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上篇 续）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 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作者：郑永年）---标题转载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