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在晚清史上声名显赫,他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
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
当时,人称翁为“人参状元”,
这是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原来,翁同龢当年之所以能在殿试中一举夺魁,得中咸丰六年的状元,
除了靠真才实学外,其随身携带的两支人参也功不可没。
在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叫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
他与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同榜进士,更为特殊的是,
翁同龢是那一榜的状元,而孙毓汶屈居其后,为第二名:榜眼。
孙毓汶的家世十分显赫,
其祖父孙玉庭为清朝的大学士,父亲孙瑞珍为尚书,兄长孙毓淮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状元。
翁同龢的家世,与孙毓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
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授了翰林院编修,曾任安徽巡抚;
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时称翁家“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
青年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极有才华,均为时人所称道。
咸丰六年的殿试竞争状元者,其实就是翁同龢与孙毓汶两人,这两人都志在必得。
孙家欲使孙毓汶独占鳌头,能与孙毓淮成为“兄弟状元”,留下一段佳话,
只怕状元给翁家抢去了,因此便心生一计,故且称之为“缺乏睡眠计”。
当时,凡赴试者离殿廷较远的,在殿试前夕,多寄宿在朝门附近。
翁、孙两家都是显宦,又是世交。
孙府在皇城附近,而翁家距离较远。
殿试前夕,孙家特邀翁同龢在府中住宿。
晚饭后,孙父孙瑞珍即嘱咐儿子孙毓汶早些睡觉,以便翌日有充沛精神参加殿试,
自己则以长辈身分对翁同龢殷勤款待,频频劝酒。
席散之后,孙瑞珍又邀翁同龢到他的书斋里,把殿试的规则不厌其详地一一指点,直到深夜,才让翁同龢回房休息。
此时,孙毓汶早就酣然入梦,甚是养精蓄锐。
翁同龢刚上床,孙瑞珍又暗中派人在翁的住房四周大放爆竹,一直放到天亮,使翁不能稍息片刻。
翌日进入试场,翁同龢觉得全身无力,昏昏欲睡,心想这回殿试绝无夺魁的希望。
正在无奈之际,忽然想起身上带来两支人参,遂马上放入口中咀嚼,
然后顿时觉得精神十足,执笔直书,无一败笔。
幸得两支人参救急提神,终使翁高中状元,于是人皆称翁同龢为“人参状元”。
人参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保健珍品,
它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大补元气,补肾助阳,生津止渴,补脾益肺,益心复脉,益智健脑等。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故有不少由人参组成的方剂在治疗上能发挥卓越的效果,如独参汤、参附汤、生脉散等等。
翁同龢与孙毓汶后来都做了很大的官,交情也很密切,但这件事彼此都未再提起。
战国时的佛教造像
2000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漆木器,是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楚国的实证。
第一个实证是一件髹漆的木雕半人半鸟像,题名为“羽人凤鸟”。
“羽人”的造型,上身为人体,下身为鸟肢,腹部由人向鸟过渡。
上身的局部有鸟的特征,下身的局部有人的特征。
人作昂首挺胸状,曲肘合掌。头顶圆平,头发后掠如盔。
头顶正中有清晰的断痕,当初可能戴有冠饰之类,可惜无法复原了。
此像面部为宽额圆脸,雕刻精细,眼球微凸,鼻梁隆起,耳廓呈钩状,口部为鸟喙。
上体裸露,肌肉丰满,腹部内收。臀部浑圆,臀后有扁而长的凤尾。
下肢粗壮,雕有羽纹。足部为鸟爪,立在一只凤鸟的头顶上。
凤鸟下部有尖而长的榫头,当初大概是插在某种器座上的。
出土时,肩部一断残,双臂已脱落,而两手分开了。
但看得出两个掌心毛糙无漆,本来应该是合掌的。
估计在此墓早期被盗时,因双臂受压而双手裂开了。
此像通体髹漆,黑色为底,用红、褐、蓝诸色彩绘,下肢和鸟尾都有彩绘的羽纹。凤鸟也通体髹漆,并有彩绘的羽纹。
这个半人半鸟像,暂称为“羽人”,实为佛教的妙音鸟造像。
“妙音鸟”是汉译,或称“好声鸟”。
其梵名为“迦棱频伽”,“迦棱”意为“美妙”,“频伽”意为“声音”。
相传,此鸟出自雪山,善鸣,声音和雅,听者无厌。
另一说,它在破壳而出之前已能鸣啭自如。当佛教在印度初流行时,就有妙音鸟了。
中国迄今已有若干妙音鸟造像出土,其中年代最早的就是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这一只。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佛教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
那么,战国中期佛教造像传入楚国,说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有上溯数百年的空白可以商榷。
在湖北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
第二个实证是一件髹漆的木雕“莲花豆”,也是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楚国的实证。
此木雕的全称应为“凤鸟践蛇莲花豆”,由蛇座、凤柄、莲盘三个部分以榫卯连接而成。
豆,是盛食物的盘子。
它与佛教造型有关的部分,是莲形的盘子。这个盘子是仿照佛陀造像的莲座雕成的。
经过研究,这个莲盘的造型,竟与佛陀造像的莲座无异。
第一,花蕊的超大和全平与莲座无异;
第二,花瓣的形状与莲座无异;
第三,花瓣的数目与莲座无异。
据佛教传说,佛陀的母亲从右肋生下了佛陀。
佛陀降生伊始,就向东西南北各走了七步,步步生出莲花,
因此,佛陀莲座的花瓣数目是有规定的,常规是七的双倍或四倍。
双倍即十四瓣。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莲花豆的莲瓣,不多不少,正好是十四瓣。
《琵琶行》是唐代青楼文学最高杰作
在唐代青楼文学诗作中,成就最高的,还是《琵琶行》。
诗前引文说: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船中夜弹琵琶者。
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
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这首诗的内容可分三个层次,由江边邂逅弹琵琶妓女到曲终收拨,四野岑寂为第一层。
主要描摹乐声的疾徐高下、低昂舛节。
用“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花间莺语”、“流泉幽咽”、“银屏乍破”、“铁骑刀枪”、“裂帛”等可以兼而诉诸视、听二官的通感以状声象,暗示出弹者指法的夭矫变化之妙。
这种对乐声的无微不至的刻画和细腻真挚的情感体验使诗句本身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
第二层写琵琶妓自叙身世: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这已不啻是一部妓女生涯的荣枯史,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
《全唐诗》中像这样生动凝练地概括妓女一生始末的篇章仅此而已。
短短的一百五十四个字,把这位名妓昔日的光华荣耀与今夕的凄凉落寞渲染得淋漓尽致。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与“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对照鲜明,笔力遒劲。转承之间,了无痕迹,不言同情而同情自在其中。
单单这两层内容,命意已自不俗,但诗歌最深沉的情绪蕴含,还不在此,而在最后一层,
在这一层里,诗人把自己的迁客孤独之感同这位琵琶妓女的抚今追昔之痛联繫起来,互相生髮,冶为一炉,
并从而提炼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哲理。
多少年来,数不清的逐臣孤子、薄命红颜就是在人类这种伟大同情心的感悟中,得到慰藉,汲取勉励,
进而重新鼓起生命之舟的风帆。
也正是由于诗中所展示的妓女坎坷命运的典型性和诗人自己的迁谪之感的普遍性,
才使《琵琶行》产生了超越那些泛泛的“咏妓”、“观妓”诗的意境,获得了永恆的魅力。
曾侯乙墓编钟杂谈
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挖掘于1978年。
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
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
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gu,音轨)和编钟、编盘为主的礼乐器,
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分,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
出土文物很多,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
其中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编钟是古代的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
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该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面木架垂直相交组成。
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
6个铜铸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托住整个编钟,形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有246个。
该编钟共65件,分为8组:
上层3组为钮钟,19件;
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
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
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
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
曾侯乙墓的编钟音域宽广,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音色十分优美。
每个钟可以敲出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且互不干扰,亦可同时敲击产生和声。
全套编钟可以发出低音、中音和高音三种声音,并可以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
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
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
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
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
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一事。
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挂位置、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乐体系。
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
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经专家研究,这套钟在使用时,共需5人:
3人双手执小棒,负责中、上层钟;
2人各持撞钟木棒,负责下层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