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笔记类的书籍，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数不太多，书籍的数量也不太多；内容则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 。即便写到真实的人和事，也多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很少涉及平民百姓。
到了唐代，笔记类的作者多了一些，书籍的数量也多了一些，内容也扩大了不少，但总的写作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到了宋代，情况则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笔记类的写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以前，文学被贵族垄断着，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较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国家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主要是进士科的考试)，促使中国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不过，唐代一般每科录取的进士最多几十人。
而宋代的进士科举考试，则有了重大的改进，每科录取数百人。这样，有宋一代，就有比较多的普普通通的读书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甚且做到大官。
读书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这个现实的诱惑和刺激是很强烈的，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促使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促使宋代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读书人大大增加了﹐写书的人自然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要求每位作者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是不现实的；但写点随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还不算什么困难事。
加上雕版印刷技术提高﹐宋代的出版业、图书销售业也逐渐发达起来，笔记类书籍的出版和传播都不成问题。当时没有报纸之类的大众传媒，而笔记类书籍相对来说又颇轻松可读，比较适合人们茶馀饭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担心没有读者市场。作者、书籍、读者，三个要素互为因果，良性循环，笔记作者、笔记类书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宋代笔记出现如下特点：
1、作者人数大大增加。许多名人都加入到了笔记写作的队伍里来。例如司马光撰有《涑水纪闻》，欧阳修撰有《归田录》，苏轼撰有《仇池笔记》，陆游撰有《老学庵笔记》等。
2、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大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或有部分内容保存到现在的笔记类书籍，约有500种之多。如果加上已经失传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笔记作者和书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总和。
3、它们的内容则几乎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无奇不有。
中国古代消防器材五花八门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吏还是皇帝均注重防范火灾。自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后，历代君主都将防范和治理火灾列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
为及时救灾抢险，西汉时期长安府“每街一亭”，共设16个街亭，东汉时期，洛阳城内设有24街亭，类似现在的消防队。唐代京师长安在街上建有“武侯铺”，也是消防队，都配备各色灭火工具。唐代时常用水袋、皮袋、溅筒灭火。
《通典》上曾记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
到了北宋仁宗时期， 水袋、水囊、唧筒、麻搭已成为最常见的灭火工具。据公亮《武经总要前集》载：“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
按照古籍描述，水囊“如囊，以猪牛胞盛水”，即用猪牛等动物的皮胞当作容器来盛水救火。唧筒即“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此物不仅用于灭火还时常用于农业灌溉，可谓一物多用。而麻搭为“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
至清朝时，各种灭火工具五花八门，各有所长。
在清光绪时期，北京出现官民联合的消防队伍。此时主要的灭火器也变为了水龙(又称“水铳”、“唧筒”)。和早期简易的水龙相比，此时的水龙已演变成需用人力扛拉的木制抬龙，加上水桶、吊桶、铜锣、行号、火把和油灯、大纛旗和各小旗(大、小旗均用蓝底白字)、梯子(竹制)、警铃、挠钩、刀锯、斧凿、杠索、灯笼、号衣、号帽、防火背心等，就基本组成了清代消防队的全套装备。
清代还通过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来提高中国的消防水平。光绪十三年(1887年)闰四月初七，杭州织造衙署呈准朝廷，购置了一台洋车式水龙(简称洋龙、腕力龙）。洋车式水龙装有轮盘推动，但灭火时仍然需要用人工腕力摇动出水。清朝后期经过改造升级，可用马达发动出水，又称机龙。水龙的使用需僱夫役50名。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杭州府署决定购置水龙两架、洋龙一架，并为此僱用水夫数十名。此时，中国消防队中除去进口水龙、洋龙等大型灭火器材外，云梯、杠索、长钩、短斧、大纛旗、各小旗、灯笼等是一应俱全。
清代诗人吴东发在看过“水龙”表演后，曾为其赋诗一首，其中“数人并力运枢机，呼吸纵送左复右”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水龙的威力。
杨贵妃死因难有定论
杨玉环出生于开元七年，高祖父曾在隋朝担任礼部尚书，父亲也曾担任过蜀州司户，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家族，但也远高于普通门户，所以她也算是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高门世家的教育造就了杨玉环优雅博学的气质谈吐，再加上她本身能歌善舞，而且容貌倾国倾城，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令寿王一见倾心，成为了地位崇高的王妃。
婚后寿王对他非常好，百般宠溺，万般疼爱，杨玉环也是温柔恭顺，夫妻生活非常和睦。可惜，这样的日子却在唐玄宗的欲望下一去不复返了。
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去世，这是唐玄宗最为喜爱的妃子，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唐玄宗为此难过不已，因为其他的妃嫔根本入不了他的眼。玄宗手下的心腹看见他如此郁郁寡欢，就提出了杨玉环姿容艳丽，可入后宫的建议。
可能是父子俩的审美完全一致，唐玄宗见到儿媳妇杨玉环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欲望占据头脑的他根本想不到纲常伦理，也不在乎儿子寿王的感受，当即就想将杨玉环收入后宫之中。
虽然主意已定，但唐玄宗毕竟要顾忌皇家的颜面，不能直接将儿媳纳入后宫。他先用为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让杨玉环出家当了女道士。等了五年之后，又重新赐婚给儿子寿王，自己则将杨玉环接进了宫，而且一封就是贵妃之位。
杨玉环进宫之后，唐玄宗对她极尽宠爱，比当年的武惠妃还要有过之而不及，甚至还亲手废了皇后，让杨玉环成为了宫里最尊贵的女子。虽然她没能亲自坐上皇后之位，但宫中地位礼遇俨然已经是中宫之主了。
除了杨玉环自己荣宠不断，她也为家人换来了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远房表兄杨国忠（本名杨钊）更是在唐玄宗的庇护下从一个无恶不作的市井混混，成为了当朝宰相。可以说，那时候的皇室贵族都没有杨家地位尊贵。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致使玄宗带着杨贵妃与杨国忠等人节节败退，逃亡到了马嵬坡。陈玄礼等禁军虽然忠心护主，却对杨国忠以及杨玉环痛恨不已，威胁玄宗处死两人，否则不愿在对其进行保护。
玄宗十分不忍，百般周旋也未能让陈玄礼等人回心转意，最后只能选择牺牲贵妃，保全自己与李氏江山。曾经万千荣宠，尊贵无比的杨贵妃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历史上关于杨玉环的真正死因其实有很多争论，因为她的尸体不知所踪，也没人见过她的坟墓，只能通过各项记载来推断她真正的死因。
宋徽宗花10万贯买一块奇石
10万贯？就为了一块石头？”、“是的，陛下，这块太湖石确实值这个价。”、“可朕的内库一年也才100万贯收入啊！”这番对话发生在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当时的主角是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御用石商。这个价格确实令人咋舌，要知道当时一个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也就20-30贯左右。10万贯，足够养活3000多个家庭一年了。
宋徽宗是个典型的“艺术家”，书法造诣极高，创造了“瘦金体”，画工一流，《五色鹦鹉图》《竹雀图》等都是传世佳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个“艺术圈网红”。
但这位“艺术家皇帝”有个致命的缺点：太爱玩了。据《宋史》记载，他在皇宫里养了几千只各种鸟类，还专门建了个“聚珍园”来收藏奇花异石。光是太湖石，他就收藏了数百块。
说回这块10万贯的太湖石。据《宣和石谱》记载，这块石头高约3丈（近10米），形状奇特，孔洞玲珑，被命名为“玉澜”。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但10万贯是不是太贵了？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了。
宋徽宗即位时，北宋正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境。前几任皇帝的军费开支和赈灾支出，已经让国库几近枯竭。朝中大臣们对皇帝的挥霍自然是颇有微词。
但宋徽宗这次的“任性”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这块天价太湖石立即成为了全城的轰动新闻。商人们纷纷议论：“皇帝出手这么阔绰，看来国库很充裕啊！”这一下，整个汴京城的经济信心立刻就上来了。
第二，太湖石产自江南。皇帝如此重视江南特产，让南方士绅们倍感脸上有光，大大增强了他们对朝廷的认同感。要知道，南方地区的税收可是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
第三，也是最巧妙的一点。当时的太湖石生意都掌握在江南大族手中。宋徽宗用高价购石，实际上是在向这些大族展示朝廷的财力，同时也在暗示：“你们要是不老实，这些生意可就没了。”
这一手玩得可谓高明。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公关行为”。花10万贯，换来了全国的经济信心、南方士绅的支持和江南大族的效忠，这笔账，划算！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后，江南地区的税收比往年增加了近两成。光这一项，就把买石头的钱赚回来了。
更妙的是，这块石头还在皇宫里摆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传：这是“祥瑞”，是上天赐福的象征。宋徽宗顺水推舟，还特意写了首诗赞美这块石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说法。
《宋史》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是年太湖得巨石，高三丈，玲珑有窍，上以为祥瑞，御制诗赞之。”这就更有意思了。一块石头，不仅解决了经济问题，还成了“政治符号”，简直是一举多得。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花重金购买奇珍异宝的事情并不罕见。比如唐玄宗花重金买一匹马，汉武帝重金求购汗血宝马。但能像宋徽宗这样，把一次购物变成政治智慧的展现，却是少见的。
有趣的是，这块太湖石后来成了金军进攻汴京时的重要目标之一。金兵费了好大劲才把它运回燕京（今北京）。可见，就连“外族”也认可这块石头的价值。
奇闻秘史︱国画大师张大千风流到死，
搞爷孙恋遭太太们“家暴”
国画大师张大千，一幅《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2022年在香港拍卖出3.7亿港元。除了张大千的作品能卖出天价外，另一受人谈论的是他先后娶过4位太太，而他异性“灵魂伴侣”更是无可数算。据称，张大千一生风流，一次“爷孙恋”终把太太们激怒，曾联手将他痛殴。张大千不甘遭“家暴”，一度二次出家。
未婚妻病逝一度出家
张大千的泼彩画享誉国际，他的情史同样为后世津津乐道。
▲张大千是民国时期的国画大师，其作品在现代可拍出过亿天价。
▲张大千的四位太太。
祖籍广东番禺的张大千，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一书香门弟，1916年获家中安排，与青梅竹马，大他两岁的表姐谢舜华订婚。1918年初，谢舜华病逝。1919年，仍在愁绪中的张大千在上海松江禅定寺出家，法号“大千”。
三个月后，张大千二兄张善子闻讯赶来，逼他还俗，并娶母亲侄女曾正蓉为妻。
贤惠传统的曾正蓉，读书不多，张大千与她相敬如宾，却缺乏夫妻热情。
至1922年，张大千在内江碰到15岁，活泼美貌好书画的黄凝素，即一见锺情，黄凝素亦不顾父母反对，嫁入张家当二房。
▲张大千是国画大师。
常以二姨太作画中模特儿
张大千当时对黄凝素爱得炽热，常以黄作模特儿绘画仕女图，黄亦是唯一可在张作画时出入书房的人。
黄凝素之后生下八名孩子，日益忙于家事，失去少女时的灵性，令张大千向外寻求情感慰藉。
1927年，张大千到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交流时，爱上朝鲜族侍女池春红，但遭黄凝素反对未能纳为三姨太。到1934年，张大千看中19岁的北平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婉君，杨高挑丰润，一双纤手白如凝脂，令张大千如痴如醉。
▲张大千与15岁朝鲜少女池春红也有一段情。
由于曾正容及黄凝素一心照顾家中众多小孩，张大千终成功把杨婉君娶为三姨太，杨不久改名为杨宛君。
与女儿同学发展“爷孙恋”
当时备受宠爱的杨宛君，便取代了黄凝素，成为张大千书房常客和画中模特儿。黄见张贪生厌久，夫妻间自此常爆冲突。
不过，张大千未因娶得杨宛君而收心养性。1943年，张的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徐雯波，慕名到张家求见张大千。
44岁的张大千见到14岁的徐雯波，即天雷勾动地火，常以教画为名与徐互动，令黄凝素看出古怪，力加提防二人独处发展“爷孙恋”。
▲徐雯波（左）陪伴张大千作画。
三位太太“以暴制暴”
事已至此，张大千再不掩饰，常常藉故斥责、打骂曾正蓉、黄凝素、杨宛君三位太太，务求娶到徐雯波为止。
黄凝素忍无可忍下决定“以暴制暴”，联合其余两名“姊妹”，在张大千某日从徐雯波身边回家后，三人一拥而上围骂花心的张大千。
性格最刚烈的黄凝素，骂得性起，随手拿起桌上的黄铜镇纸打向张大千，张本能举手挡格遭击中右手背，痛得失声大叫，夺门逃去。
张大千被“家暴”后，气得一夜未归，三位太太急得四出寻找，翌日才在一山洞找到正面壁打坐，声称要二次出家的张大千。三妇几经哀求，最后在黄凝素跪地请罪，张大千才收回成命，愿意回家。
张大千同时把握时机，公开承认与徐雯波关系，徐更已怀孕，乘势把这位女儿的同学娶入门当他的四姨太。
而坚持反对的二姨太黄凝素，唯有提出离婚，拿了张大千一笔巨额赡养费，离开张家。
辑 /2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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