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治水每年都有龙治水的传说，但几条龙治水，却数量不同，根据每年正月的第一个辰日（辰为龙）在第几日，便决定几条龙。如在正月初五，就叫“五龙治水”，在初六，就叫“六龙治水”，等等。据说，龙数越多，雨量越少；龙数越少，雨量越多。民间自古就有“龙多不下雨”的谚语。四、牛耕田每年都有牛耕田的传说，但几头牛耕田，却同上述的“龙治水”一样。每年第一个丑日（丑为牛）在正月初几，就是“几牛耕田”。耕田的牛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耕牛多，这年的收成就好。
碑刻的真伪要如何鉴定？
石刻文献统称之为碑。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包括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石阙、题名、桥柱、画像题字等，皆称为碑。
碑刻或遇自然风化，或遭水火雷震之厄乃至战乱等人为毁损，至今已十不存一。因而，人们开始将石刻文献进行重刻、翻刻、伪刻。
重刻、翻刻、伪刻都是相对于原刻而言的。所谓原刻，即指当时书丹或摹勒上石镇刻之碑。重刻的情况有数种：第一，据原手迹重新刻石；第二，据原有的拓本重新刻石；第三，据摹写本重新刻石。所谓翻刻，是原石尚在，因故不易得到而以拓本再刻，刻后再拓以行世。其中，有的因名碑所在地偏僻遥远，再拓困难，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在宋、元、明诸朝皆有翻刻；有的是原刻损坏不清，而旧拓尚清晰，乃以旧拓翻刻。
所谓伪刻，是原石久佚或根本无此石刻，碑商为牟利而仅据著录或干脆杜撰写刻拓本，前者如秦碣石刻石，后者如汉《阳三老颂词》等。故对各类石刻，鉴定与辨伪十分重要。有数点要注意。
第一，须参考前人的著录与鉴定。清王胡的《金石萃编》，系总结前人论述的集大成之作。近人方若的《校碑随笔》，专以查考字迹损伤，对鉴定石刻拓本时代十分有用。
今人张彦生自幼从事碑帖业，每见善本，必记其书刻、拓工、纸墨、装演、流传，进而考证其新旧字之损伤，原本、翻刻、伪刻之不同，积60余年之功，成《善本碑帖录》一册，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极便参考。一卷碑刻到手，先看其名目，而要识别、熟悉此名目，得知先前有无著录、存佚情况、拓本种数、有无真迹之争等，了解前人的成果是必要的。
辨伪的第二点，是看装潢属于何年何代。现存的石刻资料拓本大多装潢成册，善本尤其如此，这一方面便于保存，同时也便于学习碑帖者临摹。碑刻拓本的装帧与线装书有些类似，有在背部托纸折叠的，称折叠装；从头至尾可以拉开摊平的称经折装；不可拉开而将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将各页中缝对齐，粘于另一包背纸上的称蝴蝶装。
第三，看题记跋语。古拓往往因流传有绪，历经名人收藏鉴别、作题记跋语于其上，其本身价值更能提高，鉴别者也往往迷信名家而深信不疑，殊不知作伪者正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而大做手脚。比如，可以移花接木，将名人题跋割下装裱到伪本上，或干脆作伪跋来抬高身价，所以一定要细看题跋内容是否符合碑刻内容。
第四，看拓本的印章。印章与题记一样，是考证、收藏的记录，因此作伪者对其加以利用，故须辨别。
白居易到底拥有过多少姬妾？
白居易仕途亨通，利禄两全，过的是李白、杜甫都望尘莫及的富贵人生。
白居易拥有过众多姬妾。从他的诗歌来看，他至少有过六位姬妾。姬妾，那时就等于包养演艺界女子。他的《小庭亦有月》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这说明，白居易的小院里，有过一个“四人女子乐坊”，成员是：菱角、谷儿、红绡、紫绡。吹拉弹唱，载歌载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酒有怀寄十九郎》诗云：“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其中“桃叶”指结之，“柳枝”指樊素。
写过许多同情百姓疾苦诗篇的诗人，他本人的生活其实很有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意思。这里没有要对白居易的生活方式进行批判，不过是想说一说：白居易在以上六位姬妾之外，是否还有过一位名叫“小蛮”的姬妾？
唐孟棨《本事诗》上明确说，白居易有两位姬妾，姬人樊素善于唱歌，妓人小蛮善于跳舞。孟棨的依据是白居易的两句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苏东坡亦有诗句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也把樊素、小蛮当作两个人。
但是，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有“乐天妓樊素，善歌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的说法。言外之意，似乎是说，樊素、小蛮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计有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白居易本人的《不能忘情吟》诗序：“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不能忘情吟》诗中有句云：“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杨枝，就是杨柳枝。清蔡立甫纂《红焦诗话》根据白居易“十年贫健是樊蛮”、“春随樊子一时归”、“犹有樊家旧典型”等诗句，也认为，白居易姬妾之中并无“小蛮”其人。此外，有人指出，孟棨所引诗句，即“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见于现存白居易诗集中。
与此同时，关于“小蛮”，白居易在诗注中另有解释：一种盛酒的容器。白居易一首寄给好朋友刘禹锡的诗有“携将小蛮去，招得老刘来”两句，句下白居易自注：“小蛮，酒榼也。”又，白居易《夜招晦叔》诗有“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两句。当代学者陈友琴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相信白居易自己说的话，即小蛮并非姬妾，而指酒盒（见其《白居易资料汇编》）。
尽管白居易没有一位名叫“小蛮”的姬妾，且佐证不少，但是，有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赞同孟棨、苏东坡的说法。
这些学者的理由主要有：一、孟棨《本事诗》所载诗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虽为白居易诗集中所无，但无法肯定非白氏所作，它们有可能见于白居易编辑诗集时所删去的诗篇中；二、把“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两句诗理解为描写樊素一个人，句法上很难讲通；三、《不能忘情吟》只写了陪伴白居易十年的樊素，没有写到“小蛮”，无法证明小蛮其人就不存在，在此篇中，菱角、谷儿、红绡、紫绡也没有写到。充其量，只能证明，白居易对樊素情有独钟。
八旗子弟不种田
清朝建立后，给予旗人诸多法定特权，他们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经济收入。旗人的生存全部依赖国家，再加上这一时期八旗人口激增，不光是普通旗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就连宗室也困难重重。
为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先解决吃饭问题。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额。
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已经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此议因财务困难，遭到臣下反对，未能成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务府閒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
增加养兵额，毕竟数量有限，对于人口日众的八旗子弟来说，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这些养育兵拿到钱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到了道光朝以后，这种从京旗挑选养育兵的做法基本就停止了。
既然增加养育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嘉庆最终决定鼓励旗人下关东（今东北三省）开荒种地，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閒、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画。嘉庆十九年(1814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所进展。
富俊到东北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嘉庆帝的讚赏。至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顷，移驻京旗3000户已经不成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官府发给房屋、牛具。但京旗人家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仅移驻28户，四年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远未实现目标。
由此可见，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那能不能干别的呢？比如从事商业、开矿之类的活，旗人能不能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国家不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御史罗家彦上奏，建议旗人可以从事纺织业，但遭到了嘉庆帝的反对，还反过来批评罗家彦“竟欲更我旧俗”。
与嘉庆朝相比，道光朝稍微放鬆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准许他们自谋职业，但是限制仍然很多，比如规定京师旗人不得随意出京，如果外出，要告假存案，并在规定时间内回京。由此可见，清代旗人虽然享有各种特权，但也同样受到严格管制。八旗问题重重，京旗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长期存在的“首崇满洲”思想，旗人已不习惯劳动，所以朝廷的东北开荒措施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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