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按照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评价标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是赤裸裸的抢劫行径，毫无正义可言。

   出身广东潮汕，在中国香港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背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凭借政商关系在大陆低价拿地、长期囤地、低买高卖，从而实现暴富的李嘉诚，此词对特朗普政府毫不犹豫的下跪行为，无疑是对祖国的背叛。有人拿爱国华侨陈嘉庚为共产党筹集钱款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爱国商人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时期顶着英国封锁为中国运送物资，与李嘉诚背叛祖国的行为进行对比，从道德上谴责李嘉诚，这是远远不够的。别忘了十年之前，舆论是怎么吹捧李嘉诚，把李嘉诚树立为成功学典范的……。

   从李嘉诚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商人，我的国籍是加拿大，我公司大部分的资产，以及整个商业帝国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早已转移到其他地方。卖这个港口，不是我作为商人的权利吗？只要符合法定程序，你凭什么阻止我卖呢？”而且，这些港口本身并不赚钱，所以从商业逻辑来看，出售这些资产是合理的。交易完成后，隔天长和的股票大涨，涨幅接近22%。

　那么，它还有什么力量、办法，对中国实施“遏制”呢？那就要看中国的薄弱环节和美国的优势环节。中国的薄弱环节，通常也一定是美国的优势环节。

   分析起来，就是货币、金融领域。为什么说这个领域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和美国的优势环节呢？

一是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理论，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尤其是货币发行权和流通控制是怎么回事，仍然执行于新自由主义的、抛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的理论和政策。

二是在舆论上，中国主流媒体、自媒体，充斥着抛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的声音，还在有人鼓吹货币“锚”论，还在贬低、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还在把美元当作世界货币，甚至还有“畅通国际国内金融资本流动渠道”“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80周年”“鼓吹中国优质企业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外债”“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等叫嚣。

三是在力量上，这个问题更大。体现在：其一中国国有大型主权银行，居然有美国金融大鳄的股份，而且，人家是有发言和决策权的。其二诸如贝莱德、先锋领航、高盛、摩根、道富、黑石、瑞银、桥水等美国金融大鳄、皮包公司、金融骗子，在中国从事着各种存贷、支付、结算、投资货币业务和基金、信托、理财、保险、再保险、股票、证券、虚拟货币、房地产等骗子业务，侵占了中国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其三是混合所有制之后，这些金融大鳄、皮包公司、金融骗子并购了中国许多重要银行、互联网企业、工业企业的股份。其四是这些所谓金融大鳄，在中国还扶植了很多买办投资机构，还在进行投资、并购、开发。其五，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表面上是民族企业，而其本质是买办性的，关键时刻，极可能背叛中国人民，比如以前的联想等，还有就是现在的长江和记，它居然还运营着浙江舟山港等重要港口基础设施。至于运营中国自来水、盐业等的外资企业，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是在政策、制度上，中国还在坚持所谓“央行制度”，货币权力和权利，并不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中国还在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各种银行、货币、金融、贸易政策。我们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之内，还在使用SWIFT体系进行对外贸易的结算、支付业务。

五是更加严重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财政、货币、贸易领域培养的学生、当前和未来货币金融领域的主导者，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不承认货币主权、金融主权、市场主权、经济主权的，是坚决反对主权观念、主权理论的，让这些人树立主权意识，基本上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面临重新建立货币、金融、经济、贸易理论人才、组织人才，充实中国反抗美国霸权的货币金融贸易体系的骨干力量的重大任务。

   以上情况决定了，尽管近年中国工业、科技发展强劲、成就巨大、潜力巨大，但是，在货币、金融、贸易、市场领域，我们的主权力量很弱、买办势力很强，这就决定着，我们在工业、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可能被货币、金融、贸易、市场领域完全出卖！现实中，我们就面临这种情况。

　这次李氏长江和记“突发”向贝莱备“转让”其对43家港口的运营权，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与中国买办企业相互勾结，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实现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掌握定价权，侵蚀中国工业科技成果，重新掌握全世界经济体系，企图巩固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

　 毫无疑问，在政治、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工业、农业、科技、军工、贸易、战略态势等方面，美国霸权对中国均不占上风，甚至处于极大的劣势！整体上，美国霸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均处于劣势，均无法与中国抗争！

　唯独，在货币金融领域，美国还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这个优势，也并不体现在美国本土有多么强大的金融力量上，而是体现在美国金融霸权对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上！理论控制、政策控制、思想控制、意识控制、舆论控制、规则控制、布局控制、组织控制、银行体系控制、从业人员控制、交易渠道控制……让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政策、规则、舆论、组织、银行体系、人才队伍、交易渠道等，买办性很强！表面上遵守法律、规章制度，是维护中国利益的，本质上，却是充当了美国霸权的打手，出卖、破坏、损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基本上仍然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知道中国根本利益是如何丢失的，不知道美元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尤其是不知道美元霸权在建立的过程中，中国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不知道如何打破美元霸权！不知道在打破美元霸权的斗争中，中国如何从货币金融领域发挥作用。

　这几年，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彻底改观，仍然是任重道远、任务艰巨。鉴于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这种买办化实际，那么，在政治、军事、外交、舆论、工业、科技、军工、贸易等领域屡战屡败之下，垂死挣扎、困兽犹斗的美元霸权，当然、也必然更加依重发挥其在货币金融领域的优势，对中国发起进攻。

　这次李氏向贝莱德“出售”港口，其实完全是美国霸权发挥货币金融领域优势、运用货币金融手段，实现全世界港口控制权的转移，进而威胁中国的海外贸易通道。美国霸权，能不能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实现这种港口控制权的转移？不行！根本实现不了，或者大费周折、夜长梦多。

　这种通过金融手段实现港口控制权转移，需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美国霸权必须控制相关的货币金融，有能力并购这些港口。这次选中的是金融皮包公司贝莱德；二是必须有中国买办势力的配合，以便于心甘情愿地“出售”这些港口。上次毁掉中国芯片和操作系统，选中的是柳氏，这次选中的是李氏与长江和记；三是必须有一个霸权性质或者买办性质的结算、支付、交割体系，完成这笔交易。SWIFT体系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四是这个买办势力必须避开中国政府，阻止中国政府干涉这种“出售”行为。李氏“突发”出售港口，完全避开了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监管；五是必须有大量的买办政治势力配合。香港大财阀刘梦熊、曾经著名今天已经名誉扫地的著名学者朗咸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表示了支持；六是必须有大量的买办舆论给予配合。在中国舆论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强调李氏这是“在商言商”的论调。

   首先，笔者希望对此次交易做一个最简单的定性：或许，李嘉诚家族低估了此事在中国方面会引起的回响。但是，此次交易，并非单纯“在商言商”思路下，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选择，而是李嘉诚家族在中美博弈环境下做出的，带有一定“站队”意味的政治选择。开始分析前，我们需要对事件的时间线，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事件源于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去年12月25日，当时还是候任总统的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Social）平台中“祝愿”——“所有人圣诞快乐，包括中国的优秀士兵们，他们充满爱心但非法地运营着巴拿马运河”。今年1月7日，特朗普再次声称，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回”巴拿马运河。

   最初，特朗普这一系列暴论，并没有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毕竟，特朗普的暴论不止涵盖巴拿马，还包括吞并加拿大、格陵兰以至入侵墨西哥等一系列的暴论，而且大多数人不认为特朗普真的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破坏美国赖以维持全球霸权的国际“信誉”。

   在此次交易前，我国外交部对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回应口径，一直是“中方没有参与运河的管理运营，从不插手运河事务，一贯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事情迅速发生变化。2月初，在美国胁迫下，巴拿马当局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对此中方表示深表遗憾。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在交易发生前，巴拿马政府曾派出审计小组，进驻和记港口所属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展开调查。

[1]根据彭博社2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面对美国政府施压，巴拿马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取消長和经营运河附近港口的合同。

[2]交易于3月4日达成后，长江和记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表示，这项交易是“迅速”、“低调”而又具竞争性的过程下进行的成果，并强调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与近期关于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新闻完全无关”。

[3]“香港01”报道指出，与贝莱德的交易谈判在数周内完成，各方通过视像会议、电话方式谈判，且李嘉诚本人及长子李澤鉅均有参与谈判。

[4]3月4日特朗普对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讲说，“我的政府将收复(reclaiming)巴拿马运河，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就在今天，一家大型美国公司宣布，他们在购买巴拿马运河周围的两个港口和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许多其他东西以及其他几条运河”。

[5]必须强调，长和集团这次出售的港口不仅包括其在巴拿马的两个港口，还包括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地经营的港口——根据长和集团2023年年报，它合计拥有24个国家53个港口293个泊位的权益，其中欧洲、亚洲、澳洲及其他地区的泊位合共197个，其余96个泊位分别来自“和记港口信托”（主营中国内地、澳门和香港业务）和其他中国内地及香港业务。同时，2023年度，长和港口业务产生408亿5100万港元的收益，其中80%的收益来源于其欧洲、亚洲、澳洲和其他区域的业务。

[6]也就是说，长和集团出售了所有的海外港口业务。更重要的是，根据长和集团2024年业绩公告，长和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的附属公司、合资公司和联营公司，在中国内地、澳门和香港以外，除了分布荷兰、波兰、英国、瑞典、西班牙、韩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本次的话题焦点巴拿马运河以外，更包括埃及、墨西哥、阿联酋、泰国、新加坡、沙特、巴基斯坦、印尼、阿曼、越南、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亚非拉国家，以及澳洲、新西兰两个掌握中国大量原材料供应的大洋洲国家。

[7]毋容置疑，此次交易将显著影响中国在海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和主要原料产地的贸易利益——只要看一眼长江和记自己公布的“和记港口全球网络”地图，就能明白此次交易涉及了多少“一带一路”的关键贸易路线。梁振英3月18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评论，“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举世皆然。

[8]美国商人只能做、只会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不能做任何违反美国利益的事，美国政府只会扶持美国商人，不会扶持外国商人，这就是美国商人和美国的必然关系，其他国家，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同理。中国，也同理。”这段话不仅是对商人的道德要求，更表明了我国政府与商人（包括香港商人在内）关系的实质——我国有关部门与商人不仅存在畅通的沟通渠道，更能够为商人提供实质性的政治支持。

　当我们回顾长和一方对此次交易“迅速”、“低调”的描述，就这一体量的交易而言极短（仅仅数周）的谈判时间，极不严肃的谈判方式（仅以视像会议和电话方式谈判，谈判期间双方高层甚至可能并非直接会面），再看我国有关部门极其强烈的反应，便很容易明白：长和一方在此次交易中，不仅没有知会我方有关部门，更以刻意保密和压缩谈判时间的方式，意图回避我方有关部门的正式和非正式监管。 

　问题是，李嘉诚缘何做出如此抉择？提到香港商人，李嘉诚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在香港，他被称为“超人”。

　李嘉诚的发迹史，相信各位读者都耳熟能详。1928年，李嘉诚于广东潮安出生，11岁时因日寇侵华，举家搬迁到香港，并先后在香港的制造业企业担任推销员和总经理。1950年，李嘉诚以5万港元创办长江塑胶厂，其后开展塑胶花生产，成为著名的“塑胶花大王”。六十年代中期，香港前后爆发银行危机和社会动荡，地产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李嘉诚趁机吸纳大量廉价地皮和物业，开始大规模经营房地产开发的业务。1971年，李嘉诚创办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1月挂牌上市。此时，李嘉诚已经是香港著名的地产商人。

[9]不过，上述的所有“发迹史”都并不是他生平的重点，更重要的是他与港英政府和英资财团的关系。1974年，长江实业向华人置业购入华人行，并与汇丰银行合作重建华人行，作为集团总部的所在地。1977年，香港地铁公司宣布就中环站和金钟站（香港的市中心）上盖发展权招标，长江实业提出了“上盖物业完工时间与地铁通车时间配合”的发展方案，成功击败老牌英资财团置地集团，获得了两站上盖的发展权，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并获得了进行下一步商业行动的资本。

[10]真正让李嘉诚成为“超人”的，是他在1970年末到1980年初，对香港英资公司的一系列收购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行动，是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的行动。和记国际是香港最著名的洋行之一，在其全盛时期，旗下的附属和联营公司达到360家，经营业务涵盖地产、财务、保险、酒店、船坞、船务等等。1970年代中叶，香港历经股市崩溃及中东石油危机，经济发生巨大波动，和记国际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1975年，由于汇丰银行收紧信贷，和记国际在印尼的一个工程项目出现周转不灵的危机，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的收购，由汇丰注资1.5亿元收购其33.65%的股权，成为其大股东。其后，汇丰对和记国际进行了管理制度改革和重组，并在1977年将其与附属公司黄埔船坞合并，成立和记黄埔。1979年，和记黄埔扭亏为盈。根据香港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质业务，债权银行可以接管陷入财政危机的企业，但必须在其经营走出正轨时，出售予原产权拥有者或其他投资者。当年，李嘉诚秘密与汇丰银行接触商讨收购和黄，汇丰答复称“只要条件适合，长实的建议会为汇丰有意在适当时候有秩序出售和黄提供机会”。

[11]李嘉诚和汇丰的洽谈，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老牌英资洋行怡和集团、太古集团以及与汇丰有密切业务联系的船运大亨包玉刚，都有意收购和黄，但汇丰并没有与其进行洽谈，也没有就出售和黄事宜招标。

[12]这种秘密谈判的做法，与今天长和出售海外港口业务的做法如出一辙。9月25日，李嘉诚与汇丰就收购和黄达成协议，总价仅约6.39亿港元，并且只需要立刻支付总价的20%（大约1.2亿港元），其余部分可采取延迟支付的办法，为期最多达到两年。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和黄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直斥“李氏此举等于用2,400美金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为何汇丰银行选择了李嘉诚？韦理直言“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促使上海汇丰银行决定不将和记股权转让予其他人士控制的公司”，“银行方面是乐意见到该公司由华籍人士控制”。有银行家更认为，“汇丰估计今后10年内李嘉诚是全港最重要的人物，胜利者当然是首选”。

[13]在1979年，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又到底是什么？当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时任港英总督麦理浩，后者提出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以解决新界地契“九七大限”的问题，但是这一建议为邓小平明确拒绝。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

[14]1981年，李嘉诚获得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衔。汇丰选择了李嘉诚，李嘉诚自然投桃报李——他的一位得力干将曾说，“李嘉诚对汇丰银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业事务都通过汇丰银行来进行”。

[15]1985年，李嘉诚以29.05亿港元价格收购香港电灯有限公司（简称“港灯”，是香港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名下34.6%的股权。收购完成的当年，李嘉诚出任汇丰银行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

[16]1986年，李嘉诚将一座一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纯金复制品，送给汇丰银行主席沈弼（M.G.R. Sanberg），作为退休的告别礼。

[17]印象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资本家的一系列胜利，往往被视为香港华人资本面对英国资本的胜利，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到爱国商人（港英眼中的“亲中”商人）身上，便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著名爱国港商霍英东。可以看到，汇丰给李嘉诚的条件，是多么的优惠。此后，香港地产市场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出于对港英政府“封杀”的顾虑，即便霍英东是当时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但他仍在1967年后改变了投资策略，逐步淡出香港地产市场，“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霍英东发展信德中心，仍要找何鸿燊、李嘉诚等人合伙，便是为了减少来自港英当局的政治风险。霍英东还曾进入货柜码头行业，曾投得葵涌货柜码头一号码头的经营权。然而，港英政府要求他保证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继续经营。无理要求之下，霍英东只好放弃码头的经营权。

[18]李嘉诚的胜利史与霍英东的失败史，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能找到对应关系。 这不仅是李嘉诚和其家族在当前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所有香港人，以至所有与这个“国际种姓体系”有关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回避的时代之问。李嘉诚，一个曾经被无数人吹捧的“商业奇才”，却在关键时刻露出了资本家的本性。他不仅控制地产，榨取民生血汗，还在事关国家命脉的关键产业上做出惊人之举——将涉及国家安全的港口，转手卖给了外国资本集团香港布莱德犹太财团！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公然背刺国家，毫无道义可言！

   毛主席在世，能容忍这样的卖国行径吗？毛主席的时代，国家经济的命脉掌握在人民手里，重要产业绝不允许资本家染指，更不会让他们随意转手给外国势力。可看看今天的李嘉诚，他不仅垄断民生资源，趁机抬高房价、电费、水费，压榨人民血汗，更在关键时刻，把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港口，拱手让给外资！港口是什么？是国家经济的咽喉，是国防安全的重要屏障，任何一个有骨气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的港口落入外资之手！李嘉诚此举，毫无疑问是在出卖国家利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行径！

　李嘉诚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血汗之上。房价高企，让年轻人一辈子沦为房奴；水电费用节节攀升，让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要精打细算；李嘉诚的存在，是资本吃人的活生生例证。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更加怀念毛主席的时代——那个资本不敢横行、卖国贼不敢现形的时代。 

   是李嘉诚变了吗？并不是！李嘉诚的做法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本性，在两大巨头之间选边站队，只要对自家有利；而陈嘉庚、霍英东的做法损害了私人利益，是背离了资产阶级本性的。对为一个阶级而言，陈嘉庚、霍英东只是个例，而李嘉诚才是普遍的存在！对于人民群众而言，认清李嘉诚现象的本质，远比从道德对李嘉诚进行无效谴责更有意义。这一桩桩一件件均印证了资本家为了一己之私不会顾及所谓的“祖国与民族的利益”。人们或许可以举出多位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支援抗日的爱国事迹，但也改变不了上海滩的资本家纷纷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实。李嘉诚家族自2010年代起逐步减持内地资产，转而大规模投资英国、欧盟及北美市场。你可以嘲笑李嘉诚投美就好比1949年加入国民党，但对于资本家而言，“风水轮流转”。  

   李嘉诚就是这么选择的。对于劳动人民而言，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终结“资本无国界，人民有枷锁”的悖论。

   【延伸阅读】  港口交易陷舆论漩涡

   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近期陷入一场牵动多方神经的商业博弈，长和集团拟向贝莱德出售港口资产的交易持续发酵之际，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高调访华，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呈现微妙变化，使得这场价值百亿的商业交易蒙上浓重政治经济博弈色彩。

  3月26日彭博社披露，长和集团与贝莱德就全球港口资产的交易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双方正就税务架构、法律合规等细节进行最终磋商，预计4月2日前完成签约。这项涉及全球28个集装箱码头的交易若达成，将重塑全球航运版图。然而这场纯粹商业行为在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弹。港媒持续以"卖港"指控施压，《南华早报》曝出长和曾试图通过公关公司操控舆论，雇佣写手以第三方名义在专栏为其辩护。更耐人寻味的是，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罕见发声，强调"香港核心资产应服务本地经济发展"，被外界解读为对交易的隐性警告。最终，没有永恒不变的秩序。以此兴，以此亡；昨日超人，明日黄瓜。

  李氏商业帝国的国际底色

深入分析长和集团的商业版图，或可理解其决策逻辑，这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跨国企业，海外营收占比高达88%，其能源、基建、电信等核心业务分布在52个国家。李嘉诚家族成员均已入籍加拿大，这种"去本土化"特征使其在战略决策时更侧重全球利益平衡。

  北京释放微妙政策信号

正当交易胶着之际，李氏家族二公子李泽楷3月下旬现身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却未获任何官方互动机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副总理何立峰同期会见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这位"华尔街之王"公开表态："黑石将追加在华投资，尤其看好新质生产力领域。"资本市场立即捕捉到信号差异：与李氏交易关联方贝莱德系出同源的黑石（贝莱德前身为黑石债券部门），选择在敏感时刻向北京示好。分析人士指出，这反映出美国资本正在调整在华策略——从传统基建转向科技创新赛道，而长和却仍在逆势抛售"过时资产"。

  博弈终局尚待观察

  尽管交易在法律层面持续推进，但多方角力已影响市场预期，长和系股票近两周累计下跌4.3%，跑输恒指2.8个百分点。瑞士信贷分析师马克·韦伯认为："最终成交价可能被迫下调10-15%，以补偿潜在政策风险。"

  这场博弈的本质，是全球化退潮背景下，跨国资本与国家战略的深度碰撞，当商业理性遭遇地缘政治，即便精明如李嘉诚，亦难完全掌控棋局走向。黑石的选择或许指明新方向——在新时代的中国市场，只有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才能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