一个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老农民，而且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好丈夫、好父亲啊！

关于父亲，我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写下以上这点纪实文字，不仅是为怀念我苦命的父亲，也是为致敬所有天下无数不善言辞的中国父亲，更是为一个儿子保留将来献给他的儿子的儿子的一点真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