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通过检测与隔离切断传播链、实现“动态清零”的防控手段在实施难度上不断升级。一方面，病毒变异导致的传染性与隐匿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它对各级政府从物资人员保障到组织实施能力形成全面大考，也客观上影响了民众的出行与日常生活。中国实施的“动态清零”策略使收益逐步下降、不再具有成本效益比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中赢得了部分听众。那么，疫情防控这笔“账”究竟应该怎么算？

　　当前最为流行的方法，是用入院率和死亡率来衡量疫情造成的生命损失，由此反推抗疫的“健康收益”。由于疫苗的普及与奥密克戎毒株相较于其“祖先”的温和属性，这两个指标——尤其是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呈现下降趋势。既然疫情造成的损失下降了，防疫的好处也就相应小了。

　　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新冠死亡率降低依然可能造成大量死亡不谈，这种“算账”方式本身就带有局限性，因为避免死亡并不是公共卫生干预手段的唯一目的。一些传染性疾病，如河盲症、寨卡病毒感染，虽然死亡率很低，但会带来失明、新生儿缺陷等长期后果，不仅为患者带来痛苦与折磨，也成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沉重负担，因此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类似的，随着新冠病毒感染长期健康后果的显现，死亡率的单一指标对评估疫情严重程度与否的作用将越来越小。

　　以英国为例，超过100万人在感染病毒一年后依然受到疲劳、“脑雾”、关节疼痛、呼吸急促等症状的困扰。即便是轻症患者、疫苗完全接种者，也仍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在全国未就业人口中，患有“长新冠”的比例从2021年8月的2.4%上升到2022年7月的5%。部分儿童也因这一问题无法恢复正常生活。英国财政研究所估计，“长新冠”一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5亿英镑。此外，新冠病毒感染还有可能造成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发病率上升，或是引起心脏功能受损、儿童急性肝炎等少见但非常严重的疾病。一项针对英格兰地区的研究表明，在疫情暴发的第一年，在45岁以下人口中，疫情导致的质量调整生命年损失要高于以死亡率计算的损失。这不仅是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对决策者来讲，这些指标的引入打破了“疫情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或“大流行只在未接种疫苗者中发生”的幻觉；对公众而言，全面了解存在的风险也有助于个人健康行为的改变。

　　一旦加上时间的纬度，防疫措施带来的收益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因为它不仅改善了当下的公众健康状况，而且会通过良性循环带来长久收益。更健康的员工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更健康的父母能够更好地养育孩子，更健康的家庭更有可能追求幸福生活。反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则是健康不良状况与社会发展间恶性循环的结果。因而，与疫情造成的健康损失是短期的、防控措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长期的观点恰恰相反，“躺平”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才是长期的、难以预见的且不可逆的。

　　指标与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工具，但使用何种指标、如何统计数据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下一个变异毒株在致病率与致死率上如何演化？新冠病毒是否已经显露出所有的凶恶性质？“长新冠”是否能够随着时间逐步消退？这些问题暂时都不得而知。但确定的是，科学抗疫意味着根据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及时更新“算账方式”，并以审慎的方式和公众保持沟通。毕竟，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防疫政策怎么定是个实实在在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