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是中国的传统棋种，据传说，它创始于韩信。
刘邦统一西汉王朝后，屡建战功的大将韩信被吕后诱捕入狱。韩信自知寿命快到头了，就打算在狱中写一本兵书留给后人。不料这事被吕后知道，就下了一道懿旨，说他身为犯官，不能擅著兵书。
韩信悲愤难忍，仰天长叹道：“这个婆娘太狠毒了。不但要本王的命，连本王的名字也要除掉啊。”当时有个狱卒听到他这句话后，跪在韩信面前说：“王爷，您就把用兵之法传给小人吧。”韩信苦笑了一声说：“本王若不知用兵之道，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如今悔之晚矣，怎么能再连累你遭受杀身之祸呢？”狱卒再三恳求，韩信只是不允。
有一天，这个狱卒给韩信送饭时，眼里的泪花直打转转，好像有啥要事对韩信说，又忍住了。韩信一看他的神色便感到不妙，就问狱卒：“大哥，那个婆娘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了？”
狱卒忍不住哭出声来。韩信大笑道：“打完兔子杀猎犬，射尽飞鸟折良弓嘛。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没啥可怕的。”说罢，叫狱卒坐下。韩信取来一根筷子，在土地上画了个方框，又在框中画了一条“界河”，河中写了“楚河”、“汉界”四个字。接着又在河界两边各画了三十六个小格，并说：“本王今年刚好三十六岁，一生助汉灭楚，屡立大功，到头来却死在一个女人手里。你平时对我百般照料，今生今世我再没机会报答你了，就把生平所学的奇术传给你吧。”
他说着，叫狱卒取来纸笔，把纸裁成三十二个小块，布在方框内的界河两边。一面的十六块纸片，各写着帅、仕、相、车、马、炮、兵等字，另一面的十六块纸片上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字。
摆好后，韩信边移动纸片边告诉狱卒：“这个方框就是千军万马的大战场，两面各代表一方的军力。用兵之道，贵在主帅多谋善变，通盘筹画、奇正配合，以不变应万变……”他具体地教狱卒如何跳马、打炮等。狱卒边点头边称赞：“奇！王爷真是个奇人啊！”
从那天起，韩信每天都和这个狱卒守着方框(棋盘)研究兵法。不久，韩信被吕后杀死，那个狱卒也逃走了。他躲藏在一个深山里，搭了一间草棚，开荒种地，全家人自耕自食。
一有空闲，狱卒就专心研究韩信授给他的棋术。因纸片易烂，就换成了扁圆形的小木头坨儿，为好区别两军，又染成红黑两色。又据“奇”的谐音，把“奇”叫做“棋”，还写了一本《棋谱》传给了他的儿子。后人认为棋虽可布阵，但不是真的两军作战，只是一种象征，所以称它为“象棋”。
据传，风筝的发明人也是韩信。在垓下之战中，韩信以“十面埋伏”之计将项羽的军队团团包围，为了瓦解楚军的军心，韩信派人用牛皮制成风筝，上敷竹笛，夜晚放到高空中，风吹着笛子发出凄凉的声音，汉军和着笛声唱起楚国的民歌来。楚军听到了乡音，都想念故乡，斗志涣散了。结果，楚军一败涂地，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
道教戒律杂谈
道教的戒律，即道教约束道士思想言行，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的条规。初期的戒律较为简约，主旨为戒贪欲、守清静。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上清派、灵宝派、新天师道等沿袭佛教戒律，并汲取儒家名教纲常观念而制定出“五戒”、“八戒”、“十戒”和其他戒律。其内容除五戒、八戒与佛教基本相同外，十戒中尚列有“不得违戾父母师长”、“不得叛逆君王”、“不得毁谤道法”、“不得污漫静坛”等。
道教的戒律简称道戒，它可以防止道教徒违反教义、思想信仰和人际关系准则。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戒，即约束道教徒的规定；二是律，即约束道教徒规定的条文；三是仅仅适用于宫观中道士的清规。
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伦理思想，对于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有众多的可为与不可为的规定。东汉末年是道教形成的初期，尚无道戒的正式条文，但是已有了“道诫”，如《太平经》中有“不孝不可久生诫”，“贪财色灾及胞中诫”等，此类“道诫”就是据道教教义对早期道教徒的行为要求。五斗米道有：“老君想尔戒三行九条”，内容十分简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灵宝和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先后创制了“五戒”、“八戒”、“十三禁戒”和一些律文如“女青鬼律”、“玄都律文”等等。至唐代，道教戒律有了充分的发展。据唐代名道士张万福的《传授三洞经诫法箓略说》，唐代道教已有十六种戒律，但以老君想尔戒为“太上高玄法师所受”之戒。
宋代的《云笈七签》、《要修科仪戒律钞》等经籍中都有众多戒律，如“老君二十七戒”，“老君三十六戒”和“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等。
明代永乐（1403─1424年）初年，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撰有《道门十规》，其中列有“道教源流”、“道门经籙”、“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田粮”、“宫观修葺”等内容，从教义思想出发，对道教信仰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规戒，十分完备。
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从其创立时起就重视规戒。王重阳有《立教十五论》，内容多与全真派规戒紧密相关。明清时期，全真派又有《全真清规》和北京《白云观清规二十三条》传世。
现存道教戒律书，较著者有《太上经律》、《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太上老君经律》、《天仙大戒》、《初真戒》、《中极戒》等。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道教教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在道戒方面没有重要的文献问世。
《五经正义》是古代经学义疏的结集，它的价值有多大？
五经，指五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一说衡水县）人，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
《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天下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称：“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主要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还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据说当时诸儒观之，“服其精，”“亦称为允当。”因此，“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颖达死后3年)，朝廷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流传全国，在各级学校和民间发挥作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
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共223卷。
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目前的最佳版本。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从中选出好的注本，进行了统一整理。
202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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