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商业历史由来已久。宁波商帮曾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并且是唯一成功进行近代化转型的地方商业团体。
宁波本土金融业从钱庄起步。宁波钱庄业起步于17世纪初，当时位于江厦的钱行街是宁波钱庄集中之处。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贵金属运输被切断，宁波本地钱庄开始出现过账制度，资金收支不必使用现金，而通过钱庄汇转，统一清算。这一改变使宁波传统的钱庄业向现代银行业转变。而宁波商帮中也曾涌现出以秦润卿、虞洽卿为代表的大批金融界著名人士。
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宁波是一座纯商业城市，大小商家遍布全城。该市每个行业都有它自身的标识，而且标识很多，有特点者如下。
声响标识
这多为小商小贩走街串巷时的叫卖、唱卖。热食摊的商贩会大声叫卖：“白糖莲心粥，玫瑰赤豆汤，淡米鬼豇豆沙，五香茶叶蛋，大汤开洋麵结，荷叶卷嵌五香猪头肉。”
卖白果的唱道：“糯米炒白果，隻隻鹅蛋大（宁波方言‘大’读‘驮’）。卖茴香豆的唱：“喷香茴香豆，三个铜板买一包，下白沙吃到吴淞口（乘甬沪间轮船）。”卖泥螺的唱：“龙山大泥螺，隻隻大（音‘驮’），下饭蛮煞婆（‘煞婆’意为够劲）。”咸货店的秤手秤鱼，能边秤边唱出斤两、价格。蛋行数蛋，唱数字讨彩头：“一手来，两手来，连中三元，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六顺利，七巧生意，八仙过海，九十快得利。”
招牌标识
请名书法家题店名，招牌字镀金色，称金字招牌。有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匾，或取名“一言堂”。有书某个大字以显示行业，典当业在外墙写个很大的“当”字，药店门墙写上“道地药材”。尚有别出心裁、以店主姓名谐音作招牌的，如隔年陈酒店，即店主“葛年成”的谐音，招牌上画上缸、鸭、狗各一，即寓示店主“江阿狗”的姓名。
旗帘标识
茶馆挂“茶”字，酱园悬“酱”字，酒楼挂杏黄旗，书“酒”字。亦有在旗上绣绘图像的，如：九龙绸布店描“龙”，凤宝花粉店绣“凤”。连流动剃头担上也要竖一根小旗秆，俗称“独脚旗秆”。
灯具标识
理发店门口装置红黄蓝三色转灯。浴室门口挂大红灯笼。客栈悬长方型玻璃灯，书以“安寓客商”，亦有写“门前一盏灯，远照四方人”等。
实物模型标识
卖蛇药者挂乾蛇，打铁铺挂铁器，银楼店陈列金色的大元宝，烛坊悬挂大蜡烛，鞋店橱窗中的皮鞋大者如皮箱，小者似烟盒。
图像标识
中药店卖虎骨木瓜酒的，则悬挂猛虎图，或置老寿星塑像立于店堂。
畲族食疗法初探
畲族是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福建宁德市下辖的几个县（霞浦县、福鼎县等）。
畲族医药学极为发达，其食物疗法更是历史悠久，简便易行，疗效可靠。畲族食物疗法既有用来增强体质，益寿延年的，也有用于治疗急慢性疾病的，且普及率极高，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应用，平时食用家禽家畜配用中草药，逢年过节炖鸡煮鸭也加入中草药，故在佘村有“九药不如一补”（一补即食补）的说法。畲族食物疗法有如下特点：
一是强调以脏补脏，认为禽畜的内脏或肌肉与人体相应的内脏或组织有特殊的补益关系，所以治疗四肢关节病痛的药物多配用猪蹄（猪七寸），如用干品榛寄生（山毛榉类桦木科榛）100克配猪蹄一个，红酒适量炖食治关节风湿痛。治头风痛配用猪（羊）脑炖药食用，如用白埔姜鲜根（黄荆）80克煎汤取汁加羊（猪）脑一个，冰糖适量炖服。治疗胃脘痛则加猪肚，如用铁色草（夏枯草）25克，马蹄金（黄疸草）20克，羊仔耳（白毛藤）15克，猪毛草（铺地蜈蚣）10克，棕树根（棕榈）3至5条（约20克）煎汤取药液炖猪肚治胃脘痛。
二是注重冷（寒或凉）热（温）属性，认为体质冷者要配用热性食物，体质热者要用凉性食物，如胃脘冷（寒）痛要用羊肉炖药，热痛要用猪肚或猪五花肉炖药（佘医认为羊肉性热，猪肚、五花肉性平）；白糖、冰糖性冷，红糖性热；白酒性冷，红酒（米黄酒、土黄酒）性热；绿豆、萝卜性冷；葱姜蒜性热等。强调选用食物要注意冷热属性，用药注意药性，还要注意季节性，夏天多用冷性，冬天常用热性。
三是用药剂量大。佘医中草药的用量都比较大，如用白关门草根（狭叶铁扫帚）干品150克炖公鸡一只治疗糖尿病，犬尾鸡冠花（青箱）干全草100克炖水鸡（田青蛙）等。
四是强调药物的新鲜度。畲族用药讲究新鲜，最好是现采现用，陈年药物不用。
五是重视药引的作用。佘医认为食疗药引极为重要，可促进药物作用。多用酒类、糖类，也用童尿。认为酒能通血脉，行药势，增疗效，糖能补虚调和，行血化瘀，不作为调味使用；童尿能走血去火（要用10岁以下健康男孩斩首去尾中间的尿，最好是清晨第一次小便）。
六是多用于治疗慢性病。畲族民众认为慢性病、老弱妇婴、尤其孕妇，食物疗法应为首选之法，不仅可改变口感，还有滋补、防治疾病的双重作用；佘医认为食物疗法起到食借药威，药助食性，药物食物相配合，疗效可以提高，且多无毒副作用，可长期服用。
东北“二人转”发展史
二人转起源并流行于中国的东三省，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据记载，清道光二年(1822)年，吉林省怀德县八家子老爷庙(普济寺)的庙会上就曾演出过蹦蹦戏（二人转）。早期的二人转没有女演员，女子角色全部由男人装扮。
中共建政后，二人转得以广泛流传。女演员逐渐增多，二人转的演出基本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自此，男女开始分腔，演唱讲求科学的发声方法，丰富了音乐伴奏，改进了服饰，充实了舞蹈美术，演员手持道具的种类也有了发展变化。
与旧时相比，二人转的伴奏乐器，增加了扬琴、琵琶等，并兼用武场鼓、锣、钹。演员手持道具又增加了花伞、纱巾、长绸。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服饰又得到相应的改进。舞台演出运用灯光色彩的变幻，烘托戏剧情境，综合艺术质量不断提高。
二人转的演出形式，有“唱大车店”、“唱秧歌会”、“唱茶社”、“唱屯场”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演出方式是“唱屯场”。每年秋后三大时节、挂锄、冬闲，都有“唱屯场”的，通常按以下顺序表演：
一、“打通”。指秧歌锣鼓的头鼓、二鼓、三鼓，用它们来招引观众。
二、“三场舞”。丑角上场喊“要想卖，头朝外，船家打浆划过来”，以此引旦角上场，两人共舞“三场舞”。
三、“喊诗头”。“三场舞”后，旦角下场，丑角“起霸”，接着“喊诗头”。“诗头”类似戏曲的“自报家门”或“定场诗”，多数“诗头”与正剧无关，只是为了静场。
四、“说口”。旦角上场，与丑角“说口”。“说口”可分为零口、定口和套口。“零口”是演员见景生情，逢场做戏，现编现说的口语；“定口”是与剧情紧密相关的念白，包括交代情节、人物对话；“套口”多为与剧情无关联的民间故事及笑话。
五、“唱小帽”。这是正文前唱的民间小调。
六、“唱正文”。演员用唱、说、做、舞等各种手段来演示剧情。
二人转的名词术词，还有“说口”和“成口”。
说口是二人转形成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唱、扮、说、舞“四功”中的“说”，指的就是“说口”，甚至认为，“唱丑唱丑，必得说口，不说口不算唱丑。”
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二人转艺术的新发展，“说口”已经有所改变，旦角也有了“说口”。成口也叫“整口”、“平口”、“套子口”、“文明口”。这类口多半是一段完整的故事或笑话，独立成章，成套成段，而且还有固定的台词，包括讲故事、说相声、绕口令、对对联、破谜儿、说大实话、说颠倒话等等。
天坛是如何从皇帝祭天之地变成公园的？
北京天坛是中国明、清两朝皇帝祭天之地。天坛占地272万平方米，整个面积比紫禁城（故宫）还大些，有两重垣墙，形成内外坛，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
圜丘建造在南北纵轴上。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干殿、祈年门等。
在皇权社会中，天坛是神圣的，但是，从明代起，许多北京人竟然拿它当游乐场了。
据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唯天坛游人最盛。”每年端午节，这些“游人”在此地举办骑马射柳比赛，不少太监也参与其中。
堂堂皇家祭天之所，怎能如此被践踏呢？因为，天坛内有神乐署，皇帝祭天时负责配乐，平时授徒，相当于皇家音乐学院，就在天坛内办公，为增加收入，他们先在坛内开茶棚，渐次把天坛当游乐场，坐收门票。
明朝初期实行天地合祭，天坛活动不断，如此沿袭了多年，到明嘉靖年间，明世宗“大礼议”，改为四郊分祀，又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坛的地位相对下降，祭祀活动也不那么频繁了，后来明世宗在故宫内几乎被宫女勒死，搬到西苑居住，长年不参加祭祀，天坛大祀只派官员替代，管理工作日渐粗疏。
明亡清兴，天坛制度依旧，只要有钱，照样可以进进出出，据《顺天府志》记载道：“挈酒游高粱桥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当时文坛领袖王士祯还写诗记载了自己在天坛品茶的感受。可见大家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祭坛本是圣洁之地，为何管理如此松懈？因为它是皇帝的财产，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只要上面管理松懈，谁肯给点蝇头小利，便听任他进去游玩。
作为农耕国家，敬天法祖本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意识深处，大家也觉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换言之，天坛属于公共财产，应该保护好它，可围上墙，大家平时看都不能看，那么，谁还会觉得那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呢？
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部分北京人哄抢皇家财物，甚至主动帮助侵略者，他们平时看上去温和、谦恭，谁也没想到，他们内心的不满已压抑到如此程度。
那么，加强管理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雍正皇帝知道天坛成了游乐场后，曾经震怒，严加惩治，在他的努力下，短期内确实起到明显效果，可他死后不久，天坛再度沦为游乐场，到嘉庆时，神乐署内店铺林立，皇帝不得不再次下诏，要求清理。
加大管理力度，皇帝就要面面俱到，也就没时间去考虑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即使油尽灯枯，也难免人亡政息，清代关于天坛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条文历历在目，对于违反者的惩治也很严厉，可这点小事，居然就管不好。1918年，天坛正式开放为天坛公园，但相关制度并未落实，加上战争等因素，使它反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到中共建政，局面才发生改观。
党争导致明朝走向衰弱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以称得上非常强盛和令人自豪的王朝。然而，明代在中期，朝中出现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党争。大臣拉帮结派，斗争你死我活，导致国家内部各部门工作不力，贪污腐化，皇帝也因为经常处理此类事务而难以分心治国，国家一步一步走向了衰弱。
明朝的官员制度里发放给官员的俸禄是很少的，如果仅靠工资吃饭，官员们混个温饱不成问题，但如果想要做到高官，出门坐轿，身居豪宅，那是想都别想。所以，少得可怜的俸禄滋生了明代官员的贪腐。
明官想到一种办法，既可以向上爬，也可以增加自己的额外收入。那就是结党。比如刚入朝进翰林院，你就要和提携你的老师搞好关系。俗称拜码头。老师可能会把你引入一个团体，那里的人都是老师门下，也是自己的利益链条，你为老师打工，老师保你前途，大家同进同退，共同进步。
明代朝廷党派由此而生，有很多时候，党派因地区划分，比如经常出现的浙党，湘党，大家都是老乡，所以非常容易拉近关系。也有非常有名的党派是以一个权臣为中心的。这样的党派往往势力巨大，如果滑向不好的方向就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嘉靖朝代的严党以及天启朝代的阉党就是这一类。可以说，这两党祸国殃民，是明朝历史上非常黑暗的政治代表。比如严党，出现于嘉靖年间，党派的核心就是著名的奸臣，严嵩。
嘉靖原本是一个非常聪慧的皇帝，他工于心计，且天赋异禀，年少即位，很快就熟悉了宫廷斗争当中那一套权衡利弊，摆弄人心的方式。他即位以来，首辅的位置换了又换，从前朝的杨廷和，到帮助他稳固皇位的张骢，再到后来敢于直言的夏言，在无数的斗争当中，他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且迷上了这种控制人心和斗争的权力游戏，而直到严嵩的出现，嘉靖没有像以前那样完全地把控住他的发展。
严嵩入朝之后，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嘉靖不待见的太监集团，目的只有一个，不断提升地位，直至首辅。
对皇帝，他卑躬屈膝，迎合皇帝沉迷道教仙学的爱好，诱使嘉靖闷在西苑炼丹，而自己却利用党羽的优势，不断抬高自己的口碑，打压夏言。夏言公正刚直，很容易得罪人。最终，他的刚直触怒嘉靖，而严嵩利用早已掌握的锦衣卫暗中诬陷夏言与边将有通，意欲谋反，最终杀掉了夏言。
严嵩从此坐上首辅之位，国家再也没有人能够制衡和约束他了，于是他开始将权力变成私欲，把官员选拔制度表明价码，手下严党其他成员也得到了好处，从此上下串通一气，成为当时最大的贪污机构。
严嵩党羽遍布朝野，这不仅仅对于大明的财政和民生是一种灾难，无数百姓因为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而贫苦不看，饥冻抛尸路野，并且国家机关里大臣开始追逐利益，难以专心工作，贪腐成风。
边关也开始不稳，后来的庚戌之变就是如此。蒙古部落俺答率兵抢劫，边关将领仇鸾竟然与外敌签订合约，以钱财换平安，结果俺答绕过大同直取北京，嘉靖召开会议，让严嵩退敌，严嵩表面答应，实际上却无所作为，认为野蛮之兵所求只是财货，结果放任抢劫，百姓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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