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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历史上的涞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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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历史上的涞涿县
前几天我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涿县县城沦为日伪统治。此时，县境以平汉铁路为界，东西两侧各与毗邻县组成抗日民主联合县。
路东先后称“涿固新容”县，“涿固新”县，“新涿”县，“涿良宛”县；
路西则称“房涞涿”县，“涞涿”县。
因抗战需要，从属关系时有改变。”
昨晚，读到老班长郑桂元写的一篇文章，我把他在文中涉及涞涿县历史的予以采集，作为“札记”留存：
“父亲（郑君）抗战时期的1939年协助王巍老师（朴一禹 朝鲜人，抗战前到涞涿边境东古丘等小学当教员，中共党员，党的七大代表，回国后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到中南海送抗美援朝求援信的“朴特使”）创建“涞涿县”，住在沈家庵。在虎过庄组建了涞涿第一支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日队伍——“挺进军涞涿支队”，入八路军挺进军序列，父亲是第一任政委，第二任是长征老红军、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后任以“涞涿支队”为主与三十三大队一部，组建的“涞涿子弟兵团”——平西老七团政委的开国少将李致远。但到了1941年8月13日，日军对平西区根据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扫荡，平西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由原来的1100多个村庄锐减到30多个村庄，不得已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为“房涞涿县”，由于涞涿县一部分地区成为敌占区和大部分地区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是山区，县政府在房山地盘的深山老林中的偏僻山村，是仅存的根据地，所以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为主，父亲就任“房涞涿”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还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只能隐名埋姓的领导房涞涿平原地区的敌后武装斗争，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为了符合国共统一战线的要求，白区和战区的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按照中央“三勤三化”的原则，对外只能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那时政府人员全部退到邵淑珍阿姨的丈夫、时任《挺进报》战地记者的刘德明家，那里更是深山僻壤，是今涿鹿县大河南村的泥海子村，这里原属于涞水县，1962年划归张家口地区的涿鹿。特别是到了1944年10月，本来进入大反攻阶段，胜利在望，日伪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加之主要领导指挥不当，不懂敌占区游击区和敌人斗智斗勇的策略，使得陈琳、陈辉、尹景芬等数名涞涿老抗战骨干，壮烈牺牲，有的叛逃离队，有的叛变投敌，抗日队伍遭到重创。
涞涿或房涞涿，抗战期间就换了九任书记，十一任县长，任职最短的不到两个月，三分之一或激战或被叛徒出卖或被地方土匪武装袭击战死。目前很多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他们可能连当时涿州分两个县都不清楚，且不是一个省。路东涿县是敌占区，即白区，路西涿县即涞涿县或房涞涿县是根据地、游击区即红区，而且49年9月以前不是一个地区，也不属于一个省。路东涿县是冀中十分区，一部分属于十四分区，是河北省，48年12月解放；路西涞涿县属于十一分区，平西地区，有三年属于易水地区，属于察哈尔省，47年12月解放。
那时的书记县长公开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也可能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还可能就是种地的农民，就是吃着自家的饭，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着抗日杀敌的事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下党”。没有现在一把手二把手的座次之分，只是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各自做好自己范围的工作。比如“新涿”县长杨铁，公开职业就是一个卖豆腐的，称农民县长，1943年7月13日被王凤岗伪军大队包围，战死在新涿边界的兀术营。还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涿县县长林彤，当年的公开职务就是教员，后任北京市高检院长、政协副主席，都是提着头闹革命搞抗战。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涞涿1300多位先烈，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数先烈用鲜血浇灌的胜利之花，永开不败，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着涿州人民奋勇前进。”
“就是我们涿县，北京解放前期，还组织了近百人的反对和平解放的赴京请愿团。基于这种情况，（1949年3月）五大书记进京赶考，不得不在涿县分两个地方分乘三辆火车进京。可见当时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郑桂元2024.8.31）
据我研究所知：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党中央乘坐汽车离开西柏坡进京，当晚住唐县；24日晚住涿县；25日凌晨，从涿县乘坐火车进京。为了安全，在三个地方的火车头同时启动（高碑店、涿县、永乐），这是党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集体乘坐火车。涿州火车站是一处大有文章可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