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贫的关露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20岁时离家到上海，认识了后来加入共产党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刘道衡，获提供学费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后来又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在此期间，她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1930年初在南京《幼稚周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不过 ，在1931年，关露被查出没有中学毕业文凭遭开除，因此回到上海。
翌年，25岁的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接触工厂女工，教她们读书识字，并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关露活跃于文坛，1934年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名声大噪，被盛赞为“现在中国有数的前进女诗人”。她还做过隆鼻手术，参演左翼剧联的话剧当演员。1937年，她应邀写了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脍炙人口传遍大街小巷。她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人纷纷撤离上海，但关露则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留在上海。1939年深秋，她接到间谍任务：打入上海汪精卫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的妹妹是李士群的恩人，她很快便成功打入76号。
虽然任务完成，但关露付出了很大代价，她投靠汪精卫的消息在上海滩传开，文艺界对她各种鄙视，也不让她参加相关活动。1942年，她迫切要求离开上海，却又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留下，打入日伪杂志《女声》当编辑，伺机寻找日本共产党地下党，以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
《女声》杂志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关露很快成为核心，集编辑、撰稿于一身，写作了许多随笔及时评，并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她曾代表《女声》赴东京参加文化交流大会，作为指定发言人被要求就“大东亚共荣”发表演讲。她向领队说：“我是搞文学的，是妇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会演讲。如果一定要我讲话，我想谈点妇女方面的问题。”最后关露以《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为题发言。
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福建总督姚启圣，一生三起三落。
康熙二年，姚启圣参加乡试，由于他学识渊博，在乡试中获得了第一名，被任命为广东香山知县。在执政香山期间，姚启圣偷开海禁，同外商做生意，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同时也为朝廷贡献赋税。清朝前期有着严厉的海禁政策，官员开海禁有可能被罢官入狱，甚至杀头。年轻的香山知县姚启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海禁，他的胆识，从这时候开始得以体现。
擅开海禁得罪了朝廷，姚启圣被罢官了，但是被罢官之后的姚启圣也没有消沉下去，他利用自己在经商方面的天赋，在广东经商为生，并且大有起色，积累了几十万两白银的财富。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起兵反叛，姚启圣带着自己的儿子成为了平叛的将领，他带着自己募集来的士卒，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后来耿精忠进入福建，盘踞福州。姚启圣为了平民免受战乱之苦，决定自己去劝降耿精忠。当时耿精忠已经知道自己穷途末路，但是害怕朝廷官员没有信用，所以也不敢投降。姚启圣只身进入福州城，面见耿精忠，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劝降了耿精忠，立下大功。清朝感激姚启圣所立下的功劳，升任他为福建布政使。
担任福建布政使期间，姚启圣就已经开始谋划着为收复台湾做准备。这时候，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占领着泉州、漳州一带，使得百姓不得安宁，而吴三桂的大将韩大任带领着部下，准备投奔郑经。姚启圣这时候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口才，再次只身进入韩大任军营，劝降了韩大任，让韩率部成为了他的亲兵，防止了泉州、漳州郑经势力扩大，为之后的统一扫清障碍。
清朝康熙皇帝谋划着收复台湾，于是他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统领福建事宜，为收复台湾做前期准备。姚启圣上任之后，马上就思考着，收复台湾需要哪些条件，现在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想要收复台湾，靠那些八旗子弟兵肯定不行，他们已经烂透了，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但是他们迷恋于江南的优越生活，肯定不会主动迁走。姚启圣上书朝廷，请求迁走这些八旗兵。这些满清子弟兵迁走之前，为了报复，杀人纵火，无恶不作。姚启圣自己出资送给康清王礼物，请求他下令，但凡有扰民者，一律杀无赦。他自己又花钜资，赎回了以前那些被掳走的老百姓，并且出钱给他们买田建房。
收复台湾的第二步，就是要有一个熟悉水战的将领。这时候，姚启圣想到施琅，这位当年在他手中求学的台湾将领。姚启圣利用郑经对施琅的不信任，力劝施琅为朝廷效力，最后施琅同意了。姚启圣向朝廷举荐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福建水师，练习水上操法。接下来就是要切断台湾的供给链，这时候，就要实施海禁，禁止沿海居民向台湾提供支援。他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放弃海边的良田渔船，同时送田免税，对居民加以补偿，切断了台湾的供给链。
后来施琅率领福建水师与台湾水师分别作战于澎湖、台湾本岛，都获得了胜利，终于收复了台湾。收复台湾是旷古奇功，康熙皇帝问姚启圣想要甚么奖赏，姚启圣只要求皇帝把一些珍惜书籍赠送给他，并且主动辞官不做，这也避免了历史上出现很多次的“功高震主”而导致最后下场悲凉的状况。
姚启圣的人生起起伏伏，一生经历“三起三落”。由于他个性耿直，直言不讳，与官场的气氛格格不入，曾经使得官级越来越小，从一个高官成为了一个养马官。但是由于他的个人智慧，最后成为名垂千古的官员。
人口近一亿，张姓却从未出过皇帝
张家，这个姓氏在中国可不得了，家族成员差不多有一亿人，是中国的第三大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甚么在这么长的历史里，张家就没出过一个皇帝呢？
张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始祖是智者张挥。传说中，张挥从星辰的排列中得到了启发，发明了弓。黄帝得知后，对张挥的贡献赞叹不已，亲赐他“张”姓，意为“张弓发威，挽弓射月”。从那时起，张姓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耀眼的姓氏。
张姓不仅承载了祖先的智慧，还象征著开拓和坚韧的精神。张姓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位皇帝，这与他们的家训密不可分。在张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训中，“忍”字被视为至高准则。
“忍”，不仅仅是一个字，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张家老祖宗曾作《百忍歌》，教诲子孙要在困苦中忍耐，在逆境中坚持。“忍”不仅是家族兴旺的秘诀，也是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智慧。
这个价值观贯穿于张氏的历史，塑造了他们“不争、不抢、不夺”的处世哲学。张家族明白，真正的荣耀并非在皇位上，而是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家族的守护。
虽然张姓家族没有皇帝，但在历史舞台上，张姓的杰出人物却层出不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辉煌贡献著自己的智慧。
明朝是张姓发展的高峰期，张姓人口达到了惊人的56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尤其在江苏、浙江一带，张姓如同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时光流转，张姓从明代的560万人口迅速发展到当今的8500万，成为中国第三大姓。张姓家族的分布从北方逐渐向南方扩展，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
尽管张姓的规模不断壮大，但“忍”的精神始终在他们的家族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价值观念，让张姓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散发光芒。
李鸿章会见俾斯麦，讨教治国治军方略
1896年6月，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开始访问欧美。6月14日下午，李鸿章拜见德皇威廉二世。此后数日，李鸿章参观了德国军队。此外，李鸿章提出，想到汉堡会见德国已退休的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自然十分高兴，他以最高规格的礼仪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李鸿章和俾斯麦——在职的宰相和离任的宰相的会晤开始了，他们相谈甚欢。李鸿章此行不是前来闲叙的，他是要向俾斯麦讨教治国治军方略的。他很快切入正题，说道：“我此次专程来拜访阁下，实是有一问题请教。”俾斯麦问：“什么事情？”李鸿章接着问道：“要想实现中国的复兴大业，请问有什么可行之道？”俾斯麦沉吟了一下答道：“实在抱歉，我们两国相去甚远，我平时也没有怎么关注贵国的情况，现在又年老昏聩，确实不敢妄下断语。不过，鄙人以为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要做到君臣一心，官兵一心。”俾斯麦想起了自己与先皇威廉一世的君臣默契关系，不禁感慨万分。
这话也触动了李鸿章的心弦。这些年，后党与帝党之间从没停止过斗争，大臣之间也是互相倾轧，有几个人真正为国家做事情呢？何谈上下同心呢？
想到这里，李鸿章有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再请教阁下，怎么才能在与政府的角逐中取胜呢？”当然，李鸿章所指的政府并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而指的是军机处里面那些保守派，因为他们处处与自己为敌，阻止兴办洋务。俾斯麦当然不明白李鸿章心里想的，他只泛泛地答道：“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万一与政府有意见与分歧之处，要么听从政府的安排，要么就直言以谏。”
俾斯麦的这两个答复都让李鸿章感到失望，怎么号称“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如此软弱呢？是不是因为老了没有了锐气？李鸿章不死心，接着问道：“如果为国家着想，该怎样进行治理为好呢？”这一下可问到俾斯麦的专长上了，他立即答道：“鄙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军队是国家的根本，此外并无更好的依托。”
李鸿章很赞同这一观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建设自己的陆军海军，但是朝廷和那些腐儒，不是挪用、拖欠军饷，就是消极对待军队建设，更有甚者，八旗子弟、满蒙旗兵靠着祖宗的荫功进入军队，游手好闲，哪谈得上冲锋陷阵呢？
李鸿章接着说：“阁下言之有理，愿闻其详。”俾斯麦一看李鸿章有兴趣，于是答道：“练兵不在于数量之多，而贵乎精，全国上下五万人足矣，而且要年轻力壮的，军事技艺要过硬，这样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另外，全国只需一支主力部队，不必将兵力分散到各地，当然，一些关隘要塞需要派兵把守，这样一来，一旦需要部队，就可随时调动，快速出兵。”
俾斯麦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小国而言的，他当然不知道中国地域广阔，区区五万兵力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李鸿章对此自然不能苟同，但人家是主人，不便反驳。
会晤很快就结束了，二人合影留念，俾斯麦还让李鸿章留下墨宝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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