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老师——张惠东教授

        1979年3月，已经从事普外专业十几年的我愉快接受领导的安排，如期赴广州儿童医院进修。期间，有幸结识了一位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张惠东教授。

        初到广州，由于我远离家乡，语言不通，生活不便，举目无亲，我有幸结识到了乡音未改，乡情很浓的张惠东老师和师母陈萍女士。初见面就一见如故，真有一句乡音三春暖，异乡乡音更觉亲之感。深谈中得知，张老师夫妇都是从卫辉府惠民医院（现新乡医学院一附院）走出去的。对卫辉这座老城老院及第一任外科主任段美卿先生及其长子——张老师的同学段惠灵教授还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师生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张老师是儿童医院外科元老，技术全面，口碑极佳，提起他的医德和医术，广州儿童医院内没有不伸大拇指的。对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被排斥在门诊上班的处境，我非常同情，也十分渴望他到病房上班。有一天，机会终于来到了！那天是我值班，张老师值二线班，小儿内科一例来自广东省花县农村9个月的重病女婴，需外科急会诊。我先去看了病人，了解一下病情，患儿先有腹泻，尔后出现无尿一周，曾经院内和市内会诊，均未明确诊断，我马上去请张老师，他只匆匆做了物理学检查、腹腔穿刺、穿刺液化验，当机立断进行急诊剖腹探查。由于他娴熟的技术，70分钟就结束了手术，术后3小时自留置尿管内排出正常的尿液，引流口也有大量液体渗出，病情迅速好转。18天后痊愈出院。我被张老师为病人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和果敢行动、精湛的技艺以及他术中超凡的判断力所折服，与平时小心谨慎，低声细语的他判若两人，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好追根问底的我，翻阅了大量文献，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81年他在《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第四期上发表“无尿症”一文后，才使我对该病有了认识，我被张老师扎实的功底和精辟的分析所震撼。还记得另一次又是我俩值班，一个新生儿膈疝患者，因大量胃肠进入胸腔引起严重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张老师很快做出诊断，带我做了急诊手术，再一次挽救了一个垂危患儿的生命。

        在穗的一年中，一个本不善于交际的我，成了张老师家里的常客，二位老师在多方面给予我指导、帮助和关怀，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1980年3月我回院后，对广州、广州儿童医院和教过我的老师的特殊感情不言而喻，羊城晚报也成为我必读的报纸。一天，我从羊城晚报上读到广州儿童医院高级知识分子张惠东主任医师入党的消息，内心的喜悦之情由然而生，我替老师高兴，庆幸他从此告别厄运和不公。

        1987年10月，为建立《实用儿科临床杂志》小儿外科栏目，我写信给张老师，约他为杂志写些经验之谈。在复信中才知他已在1984年初，出任广州儿童医院院长，并准备在1988年11月份召开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广州学术研讨会，特邀我届时参加。由于某种原因我未能到会。会后张老师又专门给我邮来会议资料。才得知，他就是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张老师始终不忘乡情故土。每次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开会，他必通知我们学院、医院，先后有多名儿科教授和领导参加。在百忙中，他每次都向前去开会的人询问我的情况，始终关心我的成长。他还积极建议一附院附设儿童医院或建立儿科疾病诊治中心，加强与加中儿童基金会的联系。为家乡的儿童保健事业出一把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老师的夙愿至今没有实现。五一前夕，张老师抽出时间专程来我院考察。他是为豫北地区的儿童保健事业而来的，也是为这座百年老院的发展而来的，更是为曾经生他养他的这块热土而来的。他的到来使这所百年老院蓬壁生辉，焕发青春。

        此次来院，他把亲自编写，对外事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医学国际联系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和弘扬谢华真精神的《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谢华真与中国儿童保健事业》两份资料作为礼物赠给医院，从这两份材料中使我看到了谢华真教授的崇高精神，这精神是国际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是出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加中之间的第二个白求恩。而张惠东教授则是为贯彻谢华真精神，不知疲倦、呕心沥血的中国第一人。他们的精神难能可贵，他们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