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红军

门球狂人

记忆中的老红军（一）

文 刘会军

《记忆中的老红军》一文，将写三段，这是第一段，也就是第一篇了。

我在（1966年）原籍安国上高小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请老红军到校给学生们讲革命故事活动，在今天看来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每次听的时候我都很认真，那时还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因为正处于一生中的学习旺盛期，老革命讲得大都能记住，以至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讲的故事还记忆尤深，尤其是一位老红军战士讲到他所在的部队三过草地的事儿。我模模糊糊地记住了，有的红军部队还三次走过草地，很艰苦，死了很多人。具体的原因当时不知道，到后来才知，“北上”和“南下”在当时是个很严峻的路线斗争。安国的老红军有几户住在当地布家大院，一处过去的大地主的大院子，学校还组织我们去搞过慰问。

后来当兵了，十年后退役到了涿县，在所在的单位，知道了二康原来也有一位红军，叫田吉寿，只是我没有见到过本人，在我到二康的几年前去世了。我和他的后人田瑛、田新年一起工作过。

再后来认识了住在二康的几户红军，他们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待遇，是医院的长期住户。我记忆深刻的是，1988年在我时任二康院办室主任期间，协助院长组织医院所有人员由平房向新建的病房大楼搬迁，院长特意关照我注意帮扶几位住院的红军。没想到，有人比我做的好，待到我去的时候，早有人把活儿做完了。那次大搬迁，是二康建院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53年由住在涿县房树一带几个村的民居搬到建成的二康大院。

田吉寿、胡成徳、米国建、朱金养、王德喜、何光海......这些个住在涿县的红军和老红军的名字都听说过，有的也见过，和有的老红军的后代关系走的近的也有。

朱良成，与共和国同龄，长我几岁，今年75岁了，自2018年始，退休的我们在一个基层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因为接触比较多，在涿州所有红二代中也就算是走得比较近的。他的父亲朱金养，一位正经八北的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从江西瑞金会昌走到陕西延安。根据相关政策界定，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的都算是红军，但只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才能称作“老红军”。我认识的红军中，有的是陕北红军，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也归属红军的范畴。

在我看来，朱良成兄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红二代，这是基因，一般人比不了。二是武术家，涿州八卦掌的传人，徒弟一大群，让人称羡。三是有些笔墨功底，他写的文字，略加整理就会生成一篇可读性很强的文章。

朱良成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老照片，我选了四张，各自做了一个标题，如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3836/wps1.png

《红领巾们慰问老红军》，这张照片是涿县某学校（三义或西丁？）的师生慰问老红军朱金养，两位老师十个学生现在大都会健在，不知能否有人认出来（征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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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和战士们在一起》，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73年，迄今五十一年了。这些当年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样，如今都应过七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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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进大学》，1969年6月，老红军朱金养到北京钢铁学院做报告，距今5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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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和朱金养》，这张老照片上的人涿州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大都会认出来的，两位老红军、老战友相见于涿州。其中老红军朱金养父子；老红军杨成武上将一家三口；时任涿州主要领导三人，拍摄地点是涿州107国道长城桥边的东方集团。

该照片保存者朱良成同志介绍说：这幅照片是1988年11月拍的。第一排左一是杨成武夫人赵志珍，拄拐棍儿老人是我父亲朱金养，中间是开国上将杨成武，左四是时任涿州市委书记范文斌，左五是时任涿州市长张祖龙。第二排左一是时任涿州市委副书记李双亭，左二朱良成，左三是杨成武将军的大儿子杨东胜。

朱良成同志还回忆说:杨成武上将1914年生，福建长汀人，1929年15岁时在初中班主任、地下党员张赤男带领下，班里多人一起参加了红军。我父亲朱金养江西会昌人，1911年生人。长征到陕北后，部队建制变化，我父亲被分到杨成武的特务团，后改为独立团。平型关战役后，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是司令员，我父亲是司令部通信连长。因比杨司令大三岁，整个会见过程，包括留下吃早餐，杨司令称我父亲一口一个“老哥"，照像时，杨司令坚持让我父亲挨着站他的前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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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老红军（二）

文 刘会军

我于2021-4-4 有一篇日记，当时定的题目是【回忆长征】，是根据老红军朱金养口述，他的儿子朱良成整理的。这是一篇现如今难得一见的文章，转载之。

回忆长征

我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打了十八年仗，在江西苏区长征前的第五次反围剿，是1933年10月，我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三团三营七连的战士。我们营长是陈忠香，师长是彭绍辉，师政委是肖华。
从1933年到1934年，蒋介石五次围剿红军一共动用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只有十万人，相差十倍以上。开始我们在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的驿前阵地防守，敌人整营整团整师的白天黑夜轮翻进攻，我们不断的拼杀，阵地仍然失守，又交替掩护退到二线阵地，包围圈天天都在缩小。由于当时错误的军事指挥，光打阵地战，光和敌人拼消耗，我们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整整打了一年仗，一年没脱过衣服，一年没进过屋子睡觉，光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白天黑夜的连续打仗。部队的建制打散了许多次，一场恶战下来，整排整连的人都打光了，阵地上堆满了双方的尸体。一次营长命令我们守一个山头，死命令，必须坚守两天一夜，掩护队伍撤退。等我们完成任务最后准备撤下阵地时，一个连一百多人，连长指导员和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只剩下八个人：邹排长一个，我是班长，两个副班长，四个战士。并且我们活下来的八个人全都负伤挂彩，掩护任务虽然完成，可敌人三面围了上来，身后是陡坡，眼看撤不下来了，邹排长急了，命令我们抱着枪顺陡坡滚了下来，山上战友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剩下我们几人，建制打光了，别说一个连，一个排都不够编制，只好被编到别的连队，又从战士开始。就这样在一年当中被编来编去，当班长当战士的换了许多次。一年当中，在身边牺牲的战友太多了!这都是左倾错误路线排挤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地位造成的!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我们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6日，不得不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一年后到达陕北还剩七千多人，并且包括沿途扩大红军（新参军的人员）在内，那近八万红军大部分牺牲了。过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执行“三人团”瞎指挥，光湘江战役一仗，红军就损失了四万多人!四面八方都是围上来的敌人，有湘军、有桂军、有赣军，有中央军共计三十多万敌人，加上敌军飞机大炮的轰炸和机枪扫射，湘江水都被血水染红了，江水中漂满了红军的尸体。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十一个省，除去打仗和休整时间外，每天行军平均七十里，有时急行军一天一夜一百二十里是经常的，负伤生病掉队的天天都有。这些掉队来不及收容的，不是被敌人残杀，就是散落在沿途经过的十一个省的山山岭岭、材村寨寨了。
红军开始的几个月，每天都是被三十几万敌人围追堵截，经常是敌人和我们只差一天的路程，有时甚至还不到二十里的距离，三个多月的一百多天里，天天行军打仗，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又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才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局势依然十分危急。为什么四渡赤水?我们才三万多人，敌人三十多万人，敌强我弱，我们武器装备补给都不如敌人，不敢和敌人硬拼，只能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当中钻出来，敌人发现后，又很快围上来，我们再找敌人结合部十几里的空隙再跳出包围圈。为什么红军长征路线弯弯曲曲?一是高山大川没有道路，二是敌人封锁大路，根本过不去，只能避实就虚，爬山越岭，绕来绕去，从无人烟、无道路的地方开辟道路前进。
遵义会议后，部队才得到几天的时间休整，许多部队伤亡过半了，中央决定改编，所以许多建制撤消，我所在的少共国际师整师建制取消，撤销部队番号，从师长政委一律重新分配，安排到其他师团去。少共国际师被取消了，我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一师(师长李聚奎，刘亚楼)三团（团长黄永胜）九连当机枪班长。刚改编不久，在一次激战中，我们勇敢机智的夺得敌人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抢，留下几名同志押着俘虏将重机枪上交营部，剩下的人跟着排长继续追击敌人，谁知，遇到敌人增援部队，敌人枪炮齐发，排长和几个战友当时就牺牲了，我和其他十几个战友也都负伤挂彩了，躺倒了一片，有伤在头部和胳膊的，我伤在了腿部。当时环境险恶战事紧张，幸亏及时来了后续增援的战友，交替掩护，我们才好不容易撤下来，牺牲的排长和其他几位战友根本来不及掩埋。
追上大部队后，团首长见我们夺得重机枪和轻机枪，又见我们都负了伤，奖励我们每人两块大洋和两只鸡，这在那时就是极高的奖赏了，当时红军从上到下，每人每天才4分钱伙食标准，每人二块大洋，够一人五十天的生活费了，还奖励两只鸡，营长都吃不上啊！团政委见我腿部负伤，问我是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还是随部队走?要是留下养伤再给二块大洋。当时部队根本没有马匹骑，营长、团长也都步行走路，也不可能用担架抬着我行军打仗。我对团政委表示坚决跟着队伍走。就这样，我拄着棍子，拐着一条腿，艰难地跟着队伍行军，根本不敢停下来。亏了我是苦出身，当长工当挑夫，身体棒，不然一旦掉队，就活不了啦，因为四面都是敌人，几十万敌人虎视眈眈的围追堵截，活捉一个红军，奖赏几块大洋，落到敌人手中就是一个死，就这样一瘸一拐的每天行军八十里以上，经过一个多月，腿上的伤才慢慢痊愈了。
部队规定:夺得重机枪立大功一次，但在长征途中，排长牺牲了，我又受了伤，部队每天行军打仗，根本顾不了伤员，团首长能允许我随部队走，没把我留在当地老乡家中养伤，我就很知足了，哪里还会去想夺得重机枪立大功一次的事?长征到陕北后，部队又整顿改编,我又编到杨成武的独立团去了，立大功的事就无从谈起了。
长征路上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六月份开始爬大雪山，先是夹金山、梦笔山，七月份连续爬长板山和打鼓山，拖罗岗三座雪山，从6月12日—7月7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爬了五座大雪山。身体弱和负了伤的战友、由于劳累伤病，体力不支、又加上山高缺氧，喘不上气来，没能活下来，永远留在了满是冰雪的大山中。
过了雪山，开始过草地，为什么爬雪山过草地？因为别的道路全叫人家的几十万大军封锁了，根本过不去。为了北上抗日必须通过雪山、草地，这是红军的唯一出路。过草地时，由于没有吃的，天气又不好，风雪交加，不见太阳，连饿带累，每天行军七十到八十里，过草地的第六天我被冻病了，发着烧，全身无力，又不敢掉队，咬牙又坚持了一天，第七天实在走不动了，幸亏部队到了班佑，休整了一天，我得到这宝贵的一天休息时间，烧退了，感觉好些了，才在战友的帮助下继续前进。
我们红一师过草他，一共走了七天六夜，每天行军七十里到八十里左右，大草地近六百里，没有一天好天气，身边许多战友，从闽东到赣南，经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金沙江、大渡河、大雪山都挺过来了，但没能走出大草地，头天夜里还背靠背一起休息的战友，第二天早上就再也叫不醒了，永远长眠在茫茫无边的水草地了，战友牺牲后，连埋战友的干土都没有，只能拔点水草、掩盖住脸，离开一起身经百战、一起枪林弹雨浴血战斗过、可以生命相托生死换命的战友。大草地太无情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后，梦中还会出现阵地上反围剿的冲杀和过草地的艰难的一步一步风雪兼程，留下的印记太深了，无法忘掉。

工作关系，我认识涿州的红军及其他们的后代，和王东升、田新年、胡庆林、朱良成等人很熟，朱兄算是涿州老红军后代中年龄较大的，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七十五岁了。
前些日子，有人写了朱良成。我觉得一直保持优良革命传统的朱良成兄，算作是涿州老红军红二代中的的优秀代表。
到2024年7月1日，朱兄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比他晚两年，后年也就可以获得了。


（待续）

王歌＠

涿州老红军..光荣在党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