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早年曾在魏国担任“庶子家臣”，长时间未曾受到重用后才辗转秦国。尽管他用“立木”的方法获得了秦人的信任，但毕竟是“外来之臣”，又要推动较大的变革，死亡的结局从这一刻开始早就注定了，只不过当时的秦国恰巧陷入困境，正巧需要变革促进社会发展。
当年的秦国地处西北，资源相对匮乏，不仅与中原国家鲜有往来，还经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下，秦孝公继位后才开始招贤纳士，商鞅这才有机会来到秦国。
经过和秦孝公的三次会谈之后，商鞅于公元前359年正式实施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上废除了“封邦建国”，实施“军功爵”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根据战场上的杀敌数目和攻下城池的多少来赏赐爵位和田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为后来秦国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
为了让变法彻底落实，商鞅实施“法官”制度，主要用于向底层人民解释法令内容。
在经济上通过《垦草令》促进农业的生产发展，实施统一的税收制度，让农业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
为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商鞅允许土地私有，并且产量较高者可以免除徭役，这一举措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此外商鞅也在户籍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比如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将当地百姓登记之后互相监督，一家有罪其馀均会被株连。在外之人需要遵守户籍凭证制度，无相关证件者不可随意逗留，有发现随意收留无证人员者按违法判定。
这种种法令的确让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但商鞅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改革的连带后果会让自己的生命走向终结。
商鞅变法虽然受到秦孝公的支持，但朝廷中的主力不在少数。
商鞅所推行的政策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世卿世禄制的废除让旧贵族丧失了原本的人事任免权，军功爵制度的实施在提高战斗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贵族权力。
所以在秦孝公死后，商鞅便成为了众矢之的，很快被反对者冠上了“谋反”的罪名。
为求自保，商鞅选择出逃，但因为自己曾经颁布的“户籍制度”，如今的他走到哪里都是外来者，不仅无人敢收留，连旅店也无法居住。最终商鞅被带了获取判处“五马分尸”的车裂之刑，很多人为商鞅之死感到唏嘘，但有人却恨不得多加一匹马。
因为仔细分析商鞅的改革措施后，可以发现其中也有许多弊端，影响了后世社会。
商鞅推行的变法以“强秦”为目的，并不在乎百姓的感受。
秦国乃至后续完成统一的秦朝，都在用残酷的刑罚压迫底层百姓，并且极刑和死刑越来越多。尤其是商鞅所推崇的“连坐之罪”很容易伤及无辜。
商鞅所推行的“军功爵”制度养成了军队每到一处都会进行屠城，甚至连无辜百姓也不会放过。
最后，商鞅在大力推行农业的同时对商业进行了十分残酷的打压，秦国的商人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可言。农业生产和赋税收取均以家庭为单位，如此便对商业造成了极大的限制性。这一举措让今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全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改革效果再显著，弊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依然深远，所以才会有人如此憎恨商鞅。
妇好是首位女性军事将领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可她不仅仅是个后宫的管理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证可查的女性军事将领。从古到今，女将军的故事多得数不清，特别是在商朝，女性参与政治活动那是常有的事。但是，像妇好这样既当王后，又亲自提刀上阵的，那找不出第二个来。
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商王盘庚的侄子。商朝的中前期，王室里斗个不停，还频繁搬家迁都。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实力的下降以及诸侯的反叛。
直到盘庚迁都到殷，这才算是稳住了阵脚。武丁接手的时候，商朝的地盘可不大，“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史记》里都写了，“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
于是，他就对周边部族开打了。一连打了数十年，而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就是武丁让殷商中兴的关键。
1976年，考古队在安阳市的殷墟宫殿宗庙区，具体是丙组基址的西南边，有了一个大发现——妇好墓。
更神奇的是，在出土的10000多片甲骨卜辞中，竟然有200多片都提到了妇好这个名字，可见她在商朝的地位更不一般。
相比红妆，贵为王后的妇好应该更爱“武装”，因为，陪葬品里还有大堆的兵器呢！其中就有2件青铜钺，一件特别大，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达9千克！上面还刻着双虎扑噬人头纹，以及“妇好”二字。
有人因此说妇好手持两柄大钺衝锋陷阵，其实这是误解。那种巨型兵器双手持握还差不多，一手一个可怎么用呢？其实，这种大钺是权力的象征，就像军队的大旗一样，得有个贵族专门持握，站在战车上。妇好掌握着象征征伐的大权，这在当时，就算是个男人，那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儿了
从古至今，在战场上领兵打仗基本都是男人的事，战场似乎和女子不沾边可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妇好并非等闲之辈，她来自商方部落，最终成为了武丁的王后。从相关学者对这些甲骨卜辞的研究得知，商王武丁时期，周边那些方国、部族要是敢闹腾，妇好就常被派出去，帮着商王召集兵马，或者干脆就直接带队战场拼杀。她最厉害的一仗，是率领着1.3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去打羌方。那可是商朝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这个名字，是她嫁给商王之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她被称为“巧”。在妇好墓里，曾一次性出土了28件刻有铭文的青铜器，每件上面都刻着“后巧母”这几个字，旁边还带个“癸”字的族徽。这就说明，妇好的娘家，那可是癸族。
商朝政治的核心圈子，就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而癸族在商朝也是个厉害角色，他们开枝散叶，衍生出来的殷商亲族，足足有30个之多，因此，除了王室，就数他们最有话语权。
在夏商周那会儿，母族的力量大的就像操控政坛的幕后黑手。经常能左右王朝的政局。武丁频繁派王后妇好出征，是想靠妇好她娘家的势力来震慑诸侯，稳固政局。因此，妇好参与军事，可不是只率军出征那么简单，里头藏着的政治层面的深谋远虑还深者呢。
清宫御医视鹿血为神药，拥“五春之宠”咸丰临死都要饮
在清朝的统治者看来，鹿代表着对祖先的敬畏，而且它全身都是宝，尤其是鹿血更是被称为宫廷御医手中的神药。据一些史料记载，满清的皇帝似乎特别喜欢喝鹿血，毕竟满清当年是渔猎民族，特别喜欢打猎，鹿是很珍贵的，所以满清几乎每一代皇帝，都留下了喝鹿血的传说。乾隆之所以能活到八十几岁的高寿，据说就与经常喝鹿血有关。而身子虚弱、拥“五春之宠”的咸丰皇帝更是无鹿血不成。到底鹿血药效是否真有这么神奇？
身虚却沉迷女色、抽鸦片
咸丰皇帝因为早产的原因，所以从小就体弱多病，而且他生来就带有咯血的痼疾，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咸丰皇帝经常不定时地饮用鹿血。据传他即位后，因为深受信任和重用的御前大臣肃顺引导他走上了歧途，导上娱情声色，把朝中大权放给他，由他来当家。
据传，沉迷女色的咸丰帝拥“五春之宠”，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再加上懿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值得一提，咸丰帝在血气方刚之时遇到了豆蔻年华的懿妃，咸丰帝有不少奏折都让懿妃来代替他看阅，懿妃的书法是不错的，又对权力和政事非常的敏感，所以经常为咸丰帝出谋划策，也为后来的垂帘听政奠定了基础。
“五春之宠”令身体虚弱的咸丰帝雪上加霜，而且沉迷美色外，他还抽鸦片、贪丝竹、嗜酒成瘾，这些恶习都令他的身体久亏的咸丰帝，身体越来越差，而他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服用壮阳药和喝鹿血。
长期饮用 嗜鹿血如命
《本草纲目》记载：“鹿血主阳痿、补虚、止腰痛。”为了能够及时喝上新鲜的鹿血，咸丰帝乐此不疲。为了能够及时喝上新鲜的鹿血，咸丰帝要求马兰镇总兵进献活鹿，而且，有数量要求。据资料记载，咸丰七年（1657年），马兰镇总兵要在4个月内上交30头鹿。可是，当时只凑够12头，相差甚远，这可把马兰镇总兵绵森急坏了，赶忙上折请示，请求宽限时日。
咸丰帝经常以新鲜鹿血这种至阳之物来填补其阴弱的身体，已达到无鹿血不成的依赖程度。据传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出逃尚不忘喝鹿血，但鹿血短缺，久而久之，身体虚弱，浑身乏力成为咸丰帝的专属名词。甚至有一次祭祖，咸丰帝怕腿软站不住而让恭亲王代为祭祖。
身体糟蹋的咸丰帝，31岁便英年早逝，据《十叶野闻》、《满清外史》等记载，在承德避难时，他还要饮用鹿血：“咯疾大作，令取鹿血以供，仓猝不可得，乃殂。”，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鹿血真有这般神奇，最后咸丰帝更疑因短缺鹿血身亡。
朱元璋不打越南的原因是……
在历史上，越南（古代叫安南）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越南人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使臣，当时的安南、占城争先恐后前来祝贺，实际就是大拍朱元璋的马屁，当然目的是投靠中原、换得发展本地区的政治和物质条件。所以，他们很干脆地承认了大明王朝的“宗主国”地位。
至洪武中期，越南君主陈日煃病死，其弟陈炜继位。陈炜不是好人，先侵略南部越南——占城，结果“反致丧败”。朱元璋听说后很恼火，他不希望因安南的轻举妄动而影响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听说朱元璋不高兴了，陈炜紧张了，时权臣陈叔明立即派人到大明王朝首都南京上贡、谢罪，此事才罢。
但此后，安南变得狡猾，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明朝的边境官员不断向朱元璋反映，安南人经常“犯境”、“扰边”。朱元璋这下给他们脸色看了，让手下起草檄文，列出安南国王陈炜的数条“奸诳罪”，同时指令守边官员，不要接待安南方面来使。南安国王慌神了，赶紧施展外交活动，“炜遣使谢，复进象”。这“象”，是越南特有的一种大象，当时就是珍稀动物。朱元璋看他们似乎很诚心，便原谅了安南。后来由于安南进的贡物太多，连朱元璋都不好意要了，下令安南“三岁一贡”。
照这样发展下去，中越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但接下来安南国内发生政变，国相黎季牦窃取了大权，竟然把安南国王陈炜废了，立前叔王陈明的儿子陈日焜为王。这是个傀儡国王，此时名义上还是“陈氏安南”，实际已成“黎氏安南”。这些事都是背着朱元璋干的，当时安南仍以前国王陈炜的名义上贡，过了几年朱元璋才知道。
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何况安南国王不是你一个小小国相可以随意废立的，得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同意，最起码也要与“中央领导”朱元璋打个招呼吧。朱元璋对此的反应《明史》上仅用了两个字——“帝怒”。许多大臣建议攻打安南。
但是，大臣的建议最后并没有被采纳。当时大明王朝接连出事，朱元璋疑神疑鬼的，老认为有人要“篡党夺权”，于是开始滥杀大臣。
在这么严重复杂的形势下，虽然安南很可恶，权衡利弊，朱元璋最后还是忍了。朱元璋忍的原因还有一个，听说明朝廷可能要动武，国相黎李牦很识趣，积极进贡，并且低头认罪，此即《明史》所称，“帝虽恶其弑逆，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
从上述可见，朱元璋不打安南，不是害怕，也不是没有实力去打，而是因为没有“征”的必要。其实，朱元璋“不征”越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征”就要打仗，打仗肯定需要大笔的战争经费，而且路途遥远，是否能够速战速决？没有把握。朱元璋不想让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因为征打小小的安南而受到影响，他需要争取增强国力的宝贵时间，把生产先搞上去，让老百姓不再饿肚子。这是讨过饭、当过乞丐的朱元璋最先要考虑的国策之一。
古代的套版印刷术，能在一张纸上印出多种颜色
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或黑、或朱、或蓝，基本上为墨色。对于比较贵重的书，有时则选用红色或蓝色。这种印刷称之为单色、单印。
套版印刷则不同，它是在一张纸上印出数种不同的颜色。起初，人们是在一块版上的不同部位，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一次印成。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套印，只能称之为涂色。后来，即发明了将需要不同颜色的部分，分别刻成大小规格相同的版，逐次印到一张纸上。这种技术方法，才叫做套版印刷术，也称之为“整版套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籍，称为“套印本”。
套印书籍的出现，渊源于古代的写本书时期。在手工抄写的年代，为了达到方便阅读或使书的页面更加美观的效果，人们采用了朱、墨两色或多种颜色来抄书、写书。
据记载，至晚在公元一世纪时，古人已采用了这种方法。《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书籍中，有东汉时期贾逵撰写的《春秋左氏传朱墨别》，说明贾逵已采用朱墨两种颜色来分别书写经文和传注了。稍后时的董遇，以研究《左传》著名，他也着有《朱墨别异》一书。这种把《春秋》的经和传分别用两种颜色抄写的作法，对研究和阅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在套版印刷发明的初期，主要用朱、墨两种颜色印刷。以这种方法印出的书籍，称为“朱墨套印本”，或叫“双印”。到后来，进一步发展用三色、四色、五色来套印图书，根据用颜色的多少，印出的书被称为“三色套印本”、“四色套印本”、“五色套印本”等。
以上说的是图片的印刷。此时，图书的著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注疏之外，批点、批语、批抹、评注等图书的编纂形式，也开始兴盛起来。怎样才能适应印刷书籍的特点呢？
人们再次用新的方法加以试验。最初，以毛笔和颜色，用手工方式在印本书上加点，来区别内容的不同。之后，又加以改进，选择其他的办法。如：在印刷本上用阴阳文区别。
经过人们反复的实践，书籍套印应运而生。多色套印术源自西汉时期织物印染中的多色印花。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必贵重”。这里的双印即指套印，这是中国书籍套印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
202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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