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松（人大国发院高级研究员）演讲精编：

今天的题目是“老龄政策基层落地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在老龄方面的实践已经远远走在理论前面，因此在老龄问题上，没有专家，只有学生。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规格地、密集地就老龄工作推出很多政策。比如，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出台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居家社区机构的协调发展等。

怎么看待老龄化社会？

老龄问题与大家息息相关，所有人都应该去了解。政策要解决落地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解决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才会受益。

可以看到，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

老龄工作这几年取得的成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财政投入增加、社会关注度提高，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完善，老人出门上车、逛公园都不花钱了。但是，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来说，跟过去比，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对于未来来讲，任重道远。

老龄化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从参与主体来看，老年人不肯花钱，不敢花钱，不肯开门。老年人容易受骗，子女有心无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一床难求、护工难找等现象频出。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充分不平衡。

从产业角度来看，养老服务非常特别，既是商品，又有社会属性，很多维权行为、服务都要通过第三方，政府、街乡社区来实现。

举个例子，一瓶水有买方卖方，按市场经济行为就可以交易。但养老服务离开了社区居委会，老年人的门可能都敲不开。

在不同的状态下，消费者行为、提供服务的供应方行为、监督、维权机制、价格的形成方式，以及双方的谈判砝码完全不一样。

比如，独居老人家半失能需要照顾服务，子女每个星期回去一次是一个状态；一个月回去一次是一个状态；在美国回不去是一个状态；没有子女又是一个状态。在没有社会化的维权机制的情况下，服务商的行为就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最后一种状态，出现虐老的概率就很高。养老服务远远超越了一般商品的属性，需要有一些制度性安排。

在这些现象后面，需要去重构理论研究。比如，养老服务价格怎么定？补贴怎么补？它的成本构成究竟是什么？

完全商品化的产品是一种定价模型，地铁、公交等公共服务是一种定价模型，学前幼儿园是一种模型。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既有商品性又具社会性的产品，如果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恐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蛮难的。

同样的，养老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养老方式说到根本是一种生活方式，跟社会治理紧密相联，解决养老问题，要思考老龄社会治理的问题。

从社区老龄工作者角度来看，责权不对等，事多事杂，人少钱少，基层抗风险能力特别差。

比如，只要街道社区组织活动，老人就认为是免费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就找社区，社区抗风险能力很差。工作很多年非常敬业、勤恳，但是一旦出现意外事件，就非常难。

同样的，为什么我们居家养老发育不起来？机构不敢上门、害怕上门。

为什么？

一百件事都弄得挺好，突然照顾老人洗澡发生了意外，责任谁来承担？责任赔偿怎么界定？可能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因为一件事，这个企业就毁了。这些都需要社会治理机制去完善、解决。

这些现象背后最深层次问题和原因是什么？

第一，从量变到质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人，重新认识老龄化社会。坦率讲，我是不了解老人的。

第二，从政策到实践。需要真正以老年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这点蛮难的，因为你对这个产品和服务的特性都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需求点和出发点？

举个例子，我们委托某统计部门去调查社区老年人的需求，我一看第一项是电话调查的结果，我就琢磨，我每天出门就给老人说了，电话有来电显示，你儿子你儿媳妇的就接，其他都是诈骗、不要接，这电话调查怎么回事，能拿到真实数据吗？老人拿着电话，根本没在想要回答你的问题，一直在反应怎么挂断你的电话。

同样的，老人填问卷的时候跟你说，不行，我回去跟儿子商量商量，明天给你吧。瞎，准瞎。因为，家属和孩子想的多，比如收入填出去是不是少?别人家怎么填？怎么给你这点钱花，我们虐待你了？这事全来了。

后来我们开始采用集中、漫谈式的方法，把医科大学学生请过来给他量血压、搞咨询，聊着聊着老人把心里话全告诉你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我们真的不了解老人。

第三，从事业到产业。需要进一步明晰关系。很多发达国家65岁以上叫老年人，中国是60岁以上。现在从北京市的平均寿命来看，女同志已经超过80岁。

人口老龄化扑面而来，而对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我们又了解多少？我们真的需要理念、思维上有全新的改变。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上海是1979年，北京是1990年。

我们突然发现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面临的现象。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人们长寿了；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不愿意生育了。

中国人不愿意生育了，我认为主要是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现在的现象是，年轻人没有时间生孩子，他更愿意去旅游，或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发挥个性。

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更年轻。

怎么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世界？

有的国家通过移民来解决移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同时移民也带来一系列文化冲突。

2019年，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人口变化的三大基本特征，全球人口缓慢增加、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迁移。

中国的特殊之处是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叠加。西方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后，出现了老龄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保障制度积淀。而中国恰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时间轴上人口老龄化加速，空间轴上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因此，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养老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房屋、土地使用制度，居住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等内容。

我们要对全民进行老龄国情教育。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客观事实，这个世界不可能再年轻。

我们心平气和把人口老龄化当成一个现象去面对，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比问题多。人口老龄化对全世界各种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进一步的发展，其产生的影响是普遍的、深远的、持久的。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公共政策一定要心存敬畏。

举个例子，老人经常跟我反映，说现在打不着车，出租车司机好的在你面前降一下速度，差的看见你加油跑。而且随着看病、挂号电子化，老人很被动。

但司机则普遍反映，中国老人打车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急事，一种是看病。

从司机的心理来看：我敢拉他吗？我就是一开出租的，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万一在我车上有点啥事，谁负责。

这就是公共政策的两面性。

养老服务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一定要协调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求得最大公约数。这些都需要理论进一步突破、创新。

中国老年人口多、资源匮乏，使得中国不可能采取像北欧等国家那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福利型方式。中国的基本国情，预计到2050年有约5亿老人，所以还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养老服务一定是分层、分级、分类的，各得其所。这也是养老产品和服务特殊之处，所以要保基本、促普惠、放市场、活社会。

我现在强调的是，从量变到质变。根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约为35%，甚至40%，现在上海户籍人口60岁以上已经超过35%了，北京是25%。什么时候会质变？我还是比较担忧的，我认为“十四五”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一部老年学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我们逐步进入老龄社会，进入中度老龄社会、重度老龄社会，而这个老龄社会会一直持续。人口老龄化根本原因，是科技进步导致寿命延长和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要把科技进步作为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

我总的想法是，怎么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做一点有利于社会的事，但是前提是大家一定要健康长寿。所谓希望大家一定好好活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生活。（编辑/古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