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唐代的科举有多难？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呢？《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有过一个分析和统计：学校与各地所送的生员，每年明经是1390人，进士是663人，两者总和已经超过2000了。
据《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进行统计，整个唐代进士考试共260次，其中登第的人数，在35人以上的仅26次，30人以上的共53次。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亨四年，录取了79人，录取最少的是永徽五年(654)、调露二年和永隆二年(681)，各录取了1人。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登第人数最多和最少的都在初唐。
到了中唐，登第人数大抵被规定在20人左右。比如，唐德宗在贞元十八年就下诏书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之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据这个诏令，每年考试所收的人，明经不超过100，进士不超过20，那么举子被录取的机会就只有百分之一二了。
这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从举子们最初参加的县级的考试就已经开始了，此后还要经过州、府等等一系列考试，要经过京城礼部试和吏部的关试。每一场考试，都对举子们的智力和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量。
大多数人名落孙山后，都是以诗当哭，写尽心事，比如唐末河朔人高蟾。《唐才子传》上说此人“气势雄伟，性倜傥，然尚气节，虽人与千金，非义勿取”，可以看出高才子硬骨头是有几两的。即使是这样一条硬汉，屡试不第后还是哭起了“惨”。“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秋试的中举之路走得磕磕绊绊，好容易取得春闱的入场券，谁知又落第而归，受尽乡人白眼。“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分外吹”，之所以那些纤花弱草能争芳斗艳，我这栋梁之材却憔悴不堪，是因为人家有“根儿”啊！
在历经十载，备尝艰辛之后，高蟾的落第诗终于惨到化境：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全在说花事：碧桃高在天上，用露水浇种，红杏傲居在日边，依云彩而栽。相比之下，同样是名花，芙蓉生长在秋天的江边，迟迟不见花开。但结合诗人的遭遇和写作背景来品味，自然能悟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写花之意全在人，倾诉的是内心的落寞和希望得到恩宠的夙愿。
全诗运用象征的手法，“碧桃”、“红杏”指高侍郎一类得势的人，“天上”、“日边”象征得势者平步青云。“和露种”、“倚云栽”指他们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前两句暗喻他人仕途得意，并由衷地表达羡慕。“芙蓉”，则象征诗人，僻居在江边上，无依无靠，暗喻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展露才华的悲哀。两类花，天上人间，地位无法相比；两类人，得意失意，贵贱极为悬殊。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
一名姓高的侍郎读了这首诗，委实觉得其很有水准，便向一干王公大臣举荐高蟾，第二年，高蟾终于平步青云。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词大家肯定张口就来，背诵全文也不在话下。这就是中国语文课本里的“熟面孔”——《滕王阁序》。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诗里写得这么气派，那这滕王阁的主人“滕王”到底是何方神圣？
滕王其实也就是李元婴，李元婴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父亲是开国皇帝李渊，老来得子，自然十分宠爱。哥哥就是千古一帝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血雨腥风，对这个弟弟更是十分宠爱，要啥给啥，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他。
李元婴打小就过着锦衣玉食、仆人成群的生活，想要甚么，挥挥手就有人送到面前，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可这孩子，说好听点是天真烂漫，说难听点就是被宠坏了，压根不知道民间疾苦，只顾着自己享乐。
刚到封地山东滕州，李元婴就开始了他的“大建”计划。他一声令下，无数工匠和民夫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劳作。老百姓的血汗钱，都变成了雕梁画栋、奇珍异宝，堆砌成一座奢华至极的“滕王阁”。
这阁楼，据说高耸入云，站在上面能俯瞰整个滕州城。阁内更是金碧辉煌，珍馐美馔堆积如山，歌舞昇平，夜夜笙歌。老百姓看着心疼，可谁让人家是王爷呢，敢怒不敢言。
时间一晃，唐太宗驾崩，唐高宗李治继位。这位新皇帝，可是个务实的狠角色，看不惯李元婴这种骄奢淫逸的做派。他先礼后兵，先是写信苦口婆心地劝诫，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为百姓做点实事。可李元婴压根不当回事，依然故我，该吃吃，该喝喝，该建楼建楼。
李治一看，这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他一纸诏书，把李元婴贬到了苏州。你以为李元婴会因此收敛？那就太天真了。人到了苏州，没多久，一座比滕州那座更加富丽堂皇的“滕王阁”拔地而起。这下李治可真生气了，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于是李元婴又被贬到了更远的滁州。他又建了一座“滕王阁”。
后来李元婴又被贬到了四川阆中，这回他倒是没再建“滕王阁”了，而是建了座规模更大的“阆苑”。这“阆苑”，亭台楼阁、假山池沼，应有尽有，比皇宫也不遑多让。
就这样，李元婴一生建了三座“滕王阁”，一座比一座奢华，一座比一座气派。
当王勃登上滕王阁，看着眼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文思泉涌，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时候，为甚么也没有提“滕王”李元婴半个字？
那真相只有一个：他是故意不提。王勃是甚么人？那可是满腹才华、心怀天下的青年才俊，一心想的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李元婴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这两个人，压根就不是一路人，思想境界差着十万八千里。
王勃写《滕王阁序》，是想借着这千古名楼，抒发自己的抱负，歌颂那些真正值得歌颂的人和事。你让他歌颂李元婴？这完全就是背道而驰了。
李元婴的故事也挺发人深省的。出身高贵、家财万贯，不代表就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那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能被历史铭记。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地形以平原为主，河湖纵横。扬州面积约6591平方千米，扬州山明水秀，柳绿桃香，地理上是长江以北，却是江南风情。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十年），吴国筑邗城，开邗沟，连接长江、淮河。后来越灭吴，楚并越。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十年），楚国在邗城旧址上建城，名广陵。
西汉初刘邦封二哥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领吴越旧地，东南五十三城，定都广陵。刘濞在吴国倚山铸钱，煮海为盐。到汉景帝即位，吴国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吴王濞称兵于此，汉室几为动摇。
位于长江南岸的六朝古都南京，从防御北军南下的角度来看，守住江北的扬州是重中之重。三国时，孙权不得广陵，虽数争合肥，而终以长江为界。
南北朝时期，广陵屡经战乱，数次变为“芜城”，山东青州、兖州一带的移民南迁广陵周边，北周改广陵为吴州。
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隋灭陈，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隋炀帝改扬州为江都郡。隋朝四个总管府，分别为：并州、益州、荆州、扬州。
605年-616年，隋炀帝三下江都，见那些花柳山川，管弦街市，每次离开都恋恋不捨，觉得天下的山川花柳皆无颜色，便想迁都于此。618年（隋炀帝大业十四年或隋恭帝义宁二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在江都杀隋炀帝，葬于扬州城西北曹庄。如果隋炀帝不恋江都，长期在长安或洛阳，隋朝或许不会亡，至少不会崩得这麽快。
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江都複称扬州，置大都督府，襄邑郡王李神符领扬州大都督。唐朝有五个大都督府，分别是：并州、益州、荆州、扬州、潞州。扬州与益州（今成都）是唐朝在南方的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称。
扬州的外商主要来自波斯、大食、新罗、日本等地，高僧鉴真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扬州在长江以北，是长江南岸南京的门户。五代十国时周世宗攻克扬州，南唐为之气沮，称臣纳贡。
扬州北面的高邮，西临高邮湖，在京杭大运河旁，河渠纵横，又是扬州的门户。高邮北与楚州（江苏淮安），南与扬州皆一马平川，北军南下须臾可至，几乎无险可守。北宋高邮人秦观的《送孙诚之尉北海》：“吾乡如覆盂，地据提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
北宋时扬州深处腹地，无战火波及，高度繁荣，两宋释宗杲的《颂古》：“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1127年（金太宗天会五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赵构在迁都过程中，以扬州为“行在”一年。南宋时扬州一直是抗金、抗元的战场，1275年-1276年，李庭芝率军和扬州人民一起抵抗元军，不幸殉难，扬州城仅剩数千人。
元朝、明朝的扬州，发展虽不如隋唐，也算是东南大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后，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是为南明弘光帝，扬州依然为南京门户。南明督师史可法在扬州率军坚守孤城，宁死不降。城陷后，清军屠城十日，死者数以万计。
如今扬州的许多古名也得以保留，比如江都区、广陵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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