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哥世代居住成都府。1964年,东哥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必须响应“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盆周山区的一个彝汉杂居的小县,成为了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1972年,大批成都知青返城,东哥还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只有前去“送行”的资格。东哥的父亲乃一老实本分的小学教师。反右时,上级号令各单位按比例抓右派。学校于暑假集中学习,“打退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猖狂进攻”。在集中地,吃第一顿中午饭时,书记将已内定的七个“右派”编在第一桌。东哥父亲散会后小解,因患前列腺炎,速度慢些,其它桌次已满,只好将就坐在了第一桌。这一坐,竟改变了人生。书记正愁那最后一名指标无法落实,东哥父亲自己入瓮,也就怪不得自己良心。 1975年,有单位来招下井挖煤工。公社推荐了东哥。东哥扫一眼被推荐的几个同类,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革命”子女占多数,东哥自觉家庭要比他们“革命”些,志得意满,觉得没人来和他争了,卖了几件还能卖钱的家檐动具,准备启程时,又泡汤。原因是东哥的父亲是右派,下放到农场,农场却没有他“猖狂向党进攻”的具体材料,属“挂起来”,未作结论的对象。这“挂起来”,比“反革命”厉害,“反革命”分“历史的”和“现行的”,是落得到实处的名分。这“挂起来”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可能是不很“反动”的“内部控制使用”对象,也可能是台湾特务,是定时炸弹,国军到时反攻大陆的武装内应。没有政治结论的人物,只能在空中飘来飘去,你不是“鬼”,你是“幽灵”。这样人的子女,有哪个招工单位愿去“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东哥只有再等等了。 |