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球比赛“一边倒”的特殊性及解决办法 （一）一边倒是多数球类比赛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其表现是双方一对一招，只是因为技术高低的差别，出招的效果不同，优势倒向一方，而另一方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技术因素形成的“一边倒”是正常现象，无需去评论其存在的优劣利害，它不是“病”，无需治疗，也无法治疗。谁能保证比赛双方的技术水平一定旗鼓相当呢。即使双方都是经过资格赛选拔出来的球队，还有临场发挥好坏之分，所以，只有任其存在，这是没办法的事。（二） 门球比赛的一边倒现象的特殊性。门球比赛“一边倒”现象，从成因上分有两种：一种是其他球类运动共有的技术因素形成的；另一种是独特的、其他任何体育项目都不存在的“非技术性”因素造成的（因为是规则的原因，我们且称其为“政策性”因素）。这种一边倒现象，是门球比赛一边倒的主体，其表现也和技术因素形成“一边倒”截然不同。技术性因素的一边倒的形成，是双方一对一招，因出招质量高低，使局势逐渐“倒”向优势一方；而政策性“一边倒”则是以一方连续多次出招，而另一方没有还招的权力（界外球没有任何权利）为特点，而不再是出招、还招质量的高低、效益大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超人的技术，也没有用武之地，只有当观众。 （三）“政策性”一边倒，对比赛的负面影响极大，涉及面广且深远，严重阻碍门球运动的发展与提高。首先是观赏性差，比赛经常出现这种政策性“一边倒”、一方打另一方看的局面，这样的比赛，谁愿意看呢。观赏性差就没有观众，而观众的多少，是比赛能否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先决条件，迄今为止单纯赞助门球比赛的商家（涉门球企业除外），有“回头客”吗，多（都）是一次性的吧，为什么，我们不该从门球运动自身找找原因吗；第二，双方都不敢轻易主动进攻，一门留球数量过多、时间过久，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在某俱乐部举办的精英赛决赛中，一场比赛打了24个轮次，比赛的前25分钟，场地内只有1号一个球，其余9个球，一律反复放弃进一门，这叫比赛吗，这样的规则值得我们这样“崇敬”吗。随着场地平整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击球命中率大增，为了不被“消灭”，出现了留球进一步增加的趋势，网上有报道说，1号球前三轮不进一门的“新战术”已经形成，并屡屡得手创佳绩。第三，经常出现时间尚有五六分钟被清场，就举手投降的令人难堪的局面出现，因为全队都没有击球机会了，不投降则只能当观众。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好的，让比赛“很没面子”，也让组织者很难堪，但根源在规则，“罚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四，由于双方几乎是全场“争”的重点是“势”，而不是得分，在这种运行机制下，必然导致技术不能完全主导比赛胜负，使战术和偶然性对胜负的贡献率，占比超过技术，（其他球类比赛战术、偶然性也起作用，但占比小得多），使比赛“黑马”多，常胜将军少。同时，这也是门球技术长期在低位徘徊，不能提高和战术复杂深奥，民众看不懂、门球难以普及的深层次原因。(四) “非技术性”一边倒现象的文化渊源。“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笔者作为“草野”门球人，深感作为门球比赛之“政”的现行规则严重有失。“政失”之处，不是表现在某个版本的某些条款，而是深深隐藏在其灵魂——设计理念之中。如不对规则进行深入的剖析，只看字面上的条款，是很难发现的。这种“没有条款的规定”，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明确红白球的关系，二是双方轮换上场活动，而时间却是三方（双方及裁判员）共用的运行机制。其中，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经常出现大量的界外球，这就是政策性一边倒产生的根源。那么，规则中为什么没有限制产生大量界外球的规定呢。这就要探寻现行门球规则产生的文化渊源。门球运动的特点是多球制，且分成对立的红白两组。明确界定红白球的关系，即撞击对方球后怎么处置，应该是规则非常重要的内容。可是，规则中没有相关条款予以规范，却只规定了界外球没有得分和撞击他球的权利。这是疏忽吗，不是。这是设计者骨子里的战争理念使然。大家知道，现在的门球规则，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日本，是铃木和伸等几个二战退伍老兵，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改造槌球运动而成。他们满脑子侵略意识，根本不懂体育，他们熟悉的是二战战场,而不是体育竞技场。当时，他们是在既有对战争初期胜利喜悦的回顾，又有对战败后的懊恼和成为“不正常国家”的不甘心的极为复杂的心态指导下，模拟二战战场设计的“战争游戏办法”。他们希望用这项运动，来教育日本的孩子，使日本从战败后的黑暗时代挽回光明的希望（后文部省发文，要求中小学体育必须开设门球课）。使用日本规则的门球比赛，就是整个二战战场的缩影：大到场地设置、球队构成、运作方式，小到裁判员的手势，都能和二战时期的战场挂上钩。槌球原是6个门，改为3个门，因为二战时期，军队设防都是三道防线；槌球没有终柱，增设了终柱，这是旗杆，代表敌方大本营；冲破敌一、二、三道防线（进了一、二、三门），再冲进敌大本营（撞柱），功劳大，记双份；平分多柱、三门、二门者胜，也来源于此，五个球就是五支部队，打进敌大本营的部队，当然比只突破第三道防线的功劳大；打住对方球，就是俘获了“敌军”，怎么处置，还用得着规定吗？这就是规则没有界定红白球关系、放纵大量界外球产生的原因。战争中打死多少敌人，当然是越多越好，没有限制的必要。时间三方共有、共用的设计，则是符合侵略者（强者）掠夺对方资源用于打击对方的需要。然而，这种把对方“消灭”、很长时段没有对手、掠夺对方比赛时间为己所用的作法（政策），在体育竞赛中，却是不允许存在的。 规则允许界外球进场压边自保，等待再次复活的规定，是一个特例，和二战战场上日军的作法不同。门球和中国象棋都是模拟战争设计的游戏办法，中国象棋的规则规定，一方的棋子被对方吃掉，这一局这个棋子就不能再次上场了。为什么门球规则规定，被对方打出界外已经“死”掉的球，可以进场压边自保，再次复活呢。这是规则设计者当时思想的体现，和日本右翼思想相契合，他们不承认二战的彻底失败，不愿意永远做为不正常的国家。而是想暂屈人下，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伺机反扑，卷土重来。70年后的今天，日本人期盼的情况，由于美国战略的转变，果真出现了。 （五）规“定将对方球打出界外为犯规行为”，是解决政策性“一边倒”问题的唯一途径。我国门球规则虽经多次修改，但走了很多弯路甚至回头路。不是只改其皮毛，就是紧跟所谓“国际”，要不就是紧紧围绕“如何执行好”现规则中，“不可能执行好”的规定打转转。直至近次修规，仍未能触及其灵魂——战争设计理念这一要害处，致使由它造成的界外球过多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过去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试图消减、弱化它所带来的的负面影响。如曾经上了规则的“限三”、“限双”、定点再进一门等。未上规则，但见诸报刊的如设立界外球“复活圈”（从界外击进入圈内，就有续击权）、 界外球突然变性成界内球，（每场一方限一次或两次）、后半场“界外球全部变界内球（出界后放回界内）”等。这些“改革”措施，目的是增加界内球数量，降低界外球过多造成的不利影响，提高观赏性，增加玩者的兴趣，应该说初衷是好的。但是，就像医生看病，确诊是对的，但病因没找准，治疗方法是不对症的。本来是制度（规则）的问题，却总是从技术层面（执行者）找原因，（因为多数球类比赛一边倒是技术因素，因此，极易错误地相互比对，造成“误诊”）。这些措施，近似车祸轧死了人，埋怨车轮子，乎格冤案被错杀，定行刑者的罪，故意把行船捅个窟窿，然后再想办法往外淘水。我们认真思考一下，界外球过多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本方失误（技术因素）出界才占多大比例，绝大部分不都是（政策因素）被对方打出去的吗？有机会得分却不得，而反复留球为什么，还不是怕“死”吗。实践证明挂上“免死牌”，就没有一个还故意留球的傻子了，还用得着“限三”（三次不进一门，取消该球比赛资格）吗。“限双”真的减少了一边倒吗？得分不封顶真的加剧了一边倒吗？都没有。这都是凭主观想象提出的。再说，造打双杆、撞柱球再进一门，远射、擦边，这些都属于技术范畴，即便是它们真的减少了或者加剧了“一边倒”，正如前边讲过的，那也都是正常的，不必也不可能进行干预的。所以，以上这些措，施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再说比赛中途“投降”，大老远的来参赛，谁愿意半路“投降”呢，是“投降”的名声好听，还是有什么利益呢，都不是吧。多数是在剩余时间内，不仅是取胜无望，而是已经没有本方起杆的机会了，实际是没有击球权了，全队已集体沦为观众了，再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的意义呢，所以“投降”是被迫的。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对的，（多数是）只考虑了自己的感受，缺乏全局观念，规则设立相关条款予以规范无可厚非。但仅仅以“违体”责罚投降者了事，而不考虑解决其产生的原因，从规则制定的角度看，则是不全面的。是规则“违规”（违背体育竞赛规律），按照战争理念创造出这种比赛运行机制，逼他们“投降”的。除极少数有以“投降”干扰他队胜负的目的外，多数不是体育道德问题，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宁可“投降”也不当观众。而规则的制定者，为了保护规则的“面子”，让比赛“像样”，就强迫运动员老老实实当观众，否则，就得接受“违体”的重责，这是不是有失公允。践证明，如果规则增加“不得将对方球打出界外，否则为犯规”的条款，包括平时玩球，都基本杜绝了“投降”现象。而按现规则平时玩球，80%以上的场次，都是半路投降的。这种新玩法，我们试验了已经几千场了，试验证明这样的规定，是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且能使比赛实现技术主导胜负的正常运行机制，是门球发展的正确方向。紧跟日本门，我国球运动不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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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9 1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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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9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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