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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精彩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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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这是近日走访一位退休的“七品芝麻官”后得到的一篇演讲稿。 我读后想了很多，也想写点什么。最终觉得还是把他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讲稿转发给我的读者们吧。 听过焦裕禄、孔繁森，我们身边还有张莹这样的“七品”们，建议读者把这篇十多年前的文章读出声来，用心去感受其中的力量。 |
我愿化作春泥
——在清华大学演讲提纲
张莹
2011.12.15.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以龚自珍的诗作为我演讲的开场白，也以诗中的名句“化作春泥”作为我演讲的主题。
我明年将退居二线，结束我的仕途生涯。从政三十多年来，我见证了国家由“十年动乱”到“拨乱反正”、由“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巨变；也经历了自己从天真、幼稚、懵懂、向逐步成熟的渐进过程，走过了自己人生的一段“艰难的坦途”。我愿把我的经历、我的磨难、我的思考，化作护花的春泥，融入清华神圣的沃土，催生新一轮的绽放。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的童年，最深的印象是瓜菜代、是饥饿和贫穷……
小学时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那时，熬过了三年天灾人祸，实现了温饱，我心里充满了知足的阳光。那是学雷锋的年代，是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火红的年代。小学六年，我迎阶而上，各科成绩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家长疼爱、老师器重、同学友爱，我简直觉得我就是时代的宠儿。
小学毕业，“文革”开始，我进入了我的失学时代，在生产队做“童工”。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我才升入中学，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书桌旁。那正是动乱时期，虽复课但教学秩序仍不正常，“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实际的情况是：以学为主并没真正坚持，“兼学别样”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得到了强化，且六年的学制改成了四年，我的中学时代实际上是荒废学业的年代。
事情往往歪打正着，正是这种环境却使我出了名：由于大家都不好好学习，我稍做努力，成绩就出类拔萃；由于没学习压力，我成了学校的“体育明星”，100米短跑纪录在县里保持了十年，我以当时不足1.7米的身高，成了校篮球队员，不仅参加全县校际比赛，而且作为县队队员参加过地区的中学生篮球赛。正是借了这点“名气”，我高中毕业后成了全县第一个留校代课的教师。
1974年底，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挫折。那年我报名参军，兵种是海军潜水员，体检顺利通过，但在政审阶段，却因为父亲在“文革”“整党”中未能过关而被淘汰。“当兵不成”在同学们看来可能没什么痛感，但你们不知道，当兵对我们这一代人意味着什么，它简直是封闭了我们农村青年改变人生命运的阶梯。
1975年，我突然“时来运转”，被通知回村“入党做官”，那年我刚满20岁。我且惊且喜但不知根由，更不知深浅。后来才知道我是“鹬蚌相争”的受益者。村里两大派互相攻击、告状，公社党委决定物色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年轻人担任党支部书记，经学校推荐和村里民意测验，我是第一人选。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又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政治舞台，虽然那个舞台小得微不足道。
在这个舞台上，我以充沛的热情和精力卖力地“表演”了三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我第一次经历了政治的残酷和人性的拷打。这三年，我经历了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领导的“整顿”和再次被打倒；经历了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和群众反“四人帮”的“四五”事件；经历了毛主席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经历了以“三大讲”为载体的“翻烙饼”式的追查“帮派体系”的运动。
在“三大讲”运动中，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挨整”的滋味。运动的规则是：凡是在职的“当权派”，一律“人人过关”，检查在“第六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由对立面充当“评论员”，能否“过关”，由“评论员”说了算。我那年22岁，自觉问心无愧，不肯低头，当然也难以“过关”。记得有“评论员”对我说：“你年纪轻轻，要考虑自己的前途。我们知道有人在背后给你出主意，你只要把幕后的人交出来，就没你的事了。我们继续支持你当支书。”面对这个“好心”的“评论员”，我脑中闪过了《红岩》中先烈的形象，遂大义凛然地对他说：“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爬出？”望着他尴尬的嘴脸，我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我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当时在“学习班”挨整的我，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几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雪参加了高考。令整人的“运动员”十分意外的是，我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但由于“三大讲”尚未“过关”，北大竟与我擦肩而过，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事后，在县招生办工作的一个老师告诉我，政审过后，两大袋关于我政治问题的材料分别送往了河北省招生办和北京大学。这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二次挫折，它使我领教了政治的残酷和正直的简单。
半年后，当我再次参加高考时，我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仅考上了河北大学。可喜的是：这次的政审采取公开的方式，考生可以看政审结论并签名确认，使“政治运动员”们失去了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在我持录取通知书办理户粮关系转移手续和组织关系时，仍遭到了已“翻烙饼”上台当政的前“评论员”理不直气壮地拒绝。我拉着他当街辩论，上百人围观，弄得他理屈词穷、洋相百出。最终，我是拿着公社党委直接开具的户粮转移手续和组织关系到河大报到的，这在全国可能也是绝无仅有。
我终生感谢河北大学党委。是她接收了我没有村级组织公章的组织关系和户粮转移手续；是她承诺如有人到校无理纠缠校方将出面交涉或采取措施，以保证我安心学习；是她在我毕业之际推荐我成为第一批省委选调生，顺利地踏上了从政之路。她对我有天高地厚的培养之恩、知遇之恩、保护之恩！
1982年8月，我作为省委第一届选调生，回到我的家乡——河北涿县的一个公社工作，任党委组织委员。一年后，任团县委书记。1984年初，任保定地委组织部青干科副科长。1985年，任中共定县县委副书记，那一年，我30岁。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定县在我任职不久，即改为定州市，我随之改任市委副书记。我当时年轻气盛、精力充沛，觉得回报党和人民的时机到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工作。我骑车下乡、微服私访、下车间、钻大棚，从没休过节假日，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精力使不完。
我分管组织、纪检、政法等重要工作。我的部下都比我年长20岁以上，在第一次见面会上，我对他们说，我年轻，什么都不懂，边学习边工作，你们既是我的部下，又是我的长辈和老师。我们定个君子协定：你们向我请示问题，必须坚持三条，第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第二，把解决问题的法律、政策依据说清楚；第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好两个以上，并且做出各自利弊的比较。你们权当是带一个特殊的徒弟。我们还约定，每季度交流一次思想、碰撞一次“火花”。定州任职四年，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信任、尊重和支持，回报我的是业务知识、工作业绩和同志情谊，我们情同手足、合作愉快，是君子之交、忘年之交。
年轻使我精力充沛，使我谦虚好学，也使我棱角突出、嫉恶如仇。在20世纪80年代的定州，在干部使用上还残存着“文革”派性的影响。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使命感促使我仗义执言。印象最深的是在两个人的使用上，我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一个是“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主任”因机构撤销重新安排，这本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平行任职，却因为“文革”中与现任主要领导观点不同而挂了起来，理由是“文革”中有问题。在书记碰头会上，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主要领导回答说：“他是一个学校的造反派头头”。我说，那时他只是个初中生，中央有规定，初中生“文革”中的表现不作为问题提出。何况，他已经历了“整党”“核查三种人”两次审查，都没问题。提拔为正科级干部时没受影响，现在平调安置为什么反而受影响不能用了呢？主要领导虽理屈词穷，仍坚持己见，并记恨在心。另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主要领导提议调任政协宣传科科长。在书记碰头会上，我对这一安排提出异议。我说，“第一，政协没有宣传科这个机构，第二，这个同志熟悉组织工作，且接近退休年龄，不宜再调动。”主要领导说：“没这个机构可以建一个，这个人品质不好，不宜做组织工作”。我说：“新建一个科级机构不是我们的权限，需地区编委审批；我分管组织工作，对她很了解，是个好同志。我建议对这个同志进行全面考察后再下结论。”主要领导说：“我们对她是提拔使用，她本人说不出什么。”我说：“既然该人品质不好，不降免反而提拔，这种安排不正常。”主要领导哑口无言。我接着说：“实际上，对这个同志是升是降，是褒是贬，大家心里都有数，为什么揣着明白使糊涂？为什么光明正大的干部任免要玩弄阴谋手段？如果我们在书记碰头会上都不能讲真话，定州还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吗？”主要领导恼羞成怒，碰头会不欢而散。遗憾的是，我的坚持，并没有改变这两个同志的命运，事情的结局是：两个同志被挂起来一年多。直到我和主要领导同时调离定州后，一个同志办理了退休手续，另一个同志被使用起来，最后担任了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的党性和原则性，我的敢作敢为、仗义执言，得到了定州干部的肯定和尊重。正在我为自己的威信日高而暗自窃喜时，一个无形的陷阱已经为我悄悄准备好了：省里一个大人物要在定州安排一个人，把任务交给了市委主要领导。市委主要领导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也没开会讨论过。过了一段时间，市主要领导去省开会，找到省委那个大人物，说那个人安排有困难，我那里有个叫张莹的副书记不同意。那个大人物恼了，让保定地委的一个副书记给我传话，“年轻人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如果没地委副书记传话，我将一直蒙在鼓里，死都不知咋死的。）我对这件事，的确一点不知情。真是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莫名其妙地得罪了一个掌握着我政治生命的“大人物”。
1989年6月，我这个地委管理的干部，竟不经地委考察研究，由省委那个大人物破格特殊关照，以“增加正职岗位锻炼、将来挑更重的担子”为名，调任定兴县委副书记兼北河乡党委书记。内部传达是“不成熟、不知天高地厚、需基层锻炼”。有的地委领导悄悄问我：“你怎么把省委领导得罪了？”我说：“我有机会得罪他吗？我有理由得罪他吗？我有好处得罪他吗？”地委书记跟我谈话时说：省领导指示，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基层工作，除了年度重要工作安排外，一般的县委常委会你就不要参加了，常委传阅的文件也不要看了。并嘱咐我，为了避免误解，对外就不要说是省委、地委的决定，而是你个人要求、组织批准的。云云。
地委领导的良苦用心，令我哭笑不得。我对地委领导说：“我就像一个半大的孩子屈了脚趾，因为太疼而不可能笑，又因为自以为长大了而不好意思哭。”
记得我离开定州去定兴赴任时，正患着严重的胃病，我的行装有三个箱子，一个衣箱装着换洗的衣服，两个纸箱一个装着书，一个装着足够吃一个月的中草药。不少为我收拾行李的同志为之泪流满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催人泪下的送别场面，几百名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在烈日下站在办公楼前广场，不少人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在那里等候。他们拉着我的手说：“不公道！不公道！”“保重！保重！”看着这个场面，我的心灵瞬间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净化，几天来不绝于耳且困扰我头脑的“公道与否”的疑问已显得毫无意义，起码是无足轻重了。
这第三次挫折我是靠什么挺过去继而站起来的呢？很难找一个“一言以蔽之”之言，择其要者有两条：一条是“群众是无私的”，一条是“组织是公正的”。
1994年８月，地委决定并报省委批准，我调任顺平县县长。地委领导同志在和我谈话时讲，你有近十年县委副书记经历，表现不错，也受过委屈，历年组织考察政绩突出，群众威信很高，组织决定给你压更重的担子。
此时此刻，回想近十年的酸甜苦辣，我百感交集：我给群众以溪流，群众报我以大海；我给组织以十倍的赤诚，组织还我以百倍的信任。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之后，1997年1月，我任顺平县委书记；2002年1月，任高阳县委书记；2005年5月，任保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长；2010年4月至今，任机构改革后的保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在顺平主政近8年，为了这个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脱贫致富，我们因地制宜、谋划了发展林果业的路子。从品种的选择、更新，到栽培技术的推广，到市场的开发，再到冀京运输绿色通道的疏通，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有些高层领导来顺平考察时，称赞我简直成了果树栽培的专家和果品销售的经纪人。我离任时，苹果、鲜桃已成顺平名片，享誉京津，加上传统的磨盘柿子，已达人均一亩果树的规模，成了脱贫致富的当家产业。我离任前，我的联系点——一个最偏远的小山村召开了村民代表会，决定授予我为“荣誉村民”。支部书记专程赶到县城给我捎来了乡亲们的一句话：“万一日本鬼子再打过来，你就到咱村来”。
在高阳主政近4年，我重点谋划实施了重点工业项目聚集区建设、环境治理系统工程和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现代化市场建设。我离任时，高阳县成了保定市居民和财政最殷实的县之一。后任领导一致评价：高阳经济有后劲、没虚数。
主持保定市人事局和人社局工作6年多，除了履职尽责，年年考核“实绩突出”外，我对公务员招录、遴选的改革建议，在人事部座谈会上提出，在省人代会上成为建议案，并被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保定市长带到全国人大会上，最后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送到中央政治局。现已被部分采纳，在全国推行。
我任县级正职近18年，走过了几个地方，换过了几个岗位，但没有上过一个台阶。有一个基层干部曾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把你的机会让给我，我不是上去了就是进去了。上去了最低省部级以上，进去了最低无期以上”。有些人说我不合时宜，不能与时俱进，简直成了古董。
我无怨无悔、知足常乐。我常说，“我是真知足，绝不是那种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的那种知足。我的祖上连一个保长都没出过，到我这辈，出个县长还不知足吗？祖上连一个认字的都没有，到我的下一辈，出个状元还不知足吗？”
从政三十多年，我不敢说没说过错话、不敢说没说过违心的话、不敢说没做过错事、不敢说没做过违心的事。但我敢捂着良心说：我没有贪污受贿、没跑过官、没拉过票、没欺压过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